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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杉|“可夺乾嘉大师之席”:记佛学家张建木“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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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木(1917—1989)是深研汉语音韵训诂、通晓梵藏双语的佛学家和语言学家,尤以探究唐代玄奘(600或602—664)所译经论与翻译藏语辞典和史籍知名,主要论著在身后辑为《张建木文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由于他是从语文考据之学进入佛学的,所以身上没有那种从哲学进入佛学者经常会带有的虚骄之气。至于他所看重的同行兼友人王森(1912—1991),虽出身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却不染此习气,算是极少数的例外。

张建木的本名是张克强,早年曾号伯偲(见下文),后来又号建木。由于正式发表文章时多署名张建木,知道他本名的人反而不多。关于他的生平,据笔者有限的所知,只见过中国佛教协会给他写的《悼词》(1990年1月10日,未刊),《光明日报》刊发的《张克强研究员逝世》(《光明日报》1990年2月8日第2版),释纯一(1964年生)的《著名佛教学者张克强居士在北京逝世》(《法音》1990年第3期[1990年3月15日],41页;从内容看应是根据《悼词》编成),他的学生、西藏学家王尧(1928—2015)写的《读史早疑今日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序〈张建木文选〉》(1995年1月11日写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正题取自陈寅恪[1890—1969]诗《戊寅春晚蒙自楼居作》,《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寅恪先生诗存”[单独编页],13页)等文。但是,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某些材料却多有自相矛盾、不尽不实之处,实有根据第一手材料重加辨析的必要。

《悼词》在记述他参加编写《新华字典》(新华辞书社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0月原版,1953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从事国际佛学交流和翻译《格西曲札藏文辞典(附汉文注解)》(原著者格西曲吉札巴,翻译者法尊、张克强等,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三方面的贡献时,连续用了三个“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在张建木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很少有人知道”的(但却是“值得有人知道”的)又岂止是这三个方面而已。笔者想进一步通过刊布新发现的史料,同时对旧有史料尝试重新做出辨析,使大家尽可能了解更多的有关张建木“很少有人知道”的一些事。

北大本科还是辅仁本科?

在无法接触到档案材料的情况下,《悼词》应是现存最权威的有关张建木生平的史料。根据《悼词》,张建木于1917年5月6日生于河北省的武清县(今属天津),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张建木文选》王尧序作“后入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文史研究所研修”),受教于陈垣(1880—1971)、沈兼士(1887—1947)、余嘉锡(1884—1956)诸耆宿,植根极厚,在文史哲各科,造诣极深(王序作“受教于陈垣、沈兼士、余嘉锡、魏建功诸宿耆,植根极深”)。这种叙述初看似无毛病,但细审之下却会立即发现存在一些问题。


图一

第一,张建木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全称文学院国文学系),应是指本科,这一点没有问题,只是《悼词》等都没有提到他毕业的具体时间。张先生的女儿张念芸老师在多年前曾将与张先生有关的一些照片发给笔者,记得其中就有某件毕业证书的照片,可惜在撰写本文时未能找出以作参考,但是笔者记得应该就是辅仁的本科毕业证书。不过无妨,因为在《辅仁大学1940年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辑:《辅仁大学年刊》影印本,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毕业生”部分就刊有张建木的本科毕业照(图一)和题辞(图二上;影印本,337页),可见他是在1940年从辅仁国文系本科毕业并获得文学士学位的。


图二

题辞借用他人之语,内容十分有趣,不仅让我们看到他早年在学术上的抱负,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有关他进大学之前活动的信息:

张克强字伯得,河北武清人,七岁入小学有神童之目。十二岁来燕都,次年入中学,二十至秦中,谒文武成康陵。是年入大学,治声韵训诂。左右采获,可夺乾嘉大师之席。然异日当不徒以小学鸣,盖君才大思深,人类〔开?〕辟以来,未有其匹。孔子释迦,气象近之,余子愚弗知矣。(孙达德述)

张氏后来果然“不徒以小学鸣”,选择了与自己“气象近之”的释迦之学。

在《1940年刊》的“通讯录”部分还录有:“(姓名)张克强(别号)伯偲(年龄)廿四(籍贯)河北武清(系别)国文(通讯处)本市白庙胡同五号。”(影印本,392页)另外,《辅仁大学毕业同学录》(民国32年[1943]5月16日返校节纪念)在记录张建木的别号时亦写作“伯偲”(22页;陈明:《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柏乐天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的任教经历》,王邦维、[法]金丝燕主编:《跨文化对话》第5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7月第1版,133页,已引这条材料)。据此,题辞中的“伯得”应为“伯偲”之误。

另据《民国三十年度私立辅仁大学一览》(辅仁大学印书局印,1941年,177页),上引《辅仁大学毕业同学录》(22页)和《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第一届(民国十九年度)起 第十八届(民国三十六年度)止》(民国37年[1948]6月出版,35页),张建木是辅仁大学文学院国文学系民国二十八年度(1939—1940)第十届毕业生,是在1940年6月毕业的,(毕业)年龄二十四岁,籍贯河北武清,住址西单白庙胡同五号,与《1940年刊》所记相同。在《1940年刊》的国文系毕业班师生合影(影印本,347页)中,站在沈兼士(文学院院长,前排右数第五人)和余嘉锡(国文系主任,前排右数第六人)的身后露出一个头的就是张建木(图二下)。顺便提一句,辅仁大学校友会在1985年10月编印的《辅仁大学校友通讯录》中没有收进张建木。

第二,关于张建木在辅仁的本科毕业论文,《悼词》未提。《文选》王尧序(第2页)提到一篇《诗经“曷”字正义》,但只说是辅仁时的毕业论文,没有明确说是本科的还是研究所的。在张撰《文字改革答客问》(撰写时间和有无发表均不详)中,提到“八、九年前我曾解释过毛诗的曷字,在辅仁大学语文学会作过一次讲演”(《张建木文选》,227页),没说是不是毕业论文。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辅仁大学1940年刊》在“本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一栏中,于“文学院:国文系”下,明确列出“张克强 声训集”(影印本,387页)。另外,《辅仁学志》第9卷第1期(1940年6月)于“本校学术消息”中刊布的“本校毕业论文目录”里,排在文学院国文系第一篇的就是张克强的《声训集》(图三左)。可见其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应该是《声训集》。笔者怀疑收进《张建木文选》151至166页的未刊稿《声训学杂论》(据说约作于1940年,见下文),尤其是稿中前边《论声训之定义》《论声训之初见》《论声训与联想》《论治声训之旁助》这四节(151—159页),如果不是《声训集》的全部,至少是它的一部分。


图三

第三,陈明先生曾经提到张建木“曾在1936年至1937年就读北京大学”(《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133页),根据应在《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37年[1948]12月,227页),这本同学录还提到他就读的是中文系。另据民国25年(1936)8月14日《国立北京大学布告》(《北京大学周刊》第216号[1936年8月15日],收于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1912—1937]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585—587页),文学院录取的新生中有张建木。但在另一本与《历届同学录》同时期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37年[1948]12月)中,虽然也收有张建木,但却没有记录这个在北大就读的时间(78页)。由于《历届同学录》一书是将当时能够找到的同学录辑合编成,并函请各地同学会协助搜集材料,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因此,张建木曾在北大就读且有明确时间一事,似非著录之时失误或者偶然印刷错误所致。曾经就读北大一年这件事是《悼词》等都没有提到的。如果真的像这本《历届同学录》所记,张建木曾于1936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读本科,并且读到了1937年(亦即读完了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1937]这一整个的学年),那么他为何又离开了北大呢?从情理上推测,原因大概只能是在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日军占据北平,张建木像很多北平学生一样未选择随校南下,但又不愿意入读日伪接管的北大或其他北平高校,于是选择借读或转学到作为教会大学的辅仁,并在继续读完三个学年(1937—1938,1938—1939,1939—1940)后于1940年6月从辅仁本科毕业。

第四,张建木是否曾在北大或辅仁的研究所深造过?查阅北大的校史材料和近人的专门研究著作(陈少卿:《追寻现代学术之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历史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第1版),均未发现有任何他曾就读北大研究所(文科研究所)的记录。但是,在油印本《私立辅仁大学男生名册(三十年度)》(刊印时间不详)中,辅仁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一年级生中录有“(姓名)张克强(年龄)二五(籍贯)河北武清(家长)张文波(关系)父子(职业)教〔育〕(住址)西四北太常寺胡同五号(学生思想)纯正(品行)良好(曾加入党派团体)无(保证人)廉小湖(关系)友(职业)教〔育〕(住址)翊教寺一号”(210页;这份材料十分重要,它甚至让我们知道了张建木父亲的名字及其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可见从辅仁本科毕业(1940年6月)后,张建木并未直接考取该校的文科研究所,成为民国二十九年度(1940—1941)的学生(原因见下文),而是在毕业后的第二年才进入研究所,成为民国三十年度(1941—1942)辅仁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一年级生。在文科研究所,张建木是属于史学部,而非国文部,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将他列入1940年入读研究所的学生名单(871页),恐不准确。

第五,上面已经说过,张建木的辅仁本科毕业论文是《声训集》,不是关于《诗经》“曷”字的论文。不过后者当然也是有的,因为曾在辅仁的语文学会(成立于1939年10月)上读过,题目正是王尧说的《毛诗曷字正义》(《辅仁学志》第10卷第1、第2合期[1941年12月],“本校学术消息”一栏中的“语文学会近况”;图三右)。前边引述过的《文字改革答客问》的“八九年前我曾解释过毛诗的曷字,在辅仁大学语文学会作过一次讲演”,说的正是这件事。此外,在《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第三辑(编辑者辅仁大学语文学会,北平:辅仁大学,1942年9月,14页)中,还刊有一篇他写的《古代四声问题》(图四左。陈明:《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133页,已有引用)。此文仅有一页,应该只是一篇提纲。和同样作为学生辈的李维棻发表的《宋椠说文系传跋》(18页)一样,张文标题的字号比该辑中老师辈所发文章标题的字号要小一些,而且标题在该辑的目录上没有出现。在《辅仁大学毕业同学录》中,对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历史部)1940年(第一届)、1941年(第二届)、1942年(不记届)和1943年(不记届)的毕业生都有记录(21、26、42、55页),但在其中没有发现张建木的名字。在1942年到1944年的三本《辅仁大学年刊》中,也没有于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毕业生名单里发现张建木的名字。所以,无法确定他最后有没有毕业。在辅仁本科和研究所接受的文史训练,使张建木在20多年后写《祥金室杂俎(一)》(《现代佛学》1964年2期[1964年4月10日],30—33页)批评梁启超(1873—1929)的《大乘起信论考证》“所举证据每牵强脆弱,不足以服人”时,会很有底气地说“梁氏于序文及前论中高谈治学方法,愚也不才,不足与言学,幸获师承,侧闻考据之义。以旧日朴学家之尺度衡量,该书‘从文献上考察’一章全部不能成立”(30页)。


图四

民国时期的工作单位

《悼词》说张建木“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但是王尧却指出他曾经“在抗战期间前往后方重庆执教”(《张建木文选》王序,第2页)。从张撰《文字改革答客问》里提到“后来到了后方看见丁声树先生的文章,觉得我的稿子(引者按:指《毛诗曷字正义》)大可覆瓿了”(《张建木文选》,227页)来看,王尧的说法是对的。只是张建木为何离开北平,何时去的后方,以及在后方的什么地方(王尧提到重庆)的什么机构执教均不详。我有些怀疑他去后方与沈兼士在1942年12月逃离北平前往重庆一事可能有些关系。张建木提到的丁声树(1909—1989)的文章,应该是指《论〈诗经〉中的“何”“曷”“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1942年10月初版,349—370页)一文。关于丁文最初的发表时间,后来多引作“《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948年”(比如《丁声树文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4月第1版,131页;下卷,《丁声树先生生平年表》,786页)。这应该是因为只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48年4月出版的《史语所集刊》第十本的合订本(将此前在四川于1942年到1943年之间陆续出版的当时已很罕见的第十本的第一分、第二分、第三分和第四分上的多数文章合为一册再版),未能参考1942年10月单独出版的《集刊》第十本第二分的初版所致。试想一下,如果丁文发表于1948年,当时已无所谓“后方”,张文所说“后来到了后方看见丁声树先生的文章”这句岂不就落空了。所以,张建木在“后方”所见丁文,应该就是发表在1942年10月初版的《史语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上的本子。

从《悼词》和《文选》王序中,我们知道张建木在民国时期曾经任教于北平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雍和宫汉藏学院等处。在中国大学于1941年6月15日所编《一九四一中大年刊》(记录了民国三十九年度,也就是1940年至1941年这个学年的教职员和毕业生的情况)的教职员通讯录第5页“政经系”下,记录有“(姓名)张克强(别号)伯偲(籍贯)河北武清(职别)普通国文讲师(住址)北太常寺五号”(陈明:《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133页,已有引用)。由此可见,在他从辅仁本科毕业后,曾在中国大学当了一个学年(1940—1941)的普通国文讲师。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他在1941年到1942年才成为辅仁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一年级生。

至于任教雍和宫汉藏学院一事,是王尧在《文选》序里特别提到的。该院可能是指北京雍和宫自1942年11月成立的雍和宫汉藏佛学院(多一“佛”字),后改名北京汉藏佛学院,于1943年9月29日重新开学,地点仍在雍和宫(《北京汉藏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佛学月刊》第3卷第5、6期合刊[1943年11月30日],30页)。该院曾于1943年重刻对于研究清代汉藏佛教史来说极为重要的《法轮课诵》一书(高山杉:《和于道泉有关的一批晒蓝本》,《中国文化》2025年秋季号[第62期],169—170页)。至于张建木于民国何时任教于该院,现在尚不清楚。

北平光复之后,在三时学会的佛学(主要是玄奘一系的法相唯识之学)听讲者中也能看到张建木的身影。董绍明(董一是,1916—1996)在《三时学会简介》中记述北平光复之后的讲经活动时说:“辅仁大学张克强来学会听讲,自后学习研究奘师新译经论……”(《佛教文化》1991年第3期[1991年12月],82页)在三时学会的听讲大概是他研究玄奘一系经论著述的开始。

张建木从何时开始在北大教书,教了多少年,未见明确记录。按理说时间上限应该是北平光复(1945年8月)之后。但在北大复员后的第一个学年(1946—1947,民国三十五年度),未能找到他的任教记录。不过在第二个学年(1947—1948,民国三十六年度),已经可以在北大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的教员中看到他的名字:“(职别)讲员(姓名)张克强(别号)建木(性别)男(年龄)三一(籍贯)河北武清(住址)西城北太常寺五号(电话)二、四五一七。”(《国立北京大学三十六年度教职员录》,民国37年[1948]5月编印,48页)大概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别号已从伯偲改为建木。同时在国文系任教的还有王利器(字藏用,1912—1998),职别是讲师(上书同页),比张略高。他们二人后来还有来往(见下文)。

在前边提到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一书编印时(1948年12月),以及另一本《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于同时编印时,均记录张建木正在担任北大中文系的讲员,住址为西城北太常寺五号(《同学录》,227页;《校友录》,78页)。这显示出张建木在1948年到1949年这个学年(民国三十七年度)应该仍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而且职别未变。据老友周运提示,张建木的辅仁校友、1940年代末期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的喻世长(1916—1995)在其日记里曾经提到张对其时介绍引进的苏联语言学颇不以为然。此事见于喻世长日记1949年4月26日条:“缪先生讲苏联语言学的新路,我听得完全能够接受,可是没想到张克强之流竟大加非难。”(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321—322页)缪先生就是缪朗山(1910—1978),时任北大西语系教授,翌年以缪灵珠之名出版《苏联新语言学》(北京:天下图书公司,1950年6月华北初版)一书,第一章即题为《新语言学的路线》,内容想来距离喻氏日记中所提“苏联语言学的新路”不远。这条材料也能间接说明张建木在1948年到1949年这个学年(民国三十七年度)仍在北大教书,所以会接触到缪、喻等人。

从发表于《人民日报》1949年9月5日第2版的《北大教职员联名发表宣言 痛斥美帝白皮书》中的教授、讲师、助教和职员名单中有张建木,以及从宋云彬(1897—1979)日记1950年1月22日条提到北大、清华两校国文教师商谈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选目的出席者中有张建木(宋云彬著,海宁市档案馆、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175页)等来看,可知他在1949年到1950年这个学年仍在北大。另外,在一张1950年6月30日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全体师生的合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网站学人栏目罗常培网页:ing.cass.cn/xueren/xzjs/202110/t20211029_5370453_2.html[2026年10月23日读取]。照片另见马嘶:《一代宗师魏建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184页)中,也能看到张建木站在最后一排魏建功(1901—1980)、杨晦(1899—1983)和罗常培(1899—1958)三人的最右边(图四右,照片局部,后排站立者中未标姓名者就是张建木),可见他在新中国初期1949年到1950年这个学年确实还在北大教书。总而言之,从1947年到1950年,张建木应该至少在北大(具体说就是中国语文学系)教了三个学年。

国府种武的德语哲学藏书

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68期(2009年11月22日),笔者发表过一篇《康德学家郑昕的外文哲学藏书》,文中披露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昕(原名秉璧,别号汝珍,1905—1974)的一批藏书。这批藏书中有三本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们竟然都是张建木签赠给郑昕的。在此之前,学术界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交集。这三本书均为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家尤其是新康德派的德语著作,原属日本学者国府种武(Tanetake Kokubu, 1900—卒年不详)的旧藏,每一本书上都还留有国府写的题记和批注。

第一本是新康德派马堡学派的纳托尔普(Paul Natorp, 1854—1924)所著《社会教育学》的第6未更版(Sozialpädagogik.Theorie der Willenserziehung auf der Grundlage der Gemeinschaft, Sechste unveränderte Auflage, Stuttgart: Fr. Frommanns Verlag[H.Kurtz], 1925;图五左)。扉页上部有国府写的两行购书题记:“May 4th 1928/Tanetake Kokubu。”显示该书购于1928年5月4日。扉页中部右侧有张建木写的两行题赠:“秉璧教授赐存/后学张克强敬赠一九五〇.四。”正文前面的96页已经裁开,第97页至最后的第400页未裁。裁开的部分中,前面42页的天头和页边有用钢笔和铅笔写的德语与日语批注,其中德语的字体与国府的购书题记相同。


图五

第二本是新康德派西南学派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所著《太一、统一与一》的第2修订版(Das Eine, die Einheit und die Eins.Bemerkungen zur Logik des Zahlbegriffs, zweite, umgearbeitete Auflage,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Paul Siebeck], 1924;图五右)。扉页上部有国府写的两行购书题记,因有水渍只能勉强看出“February”(二月)和“Tanetake Kokubu”。书中正文(1—93页)均已裁开,有用钢笔所做的划线和德语与日语批注,其中德语的字体与国府的购书题记相同。尾页还有国府写的一行题记:“June, 29th 1929。”应该是表示在1929年6月29日读毕。扉页虽有水渍,但在灯下透视,还是可以看出中部右侧有张建木写的两行题赠:“秉璧教授惠存/后学张克强敬赠。”只是赠书的时间已经无法看清。

第三本是昂纳克(Martin Honecker, 1888—1941)著《对象逻辑和思想逻辑》的第2增补版(Gegenstandslogik und Denklogik.Vorschlag zu einer Neugestaltung der Logik, zweite, ergänzte Auflage, Berlin und Bonn: Ferd. Dümmlers Verlag, 1928)。扉页上部有国府写的两行购书题记:“May, 29th, 1929/Tanetake K。”显示该书购于1929年5月29日。扉页下部钤“国府□印”(第三字已漫漶不清),中部右侧有张建木写的两行题赠:“秉璧教授赐存/后学张克强敬赠一九五〇.四。”书中正文(1—95页)均已裁开,有用钢笔所做的划线和德日双语批注,其中德语的字体与国府的购书题记相同。尾页还有国府写的一行题记(有下加线):“June 16th 1929。”表示在1929年6月16日读毕。


图六

笔者后来获知,得到张建木赠书的北大哲学系教员不止郑昕一人,还有郑昕学生辈里的王太庆(1922—1999)。此事源自栾伟平女士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本新康德派马堡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所著的《纯粹认识的逻辑》(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 Berlin: Bruno Cassirer Verlag, 1922; 图六左),其扉页上部也有国府写的两行购书题记:“11. Jan. 1924./Tanetake Kokubu。”显示该书购于1924年1月(英语January或德语Januar)11日。扉页中部右侧有张建木写的两行题赠:“太庆道兄哂内/后学弟张克强敬赠一九五〇.四。”“哂内”即“哂纳”,“内”“纳”二字相通。扉页中部左侧还有王太庆写的“王太庆赠北大”。原来这书是张签赠给王,王又转赠给北大的。书中正文(1—612页)有用钢笔、铅笔和红笔所做的划线和德日双语批注,其中德语的字体与国府的购书题记相同。尾页还有国府写的一行题记:“July 30 1927。”表示在1927年7月30日读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二本无法确定外,其余三书张建木的签赠时间均为1950年4月,这个时候他还在北大教书,所以会和郑昕、王太庆产生关系。另外,王太庆曾经学过梵语,这可能也是他和张建木建立联系的原因之一。


图七

国府种武是日本诗人、学者国府种德(1873—1950;参看白河次郎、国府种德著,竞化书局译:《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六日)之子,其专业为日语教育,曾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华北地区从事日语教育及其推广,担任过北京兴亚高级中学校的校务长(图七:笔者购藏的国府种武盖章的北京横滨正金银行受取证)等职务,二战后任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国府种武之购读当时的德国哲学尤其是新康德派的著作,可能跟他早年随康德专家桑木严翼(1874—1946)学过德国哲学有关。张建木的老师魏建功等人在台湾光复(1945年10月25日)后赴台推行国语(1946年2月—1948年底),可以说正是对以国府为代表的陆台日语推广运动的一个反向的消弭运动,也难怪魏建功会在《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根据作者手稿排印,魏建功:《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第1版,327—335页)一文中节录国府种武的两段话当成他的“假想敌”(333—335页)。

2020年10月14日,周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调出一本和辻哲郎(1889—1960)著《日本古代文化》(东京:岩波书店,大正9年[1920]10月25日初版)的第5版(大正10年[1921]3月25日;索书号222.012/ワ40/2;登记号67404;条形码号3186834267)。扉页上部有国府的购书题记(图六右):“April. 1st 1927/Tanetake K。”显示该书购于1927年4月1日。全书仅少数几处有用铅笔划的圈(397、400、402页)。国府藏书在中国或者散到个人手中(张建木),或者进入公藏机构(图立北平图书馆),其间的过程很值得研究。张建木能得到他的藏书,我有些怀疑和沈兼士返平后负责接收日伪文化教育机关以及魏建功赴台推广国语这两个渠道直接有关。

《俱舍》梵本与《新华字典》

张建木于何时何地从谁开始学习梵语和藏语,目前缺少文字上的明确记录。笔者以前在《〈张建木文选〉失收的一篇文稿》(《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9日)中提到的“他的梵文最初是跟王森先生学的,藏文则是由于道泉编校译注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启蒙”,应是十几年前得自张夫人唐继实老师的口述。张建木在《祥金室杂俎(一)》一文中说过“一九四九年余尝作《梵文Va母古读考》一文”(33页),他肯定至少在1949年前的若干年中就开始学习梵语和藏语了,否则是不足以应对随后就要开始的与印度学者的合作研究的。

1949年秋,印度梵语学者柏乐天(Prahlad Pradhan, 1910—1982)携罗睺罗(Pandit Rāhula Sāṅkṛityāyana, 1893—1963)在西藏录写的梵语《阿毘达磨俱舍论》的影本至北京(其实他是随着原工作单位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从南京北上合并入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而到北京来的,参看陈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初创期的人事问题》,《中国文化》2021年秋季号[第54期],205页;乐恒:《20世纪50年代印籍专家在北京大学东语系的教学与研究——基于学科史与学术史的考察》,《亚太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版,202—205页;陈明:《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115—119页),想要找人合作研究。1950年冬,吴晓铃(1914—1995)劝张建木与柏乐天共读此论。张建木遂于“是年十二月,偕柏君启请法尊上师开示奘本(引者按:指唐玄奘的汉译本)大义。又共读此论于北海永安寺(引者按:永安寺当时是以翻译藏文佛典著称的北京菩提学会的所在地)。就梵本奘本,详加雠校,不弃锱铢。除奘本外,并涉及谛译(引者按:指陈真谛的汉译本)及藏文丹珠本,每夕所得无虑二三十则,视近世所流传之校本,其详略精粗,区以别矣”(印度柏乐天、中华张建木合撰:《俱舍论识小》,《现代佛学》第1卷第7期[1951年3月15日],24—26页,特别是1951年2月张建木所记《引言》;图八左)。在稍后发表于《翻译通报》的《论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中,他也讲到“我最近和我的印度朋友柏乐天教授(Prof. P. Pradhan)对勘梵文《俱舍论》,获得了以前想象不到的知识”(《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红五月特大号,1951年5月15日],55页)。


图八

柏、张二氏合撰的《俱舍论识小》后来作为卷首文章转载于台湾佛教学者张曼涛(1933—1981)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22第三辑二《俱舍论研究(上)——俱舍学专集之一》(台北市: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3月初版,第1—10页)。在《编辑旨趣》中,对为何将《识小》置于全书卷首有如下的特别说明:“本册中第一篇《俱舍论识小》,系由梵文新迻译而来,虽未能及其全译之完豹,但一叶知秋,仅此短短一卷,我们亦可预知今后研究俱舍之趋向,和进一步之发挥与完善了。我们将其列于第一篇,亦即意在冲激读者,欲其一读即可警醒,并了知我国过去译本若干之缺陷,及今后如何作深一层之探讨。”这种安排显示出编者具有一定的学术眼光。

在上述同一期的《翻译通报》上,还有柏乐天写的一篇《伟大的翻译家玄奘》,里面也提到法尊法师(1902—1980)和张建木:

我并不是想讨中国人的好,在这里说几句空话故意捧场,以上乃是我对勘梵汉经典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我对勘了“集论”和“俱舍论”之后,心悦诚服,不能自已的说出来的几句由衷的话。说到这里,我还要捎带的对两位中国人表示感谢,一位是法尊法师,他谆谆不倦的替我讲解汉译的“俱舍论”;一位是出版总署的张同志,他在百忙之中帮助我对勘梵汉本“俱舍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尤其难得的,出版总署的当局允许张君抽出一点时间帮助我研究。由此看来,中国新政府的干部确实进步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文化程度和文化头脑。(《翻译通报》第2卷第5期,63页)

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在进中国佛协之前,张建木曾在出版总署(全名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49年10月成立,1954年9月撤销)工作过。这是《悼词》和《文选》王尧序都没有明确提到的。其实,在出版总署工作和他当时正在参加由魏建功主持的《新华字典》的编写有关。早在1940年代后期,魏建功就同周祖谟(1914—1995)、吴晓铃、金克木(1912—2000)和张建木这四个北大中青年教师一起经过讨论形成了编写像《新华字典》一类辞书的计划并初步拟定出了体例,内容见于魏建功在1949年4月27日写的《编辑字典计划》(初刊于王均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二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297—305页;后收入《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397—403页)。张建木列名五位“基本商谈编辑的同人”(魏建功戏称为“伍记”)之一。但是,这个计划由于国内形势以及每人忙于自己的工作而未能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始得机会着手进行(周祖谟:《“伍记”与〈新华字典〉》,《辞书研究》1983年第4期[1983年7月],160—162、189页。金克木:《关于“伍记”》,《新民晚报》1995年4月29日;收入《金克木集》第六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5月北京第1版,507—508页)。

负责编刊《新华字典》的新华辞书社(社长是魏建功)就是出版总署编审局(局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1894—1988]兼任)的下设机构。辞书社于1950年8月成立并开始工作。当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0年12月1日成立后(社长是叶圣陶),辞书社并入该社并改称人教社辞书编辑室,但是对外仍称新华辞书社。通过魏建功的介绍,张建木于1950年8月2日到辞书社正式报到上班,月薪定为小米六百斤。张建木离开的上一个工作单位应该就是北大,这与上文推断的他在1949年到1950年这个学年仍在北大教书是符合的。在辞书社期间,除了完成编写《新华字典》的任务外,张建木还参与编刊了《常用字用法举例》(新华辞书社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月原版)。《新华字典》除了本文开始时已经提到的音序排列版之外,还有一个部首排列版(新华辞书社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8月第一版,1954年11月第一次印刷)。这两个版本的编刊,张建木都全程参加,而周祖谟、吴晓铃和金克木三人则没有参与。金克木在《关于“伍记”》中说的“五人实只一人:魏建功”容易引起误会,“伍记”最后实有魏、张二人留下。

1954年12月1日,辞书社被全部归入文化部出版局辖下的古籍出版社,张建木也随全体成员调去。1956年7月,辞书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至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任务(以上关于辞书社历史和张建木在社时期事迹的综述,均参考前人的研究,有代表性的如郭戈:《魏建功与新华辞书社——纪念新华辞书社建社70周年》,《中国教育科学》第3卷第4期[2020年7月],6—16、43页;金欣欣:《新华辞书社的成立经过与主要成就》,《衡水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23年4月],120—128页。郭文第9页刊有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人员在出版总署院内的合影一张,其中后排右数第二人即为张建木[图八右])。如此看来,《文选》王尧序(第2页)说张建木于1956年应赵朴初(1907—2000)之邀进中国佛教协会从事佛教研究似非无故,可能和当年7月辞书社的结束有关。张建木在调入辞书社(1950年8月2日)不久后的冬天(1950年12月),就开始和柏乐天一起共读梵本《俱舍论》。柏乐天所说“出版总署的张同志”“在百忙之中”等等,其所忙者正是《新华字典》。

佛灭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

来到佛协之后,张建木接到的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在1956年11月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佛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图九左:印度在大会前出版的《佛教2500年》[2500 Years of Buddhism, general editor Prof. P. V. Bapat, foreword by Sarvapalli Radhakrishnan,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4, 1956])。团中的学术界代表,除张建木外,还有冯友兰(1895—1990)、王森(1912—1991)等人。在《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上册(北京:中国佛教协会,2003年9月第1版)所收一张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1889—1964)与赵朴初等人的合影(105页;图九右上)中,可以很清楚地认出赵朴初身后的三人从右向左依次是王森、冯友兰(戴眼镜蓄须者)和张建木。在另一张拍摄代表团成员在新德里参加展览会和座谈会的照片中(图九右下),也可以从左向右认出冯友兰、赵朴初、张建木和王森四人。


图九

佛灭纪念大会于11月24日在新德里正式召开,会议期间连续四天举办题为“佛教对于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的座谈会,每天分别从艺术、文学、哲学和“佛教的福音”(亦译“佛陀的教导”)四个方面进行座谈。12月3日,各国代表再从新德里出发赴印度各处的佛教圣地瞻礼,11日到加尔各答,大会结束(赵朴初:《和平教义下的团结[出席尼泊尔第四届世界佛教徒大会和参加印度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报告]》,《现代佛学》1957年2月号[1957年2月13日],第9—14页)。冯友兰在有关佛教对于哲学的贡献的座谈会上做了题为《佛教中某些教义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的发言(冯友兰:《参加印度释迦牟尼逝世二千五百周年纪念的经过和发言》,《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1957年2月],115—116页。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第1版,152—155页)。

据薛光前(1910—1978)回忆,当时住在同一家旅馆(无忧饭店或译阿育王饭店)的陈源(陈西滢、陈通伯,1896—1970)曾在电梯里撞见过冯友兰:

有一天,旅馆里出现了很多生面孔的中国人……有一次,我和通伯先生乘电梯下降,降至二楼时,进来了二个身穿黑制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中国人。其中一人有一把大胡子,长垂及胸。因为帽子大,所以压住了眉毛,制服的双袖太长,所以显得上身很短。通伯先生一看此人非他,却是他早年很熟的老朋友冯友兰!通伯先生就招呼他:“芝生,芝生!”冯友兰非但没有回答,而且把头更低了下去(想起来,因为他有个同伴……)。等通伯先生用无锡官话,第二次叫他“芝生,怎么啦?”电梯早已着地,冯抢先而出。通伯先生连说两声:“可惜,可惜!”(薛光前:《回念陈通伯先生》,《传记文学》杂志第18卷第2期[1971年2月1日],17页。同文,复印收入朱传誉主编《陈源先生传记资料》,天一出版社,1979年11月,27页;此条材料为周运提供)。

所谓冯友兰的“同伴”,另一个“身穿黑制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中国人”,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像赵朴初、王森或者张建木这样的同行参会者而已。

新华社的新闻稿《赵朴初和张克强在新德里佛教座谈会上作了报告》报道了赵、张二人参加11月28日有关佛教对于文学的贡献的座谈会的情况:

【新华社新德里28日电】在为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而举行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座谈会的第二天,中国佛教代表团的两位团员、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赵朴初和张克强作了报告。

张克强在报告中谈到佛教学者把梵文语音学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对中国语音学所起的影响。

印度的苏尼提·库马尔·恰特吉博士在发言中说,中国和印度的文学是相互影响的。印度著名作家迦梨陀娑的著作受到了一些中国影响。在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影响。(《新华社新闻稿》第2366期[1956年11月29日,星期四],26页)

“苏尼提·库马尔·恰特吉博士”就是印度语言学家Suniti Kumar Chatterji(1890—1977)。张建木的这份报告题为《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先后刊于《中国语文》1956年11月号(1956年11月22日,23—25页;该号编者按语提到:“今年十一月印度举行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会,张建木先生应邀参加,这篇文章是张先生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之一……”)和《现代佛学》1957年2月号(20—24页;该号编者识语说道:“本文是为参加印度纪念佛灭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而作的。”)。《中国语文》的编者按语既然说“这篇文章是张先生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之一”,说明应该还有其他的论文。

据佛协的《悼词》,张建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还有《大乘起信论研究》。这篇文章未在国内外正式发表过,据说稿件已毁于“文革”中(承彦:《编后》[1995年6月2日],《张建木文选》,431页;有一种说法是,该文之被毁是因有人将其作为烧火取暖之用)。从题目上推测,该文可能和冯友兰的文章一样是提交给有关佛教对于哲学的贡献的座谈会的。在七年后发表的《祥金室杂俎(一)》(33页)中,张建木还提到过当时带去印度但不幸在途中遗失的文章《梵文V母古读考》(上文已经提到):

一九四九年余尝作《梵文Va母古读考》一文,证明梵〔文〕Va母古代曾读如ba(或类似之音值)。一九五六年冬赴印时,曾置此稿于行笥,欲以就正于彼邦绩学之士,不幸稿件于德里旅途中遗失。

值得一提的是,常任侠(1904—1996)的《麦积山的佛教艺术》(《现代佛学》1957年2月号,17—21页)一文应该是提交给有关佛教对于艺术的贡献的座谈会的。

捷克学者求购《格西曲札辞典》

从印度归来后,在法尊法师主持下,张建木参与完成了翻译出版《格西曲札藏文辞典(附汉文注解)》的工作。在此之前,他还在菩提学会参加过法尊法师等人主持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政府文件的藏译以及这些藏译本的集体讨论修改的工作(黄明信:《专忆》,《中国藏学》2016年第S2期,59—60页)。不论是出版者前言,还是汉藏语版权页,《辞典》的译者均署作“法尊、张克强等”,可见张建木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辞典》的初印本根据所用纸张的不同,分为道林纸精装本(黑色底白色字封面,印数2000册,每册定价12元)、白报纸精装本(朱红色底金色字封面,印数2000册,每册定价10元)和简装本(乳白色底朱色字封面,印数6000册,每册定价9元)三种。


图十

书一问世,就受到了国外学者重视。在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购得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档案中,有捷克西藏学家、汉藏语文学者施立策(Kamil Sedláček, 1926—2011)1958年4月10日寄自捷克的普罗斯捷约夫(Prostějov)求购此书的英语信一通(带封;图十左):

Prostějov, April 10, 1958.

Dear Professor:

Before paying your kind attention to further lines of my letter, I beg your pardon that I make bold to trouble you with such an affair,(引者按:此处之逗点似应作句点) But I shall be greatly indebted to you, if you are able to help me in the following matter:

I am Czech Scholar of Zang Language, and for 10 years I have been studying your beautiful native language and its literature.

Some time ago I was told by a friend of mine that a Zang-Han Dictionary, namely

格西曲札藏文辞典、(定价九元!)

was just published in Pekin. It would help me in my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Xizang Studies.

Unfortunately, to obtain it through our State Importers of Books from your esteemed country,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to reach me /about 8 months/.

Therefore, I beg to make my humble application to you, if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you to buy that Zang-Han Dictionary for me.

I sincerely hope, Dear Professor, I shall be able to help you in return some time, in some way or other.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in your mother-language, I remain, Dear Professor,

With kindest regards and deepest respect,

Your Humble Servant,

Kamil Sedláček

我的地址:

Kamil Sedláček, G.H.S.E.Sc.,

PROSTĚJOV,

Kostelecká 11.

Czechoslovakia—捷克.


图十一

由于信封(图十一)之上写的收信人是“梵语教授,清华大学,北京”(To Professo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Tsing-Hwa University, Pekin),而清华大学从来没有设立过这一专门教职,所以就把该信转给民院处理。档案中还有清华校长办公室就转信事致民院院长办公室的公函一通(写于清华大学简便公函之上;图十右),后面附以上述施立策原信一页以及蔡某的汉译稿(署名“蔡译”)两页(图十二):


图十二

民族学院院长办公室

我校接到一位研究西藏文物的捷克学者致我校教授的信,因我校无梵语教授,特将来函转请你院处理。

附件如文

校长办公室

1958年4月16日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室章)

普罗斯提尤夫,4, 10, 1958.

亲爱的教授:

在请您看我这封信的内容以前,我首先请您饶恕我这样莽撞的拜托您帮忙作这样的一件事。但我一定非常感激您,如果您能帮我解决下面的问题:

我是一个捷克的西藏语言学者,10年以来我就学习着您那民族(土语)的美丽的语言和文学。

不久以前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一本藏汉辞典,名“格西曲札藏文辞典”(定价九元)是刚在北京出版的。它会帮助我作更深入的藏语研究。

不幸地,如果通过我国的书籍进口机构来购买贵国的书时,就会花很长久的时间才能收到(约八个月左右)。

我殷切的希望,亲爱的教授,我将能在某一天能帮助您做一些事情。

盼望您以您本民族的语言(?)早日覆信,亲爱的教授。

此致最好意的问候及最深的敬意。

您卑微的仆人,

Kamil Sedláček.

(锡的拉锡克)

我的地址:

Kamil Sedláček, G.H.S.E.Sc.,

Prostějov,

Kostelecká II.(引者按:“II”在原信中作阿拉伯数字“11”)

Czechoslovakia—捷克

译稿中未译出原信中的这一句“Therefore, I beg to make my humble application to you, if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you to buy that Zang-Han Dictionary for me”。译稿后面还有蔡某写的一句话:“经与韩镜清先生联系,据称此书在新华书店有售。蔡1958.4.25.。”施立策在信中提到的定价九元本,就是《格西曲札藏文辞典》三种印本中最便宜的简装本。清华信尾还有刘荣焌(1910—1998)写于4月24日的批示:“请于道泉先生考虑如何处理。刘荣焌 24/4。”于道泉于同年5月26日写给民院谈处理意见的信,此前已被笔者披露于《和于道泉有关的一批晒蓝本》(《中国文化》2025年秋季号,178页)中。于信之上还有民院副院长贺致平(1912—1993)等人的批示。

鉴于《格西曲札藏文辞典》的重要性,日本的西藏佛教研究会曾将全书校订,改正错字,于1972年(昭和47年)6月25日出版题为《增订藏文辞典》的缩刷(A5版)增订版(该版《前言》误将《辞典》的初版月份12月写成了11月)。“文革”结束之后,民族出版社也将《辞典》改为缩印本重印多次。由于1995年8月北京第5次印本(印数32000—42000册)将署有“法尊、张克强等译”的汉文版权页删去,并且在书中“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一项里仅题“法尊等译”,致使张建木的家属以“侵犯张克强的署名权”的名义把民族出版社告上过法庭(根据《唐继实等诉民族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6]二中民初字第13030号》,参看何怀文:《中国著作权法:判例综述与规范解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307—308页)。笔者当年去张家访问张夫人唐继实老师时,还曾听老人和女儿女婿亲口讲过此事。

顺便介绍一句,施立策的代表作是两大本《藏语报纸读本》(Kamil Sedláček, Xizang Newspaper Reader, in two volumes, Leipzig: VEB Verlag Enzyklopädie, 1972)。第一本(Volume I)包含取材于藏语版《人民画报》的藏语报导原文的拉丁字转写和翻译,语法简注和用有头字书写的藏语原文(Written Texts in the Dbu-Čan Script)。第二本(Volume II)是藏英词汇。在全书前言(Preface)中,施立策感谢了中国学者金鹏(Jīn Péng,1909—1991)和昂旺顿珠(Ngag-Dbang Don-Grub, 生卒年不详)对他的启发和帮助。施立策的文章译成汉语者有《西夏虚字考源》(聂鸿音译,《西夏研究》2019年第3期[2019年8月15日],第3—10页)和《西夏唐古特人名义新考》(黄婷玉编译,《西夏研究》2020年第3期[2020年8月15日],72—75页)。

百科全书条目

1955年,锡兰(1972年5月22日改称斯里兰卡)佛教徒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学者参加。周恩来总理接受锡兰总理的请托,将撰写有关中国佛教部分条目的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处理。张建木全程参加了有关条目的稿件编译和审校工作(王丽心:《〈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始末——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初期的对外文化工程》,《佛学研究》2023年第1期[2023年7月31日],103—104、107页)。1982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所编《中国佛教》第二辑出版,书中收进张建木为《佛教百科全书》编写的《支遁》《阿底峡》《胆巴》《宗喀巴》一共四个中文条目(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27—28、245—250、259—260、268—273页)。《张建木文选》仅收前三个条目(138—150页)而未收《宗喀巴》一条,可能是因为该条只是根据张撰《宗喀巴大师传》(《现代佛学》1957年12月号[1957年12月13日],20—24页;《张建木文选》,20—31页)一文删节改写而成的罢。


图十三

1988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出版,书中收入张建木写的《噶当派》(与法尊法师合撰)《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支遁》《宗喀巴》(与沈剑慧合撰)共六个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126—127、291—292、324、523、570页)。笔者购藏有法尊原稿、张建木撮要的《迦当派》(共9页;“迦当”即“噶当”),以及张建木独撰的《迦举派》(共7页;“迦举”即“噶举”)和《萨迦派》(共5页)三文的稿本。《迦当派》的正文并非张字,也不是法尊法师的字,但是文中用拉丁字转写的藏文和用黑色钢笔所做的校改却都是张字。《迦举派》和《萨迦派》二文全为张建木手稿(图十三、图十四)。三稿俱为1980年代所写,因为所用稿纸都是1981年11月印制的。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发表的版本相比,三个稿本的内容要远为详细。


图十四

十七年时期发表的各种文章

十七年时期(1949—1966),张建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现代佛学》《翻译通报》《中国语文》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有关佛学、翻译学和语言学的文章,有的文章前面已经提到。这些文章多是批评性的,在批评中显出作者的眼光和学问,至今仍有一读的价值。《现代佛学》是中国佛教协会编辑出版的机关报,最初为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50年9月15日。从1960年第7期(1960年11月13日)改为双月刊,出到1964年第6期(1964年12月15日)终刊结束。《翻译通报》是出版总署翻译局管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出版于1950年7月1日。《中国语文》是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办,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月刊,创刊号是1952年7月号(1952年7月20日;前边没有1月号到6月号)。张建木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已收进《张建木文选》。但是,《文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未能详细注出这些文章的最早出处。

在《现代佛学》上发表的文章好查,因为该志已经有影印本(《现代佛学》,全十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影印本还有电子版。总的来说,发表在《现代佛学》上的文章,最重要的是《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1964年6月10日],44—46页),以及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俱舍论识小》和《祥金室杂俎(一)》(另有补白《张建木先生对于〈祥金室杂俎[一]〉的补正》,《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46页)这三篇。《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是继熊十力(1885—1968)《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哲学研究》丛刊”第五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9月第1版,97—103页)之后,对唐代经录和僧传中涉及那提三藏的史料的真实性的质疑。熊、张二文比林藜光(1902—1945)在《亚洲报》发表的只是用法语译注《续高僧传·那提传》和介绍那提所译诸经但是缺少辨析的论文(Lin Li-kouang, “Puṇyodaya[Na-t’i], un propagateur du tantrisme en Chine et au Cambodge à l’époque de Hiuan-tsang”, Journal asiatique, tome 227, Juillet-Septembre, 1935, pp.83—100;林藜光著,李雨璇译:《玄奘时期中国及柬埔寨的密教传播者——那提》,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305—317页)要高明许多。如果没有时代因素的干扰,张建木能再写出三十篇类似质量的作品(不论长短),那么他在佛学乃至整个学术史上的成就应该会更高,又岂止是“可夺乾嘉大师之席”而已。


图十五

法尊法师曾将藏语《毛主席颂——实语祈祷无坏常乐赞文》译为古典汉语,张建木再翻成语体文并加注释,三种文本同时刊于《现代佛学》1954年9月号(1954年9月15日,1—3页),是古典文学和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这篇译文很少有人注意到和张建木有关(图十五上)。据说张建木还负责过《现代佛学》上的文章的英语标题和英语提要的编写工作。景行重译的苏联彻尔巴茨基(F. Th. Stcherbatsky, 1866—1942)著《佛教逻辑》(Buddhist Logic)上卷导言第9—14节(《法称的逻辑著述[目录作“著作”]及其流派》,《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1962年8月25日],5—14页),张建木和王森一起担任了核对的工作(高山杉:《〈佛教逻辑〉的译者到底有几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115期[2010年11月14日];同文收入高山杉:《佛书料简》,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127—134页)。

关于翻译学的文章,除了发表在《翻译通报》上的《论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和另一篇力作《加强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翻译通报》第3卷第2期[1951年8月15日],12—14页)之外,《评汉译〈西藏史〉和〈西藏志〉》《从鲁迅论翻译谈起》和《对于〈论吸收新表现法〉的几点意见》(《张建木文选》,197—206页,235—248页)也很重要,只是不知道是否正式发表过,收进《文选》时只是根据当时尚存的手稿。《加强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对英国西藏通柏尔爵士(Sir Charles Alfred Bell, 1870—1945)的两部作品的汉译本,也就是《西藏史(原名西藏之过去与现在)》(宫廷璋译,竺可桢、向达校,“史地小丛书”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9月初版)和《西藏志》(董之学、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初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提到“对于这两种译品,我最近就要写成一篇书评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这篇书评应该就是《评汉译〈西藏史〉和〈西藏志〉》。书评中特别提到“翻译的时候,也没找个行家共同斟酌”,而我们都知道宫译是题署由竺可桢(1890—1974)和向达(1900—1966)校过的,这就等于把竺、向二人一起骂成不是“行家”了。关于这篇书评的写作时间,因为文中提到“去年新华书店出版的《待解放的西藏》”(新华时事丛刊社编辑,“新华时事丛刊”之一,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3月北京初版),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写于1951年。

谈语言学的文章,除了已经引用过的《佛教对于中国音韵学的影响》之外,《评介〈学文化字典〉》《从汉语的特性说到“语词连书”》和《论汉语的特性和形态问题》(《张建木文选》,216—221页,249—267页)分别发表于《中国语文》1952年9月号(1952年9月20日,32—33页)、1952年11月号(1952年11月20日,11—12页)和1955年1月号(1955年1月22日,25—28页)。《〈中国语法五要〉读后》一文(《张建木文选》,174—178页),是评论黎锦熙(1890—1978)的《中国语法五要》的,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完全可以按照逻辑推导出发表的时处。但是因为现在有了《光明日报》的电子版,可以很容易地直接检索出该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1年9月1日(星期六)第6版“新语文”第44期(图十五下),而黎氏的《中国语法五要——对于〈新著国语文法〉的自我批评与批评》则是发表于《光明日报》1951年8月18日(星期六)第6版“新语文”第43期。

再如《评〈人民小字典〉》一文(《张建木文选》,207—215页;李大方、郗若霖[郗苏民]主编:《人民小字典》,北京:建业书局,1951年1月1日初版),根据文末“附记”:“这篇稿子曾经投给《人民日报》的书报评论,因为书报评论的篇幅有限,所以编者把它压缩,在《评几种通俗性的小字典》这个总题目之下发表出来(本年6月17日)。但经过这一番压缩,原来的意思有的地方就不容易看得清楚,因此我再把全文发表出来。为了保持原稿的完整,为了使读者能清楚地了解撰稿人的意思,书报评论已经发表过的那一部分也照样保存下来,并没删去。”(214页)同样因为现在有了《人民日报》的电子版,可以很容易地直接检索出该文的部分内容作为《评几种通俗性的小辞典》(不是“小字典”)的一部分,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星期日)第6版“书报评论”第24号。文章后面有一篇编者按说:“这篇批评文字是综合了许多来稿改写成功的。这些来稿包括:……二、北京张建木的《评“人民小字典”》……应该对这些来稿人致谢。我们没有个别地征求同意,已把应得的稿费捐献作购买飞机大炮之用了,想来一定可以得到赞同的。”和《评介〈学文化字典〉》一样,这篇文章应该也是张建木参加编写《新华字典》的副产品。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文末会出现“已把应得的稿费捐献作购买飞机大炮之用”这样的话。《加强少数民族语文的翻译工作》一文的最后也是写着“稿费捐献飞机大炮”。

1963至1964年的兼课费通知单

1960年代初期,中国佛教协会开始组织有关人员翻译古代藏语佛教史籍。张建木分到了多罗那他(Tāranātha, 1575—1634;亦译多罗那它)的《印度佛教史》。正要着手翻译之时,恰好中央民族学院请他担任“藏文历史名著选”一课,授课对象为语文系藏文研究班(简称藏研班,是中国首次在高等学府开设的藏语专业的研究生班,前后共招60和61两级)的学生。于是,他就决定以多氏《印佛史》的藏语原本为教材(现存打字油印的藏语原文的拉丁字转写本和语词注释),从1963年2月开始,边译边讲,由王尧担任助教。到6月底学期课程结束时,只讲到第15章(《龙树护持教法时代史话》)的前半,但到7月已将全书译毕,先将译稿在内部油印发行,供听讲者批评参考。张建木还为油印本撰写了《说明》和《简短的弁言》(1963年7月)。暑假结束后继续讲,讲完全书用时约一年。

在《十七年时期有关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下)》(下文简称《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8月2日)一文中,笔者曾将张建木译讲多氏《印佛史》的时间和过程做过初步的辨析和研究。只是当时受到材料限制,未能彻底复原张氏译讲一年的具体细节。2024年12月6日,笔者从孔夫子旧书网拍得民院档案《政治、语文系1963年兼课工资通知单》一本(网址:https://www.kongfz.cn/75708334/[2026年9月18日读取])和1964年的兼课工资通知单5张(网址:https://www.kongfz.cn/75708570/[2026年9月18日读取]),内中含有这两年中发放的张建木兼课工资或曰兼课费的通知单,时间跨度正好覆盖了他译讲多氏《印佛史》的一年,可以据之完整还原其中的细节。


图十六

这些通知单中与张建木直接有关的,首先是1963年3月27日所开发给张建木、姚兆麟(1933年生;“麟”在通知单上作“林”)和王森三人在1963年2月和3月兼课费的通知单(图十六左):

关于张克强、姚兆林、王森等同志的兼课费的问题

张克强先生 佛协会 2月12—3月26日 上课 14小时

姚兆林先生 民族所 2月23—3月30日 上课 12小时

王 森先生 民族所 2月20—3月27日 上课 12小时

以上三位同志的兼课费,希按规定速给办理为盼

此致

教务科

27/3

通知单上皆盖有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办公室的室章,为了免于繁琐,不再一一录出。通知单中没有给出三人所讲课程的名称,但记录了讲课的时间和时数。将通知单上的开讲时间(2月12日),与张建木在其多氏《印佛史》汉译本佛协版(见下文)《序言》里提到的“从1963年二月起讲了一年”对照,可以看出他所兼之课应该就是多氏《印佛史》。另外应该注意的是,1963年2月12日和3月26日都是星期二。如果按照一次课时长两小时计算(见下文),张建木在2月份和3月份大概一共上了七次课,上课时间恐怕都是在星期二,也就是2月12日、2月19日、2月26日、3月5日、3月12日、3月19日和3月26日。

然后是同年4月28日所开发给王森、姚兆麟、张建木和李有义(1912—2015)四人4月份兼课费的通知单(图十六右):

教务科:

现将我系四月份外请教师兼课费报呈如下,希按规定支付为盼。

此致

姓 名 单 位 讲课时间 讲课时数

王 森 民族所 4月5—4月26日 8小时

姚兆林 民族所 4月1日—4月30日 12小时

张克强 佛协会 4月2日—4月28日 10小时

李有义 民族所 3月26—4月2日 4小时

张克强 佛协会 4月12日 4小时

语文系办公室

4.28.

单中也是只记录了讲课的时间和时数,仍未给出所讲课程的名称。张建木所讲的课程,一为10小时,一为4小时(仅占一天)。后者或为专题讲座课(见下文),前者应该是所谓专业课,也就是译讲多氏《印佛史》。张建木在本月一共上了五次专业课(10÷2=5)。4月2日为星期二,4月28日为星期日,而4月12日则为星期五。


图十七

5月以后,张建木的兼课费通知单除了一次例外都是单人单发,不再和其他人放在一起。5月份的通知单写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便笺之上(图十七左):

教务科:

佛学会张克强同志五月份在我系兼课,5次共10小时,请支给兼课费为荷。

语文系办公室

63.5.29.

与以前不同,这次的通知单没有写出讲课时间,仅写出了讲课时数,还新加了讲课次数。上文所提每次课的时长大概是两小时,就是从这里推算出来的。


图十八

5月份的通知单还有观空法师(1902—1989)的,也写于民院的便笺之上(图十八左):

兹有佛学院观空法师五月份为我系藏文研究班讲座“菩提道次概述”共三次六小时。请发给兼课费。

此致

教务科

语文系办公室

63.6.11.

工资80多元按1/60发

每小时按2元计发

与张建木5月份兼课费的通知单在5月底签发不同,观空法师5月份兼课费的通知单是在6月11日签发的。

张建木6月份兼课费的通知单也写于民院便笺之上(图十七右):

兹有佛协会张克强同志六月份为我系藏语研究班讲授“印度佛教史”,共8小时,请发给兼课费。此致

教务科

语文系办公室

63.6.20.

这次在单中明确提到课程名称和授课对象是“为我系藏语研究班讲授‘印度佛教史’”,也就是为藏文(语)研究班(藏研班)译讲多氏《印佛史》。


图十九

6月份的通知单还有吴小如(1922—2014)和高观如(1906—1979)的,均写于民院的便笺之上(图十九):

兹有北大吴小如教授六月13日为我系汉语文学班讲座一次(三小时),请发给兼课费。

此致

教务科

语文系办公室

63.6.14.

工资120多元按1/50发

每小时按2.5发

兹有中国佛学会高观如同志于六月三日、十日,为我系藏文研究班讲座四次共8小时,请支给兼课费。

此致

教务科

语文系办公室

63.6.10.

工资140元按1/50发

每小〔时〕按2.8元发

通知单中未提讲座名称,不知高观如所讲者是否就是笔者在《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中提到的“佛教与中国文化”。我曾在孔夫子旧书网见过一页“文革”期间佛协成员签名的1969年5月份的生活费名单(网址:https://www.kongfz.cn/52491225/[2026年10月25日读取];图十八右),当时高观如的生活费应发数是135.71元,周叔迦(1899—1970)是155.50元,法尊法师是159.55元,张建木是110.50元,但是最高的却是虞愚(1909—1989)的197.33元。


图二十

进入7月,张建木把多氏《印佛史》译毕并将全书油印,还给油印本写了《简短的弁言》。因为暑假停课,所以没有7月份和8月份的通知单。暑假结束后在9月开学,张建木继续译讲多氏《印佛史》,兼课费通知单也重新发放,不过这次改用墨笔写成(图二十左):

关于支付张克强先生九月份兼课费的问题

兹有张克强先生九月二日至卅日来我系兼六一级藏文研究班“历史名著选”一课共计十六小时,希按规定发给。最好能在九月廿七日办理清楚,廿八日本人来上课时,以便付给。

此致

教务科转

领导批示

九月廿六日

“历史名著选”就是多氏《印佛史》一课的通名,全称“藏文历史名著选”,就印在油印讲义的版心上。单中还明确提到听课的藏研班是61级(60级已于7月毕业)。9月2日和9月30日虽然都是星期一,但是应非上课时间,而是用来概指整个的九月份。通知单显示张建木在9月28日(星期六)还要来课。

10月份的通知单又改回钢笔,同时和姚兆麟的写在一起(图二十右):

关于张克强先生十月份兼课费的问题

中国佛教协会张克强先生十月份来给我系61级藏文研究班授“历史名著选”一课,共12小时,希按规定给予支付兼课费为盼。

此致

教务科转

院领导批示

语文系办公室

1963.10.21.


图二十一

11月份的通知单也是用钢笔写的(图二十一左):

关于张克强先生十一月份兼课费的问题:

中国佛教协会张克强先生由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卅日,来给我系61级藏文研究班授藏族历史名著课一课,共计18小时,请按规定发给兼课费为盼。并从本月起,兼课教员的钟点费,我系只负责上报,不负责领钱和送钱,由教务科负责。

此致

教务科

语文系办公室

1963.11.23.

同9月份一样,11月1日和11月30日也只是用来概指11月份的全体(下文12月份同)。

12月份的通知单又改用墨笔写成(图二十一右):

关于张克强先生十二月份兼课费问题

张克强先生为我系六一级藏文研究班藏文历史名著选兼课教员,从十二月一日至卅一日止,共上课十二小时,希按规定付予兼课费为盼。

此致

教务处

语文系办公室

1963.12.24.


图二十二

此外,还有用墨笔写的1964年1月份的兼课费通知单(图二十二左):

关于张克强先生的兼课费问题

兹有张克强先生六四年元月份为我系六一级藏文研究班上课8小时,希按规定发给兼课费。

此致

教务处

语文系

1964.1.13.

通知单下边还有同一人写的两行批示:“今天是最后一次课了,希速批速发。”1964年 1月13日为星期一。“最后一次课”应该还是指作为“藏文历史名著选”的多氏《印佛史》,大概1963年没有讲完,留了一个尾巴要在寒假到来前讲完。如果真是这样,张建木译讲多氏《印佛史》大概是从1963年2月12日开始,到1964年1月13日结束。虽然是跨年了,但是所用时间正好还是一年。

张克强的兼课费通知单还有一张是民院语文系于1964年4月30日签发的(图二十二右):

关于张克强先生的兼课费问题

兹有中国佛教协会张克强先生于四月廿二日和廿九日分别来我系为五九级等藏语班作两次专题讲座,共五小时(廿二日2小时,廿九日3小时),希按规定发给兼课费。

此致

教务处

语文系

1964.4.30.

从下文提到的任继愈(1916—2009)兼课费的通知单来看,“五九级等藏语班”的“等”字大概也包括60级的藏语班(和59级都属于本科)和61级的藏研班。这两次的专题讲座课都没有提到课程名称。笔者在《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中提到张建木曾为61级藏研班开过讲座课《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正式发表的版本即张建木:《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目录题作《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法音》1983年第2期[1983年3月30日],8—13页;《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续一)》,《法音》1983年第3期[1983年5月30日],8—13页;《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完)》,《法音》1983年第4期[1983年7月31日],12—16页。注意此文“续一”和“完”的题目俱作“译经事业”,收入《张建木文选》[98—137页]后又统一为“翻译事业”),此课的内容有1964年6月的油印本,不知与通知单中提到的是不是同一个讲座。

在这个油印本中(28—29页;《玄奘法师的译经事业(完)》,12页),以及在更早发表的《祥金室杂俎(一)》中(30页),张建木已经提到所谓玄奘一系的翻译理论“五不翻”说在文献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景霄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二。这一先行研究在船山徹(1961年生)出版《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东京:岩波书店,2013年12月18日第一刷发行;《当“修多罗”成为经典——佛典是怎样汉译的》,魏兆源译,武汉:崇文书局,2026年8月第1版。尤其是讲翻译理论的第4章),以及发表《如何处理无法汉译的词语——托名唐玄奘的“五不翻”说之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99册,2024年12月,342—282页)时都没有被注意到,他引用的反而都是中国很晚才出现的各种杂牌研究(参看《如何处理无法汉译的词语》,332页,脚注34),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有提到张建木写的文章。

语文系还签发过牙含章(1916—1989;时任民族所副所长)和任继愈的兼课费通知单。


图二十三

牙含章的通知单是关于1964年3月11日专题讲座课的兼课费的(图二十三左):

关于牙含章同志的兼课费问题

兹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牙含章同志于3月11日聘请来我系为61级藏文研究班作专题讲座4小时,希按规定付给兼课费为盼。

此致

教务处 批示

语文系

1964.3.26.

原工资244.50

三月卅一日发按每小时原工资1/60计发

3.31日

通知单中未提讲座名称,不知是否就是笔者在《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中提到的“佛教信仰与无神论问题”(一作“无神论与宗教信仰——党的宗教政策”)。

另据1960年考进民院语文系藏语专业,当时尚是“藏文本科班学生”的张小平在其日记1964年3月15日条的记录(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西藏记忆——张小平日记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40页):

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给我们作“关于宗教问题”的报告。

这次牙含章先生来中央民族学院是为藏文研究班和藏文本科班学生上大课。这是我第一次听系统的、用马列主义观点认识和分析西藏历史和宗教的学术讲座。

他记录的牙含章讲座的时间是1964年3月15日,与通知单提到的1964年3月11日虽然不同但是十分接近。讲座的题目和内容也同《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中提到的讲座近似。另外,牙含章还写过一篇《西藏喇嘛教浅说》(牙含章:《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137—173页),据说“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的讲课提纲”(《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书前《代序》,23—24页)。

任继愈的通知单是关于1964年5月16日专题讲座课的兼课费的(图二十三右):

关于任继愈教授的兼课费问题

兹有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继愈教授曾于五月十六日来我系为59、60级藏语班,61级藏文研究班作“佛学批判”专题讲座三小时,希按规定发给兼课费为盼。

此致

教务处

1964.5.21.

在任继愈的现存著作(《任继愈文集》,全十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中,未见以“佛学批判”为题或与藏研班有关的文章。张小平日记1964年5月16日条提到:“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先生来校为我们讲授《佛教观念及佛教思想发展基本线索》。”(《张小平日记选编》,41页)从时间相同这一点来看,通知单和日记说的正是同一件事。可以想见,任继愈的讲座应该会参考他在此前出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10月第1版)。此书的再版本改题《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2版),其中增补的唯一一篇文章《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是在举办专题讲座的1964年写成的。

1983年7月,张译多氏《印佛史》在油印本印行20年后由中国佛教协会正式出版,书中收入油印本的《简短的弁言》,张建木新写的《序言》(此书因无出版时间,只能暂据此《序言》的撰写时间而定),以及王尧的《张译〈印度佛教史〉读后赘语》(无撰写时间)。张建木去世前不久,多氏《印佛史》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再版,陈庆英(1941—2022)任特约编辑(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与佛协版对读,会发现四川民族版几乎每句都有不同,不知是张自己改的,还是别人替他改的。此事在书中全无交代,引用时应特别注意。笔者后来查到,陈庆英去世后,其女陈立华写有《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在“四、校订编辑”这个部分,特别提到“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校订修改全书译文”(陈立华:《陈庆英先生著作目录初考》,《中国藏学》汉文版2023年第2期[2023年4月25日],196页。同文,李德成主编:《陈庆英先生纪念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5年5月第1版,317页),似是承认修改全书译文者就是作为特约编辑的陈庆英。总而言之,在确定张建木是否曾经授权陈庆英“校订修改全书译文”之前,我们暂时不能将西川民族版视为张建木的作品。就像张建木在《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中说过的,“在这些问题未得到澄清以前,《那提传》中的记叙最好不要当作信史来征引”(《现代佛学》1964年第3期,46页)。


图二十四

在布衣书局举办的西藏学家邓锐龄(1925—2023)藏书拍卖会第八场(2025年1月11日12:00开始)上,笔者曾拍得佛协版张译多氏《印佛史》一册,可惜书中没有任何批注。在第九场(2025年1月11日16:00开始)上,笔者拍得《追思王尧先生》一小册,书中《王尧先生与藏传佛教研究》(第6—8页)一节与张建木有关的部分有邓氏的勾画和批注(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

笔者曾在《十七年时期藏史译研(下)》中尝试归纳开列藏研班上过的专业课和专题讲座课的课程名单,以及在这些课程中使用过的油印讲义稿本。后来对课程名单和油印讲稿续有发现。比如专业课的油印讲稿还有《诗镜集要》(全为藏语,封面的藏汉书名下印有“六〇年藏研班二下用”和“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一教研组编”,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诗镜集要[二下]”;图二十五左),《与友人书注释》(封面印“六〇级藏研班二上”,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与友人书注释[二上]”),《与友人书汉释[译]本》(版心题“藏研班古文教材与友人书汉释[译]本”,后附《大乘佛学的境行果表》),《禅师与鼠》及其《注解》(《禅师与鼠》藏语本文共30页,《注解》共28页),《朗萨姑娘》及其《生字》(《朗萨姑娘》藏语本文共114页,为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朗萨姑娘]”或“六〇年古文教材[朗萨姑娘]”;《生字》共41页,藏语生字用楷体,汉藏语注解中的藏语用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朗萨姑娘]生字”),《格言选集》及其《生字》(《格言选集》藏语本文共48页,为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格言选集]”;《生字》共15页,藏语生字用楷体,汉藏语注解中的藏语用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格言选集]生字”),《死尸的故事》及其《生字》(《死尸的故事》藏语本文共34页,为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死尸的故事]”;《生字》共9页,藏语生字用楷体,汉藏语注解中的藏语用手写体,版心题“六〇年藏研班古文教材[格言选集]生字”),《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封面书名下部印有“中央民院语文系六零年藏研班于北京”,书前的《说明》写于1963年5月;图二十五右)。专题讲座课的油印讲稿还有《古代西藏文献典籍分类简介指津》,全为藏语,为东嘎·洛桑赤列(1927—1997)编写,封面藏汉文书名下印有“(藏研班专题讲座)”和“中央民院语文系藏文教研组六三年六月”(图二十六左)。


图二十六

《诗镜集要》笔者购有一册。此书即东嘎·洛桑赤列主讲,罗秉芬辅导的《诗镜论》一课所用之教材,为东嘎·洛桑赤列编写。从《与友人书汉释[译]本》到《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笔者也有购藏。《与友人书汉释[译]本》前面有题记曰:“我们原选有龙树名著藏译本《与友人书》,现将刘宋、唐高僧从梵文所译之两种汉译本印出,以便在学习过程中研究参考。”两种汉译本即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译龙树菩萨撰《劝发诸王要偈》和唐义净译《龙树菩萨劝诫王颂》。《禅师与鼠》和《注解》合订一册,封面题三行墨笔字“古文教材/禅师与鼠附注解/六一级藏研班”(图二十六右)。《朗萨姑娘》《格言选集》《死尸的故事》以及三书的《生字》合订一册,是西藏学家陈践(原名陈践践,1933年生)的旧藏,《大事记》则是西藏学家佟锦华(1928—1989)的旧藏。至于《古代西藏文献典籍分类简介指津》,笔者前后购有两册。

唐代佛教和吐蕃史料的笔记


图二十七

“文革”期间,张建木随佛协人员下放湖北沙洋干校(张建木《七君咏》第三《高观如居士》:“客居沙洋时曾与予同室。”《法音》1982年第5期[1982年9月30日],46页)。在这十年当中,张建木说他“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情况相同,有七八年我未曾读专业的书”(《法音》版《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附记”,第8页;《张建木文选》,98页)。图二十七为笔者购藏的从佛协散出的几张张建木写于“文革”期间的借条和收据,分别是1966年9月12日的借款条,以及1972年元月8日和1972年2月5日领取宿舍点灯用煤油的回执。到了1973年国内局势稍微松动后,他才开始恢复研究和写作。像《〈李白与杜甫〉议非》(1973;曾用题目《〈李白与杜甫〉一书与郭沫若同志商榷)《读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札记》(1973—1980)《〈荀子〉提纲》(1975)《王叔文得罪之原因初探》(1973—1980)等未刊稿(《张建木文选》,268—383页)即多发轫于此时。


图二十八

在孔夫子旧书网2024年1月16日上拍的一批王尧的物品里,有两个张建木写的笔记本被笔者购得。第一个笔记本(网址:https://www.kongfz.cn/70744155/;2026年10月4日读取)包有硬皮的封面和封底,高约39厘米,宽约26厘米。里面用钢笔抄录了《旧唐书》《新唐书》和《全唐文》中的史料。首页题“旧唐书佛教史料 建木手录”(图二十八左),后面共抄《旧唐书》中佛教史料22页。笔记尾题“76.3.26”,知其抄毕于1976年3月26日。随后的笔记题“新唐书佛教史料”,后面共抄《新唐书》中佛教史料18页,里面夹有《后汉书》(似是民国时期涵芬楼影印本)的书签半张。笔记尾题“1976.4.6”,由此得知这一部分抄毕于1976年4月6日。随后的笔记题“旧唐书吐蕃资料”(图二十八右),后面共抄《旧唐书》中吐蕃史料26页,里面夹有张建木所写藏语和汉语的纸条两张(图二十九)。笔记尾题“76.6.29”,知其抄毕于1976年6月29日。从笔记所钞叶码来看,张建木所看《两唐书》似皆为同治时浙江书局刻本。随后的笔记题“全唐文佛教资料”,后面共抄《全唐文》中佛教史料74页。笔记尾题“1977.1.21”,知其抄毕于1977年1月21日。


图二十九

第二个笔记本(网址:https://www.kongfz.cn/70744245/;2026年10月4日读取)是22开的小学生练习本,北京制本厂于1976年第一季度印制,高约20厘米,宽约16厘米。封面用钢笔题“吐蕃”。首页题“全唐文吐蕃资料”(图三十左),后面用钢笔共抄《全唐文》吐蕃史料24页,但是没有抄写时间。由于这个笔记本正好是接着上一个笔记本抄写下来的,所以其抄写时间肯定是在写完前一个笔记本之后。

第二个笔记本是和《张建木先生文集目录》(抄本)的复印本与佛协《悼词》(铅印)的复印本同时上拍的。《目录》分为未发表过的文章和已发表过的文章两大类。未发表过的文章均注出写作时间(笔者于前文能注出这类文章的写作时间即据此而来)和字数。已发表的文章分为佛学、语言学及翻译学、诗词三类。佛学类中有《唯识宗》一文,《目录》注云刊于《法音》1991年某期,但是《法音》从未刊有这篇文章。语言学及翻译学类中注“发表刊物待查,手稿尚存”的七篇文章中,《〈释名〉作者考》和《毘梨耶室随笔》不知为何没有收进《张建木文选》,其具体内容亦不详。笔者有些怀疑《〈释名〉作者考》并无独立的存在,可能就是《声训学杂论》中《〈释名〉杂论》一节里的《论今本〈释名〉与刘珍无涉》(《张建木文选》,163—166页)。


图三十

这两个笔记本显然是张建木为了研究唐代的吐蕃和佛教而专门搜集的资料。可惜的是,他后来在这方面只写出了《读〈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1981年2月15日],52—53页)和《唐代高等学校中有非汉语课程》(图三十右:笔者购藏有1980年7月的油印本,与《读〈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的油印本合订一册。参看高山杉:《〈张建木文选〉失收的一篇文稿》),以及《房山石经题记历史资料初探(上)》(《法音》1981年第2期[1981年4月30日],19—26、46页)和《房山石经题记历史资料初探(下)》(《法音》1981年第4期[1981年10月30日],30—36页)。《读〈唐蕃会盟碑〉札记二则》是根据和王尧的有关讨论写出来的(王尧:《唐蕃会盟碑疏释》,《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1980年8月15日],103—104页)。另外,王尧在《藏历图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420页)和《河图·洛书在西藏》(《中国文化》第5期,1991年12月,136页)等文中都曾提到,他使用的《九宫贵神坛图》是张建木根据《旧唐书·礼仪志》(具体出处应为《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所记文字(相同格局也见于同书同卷所引李德裕撰《论九宫贵神坛状》[收于《全唐文》卷第七〇六])绘赠的。


图三十一

改革开放以后,张建木重新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1979年2月,他出席了在昆明举办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1980年9月,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全国佛教学术讨论会。以上两会,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纪念任继愈所长图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的书前照片。其中昆明会议期间第二张照片里中排右一坐者为张建木(图三十一下),西安讨论会全体与会同志合影(9月17日)前排左四坐者为张建木(图三十一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昆明的会议上,制定了1978年到1985年全国佛教研究的规划,在所定四十七个佛教专题研究及著作、翻译项目中,有十个重点项目,其中第十个是“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由藏文译出)佛教协会云须”(高振农:《国内佛教研究动态》,《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1979年12月],62页),正是后来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张译多氏《印佛史》(“云须”二字似是“出版”之误)。

张建木在《登大雁塔咏怀》中提到“一九八〇年九月赴西安侧身佛教学术座谈会末座……”(《法音》1981年第3期[1981年8月30日],44页)。他可能真是去“侧身……末座”了,在几年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国佛学论文集》(任继愈、季羡林、蔡尚思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中没有他的文章。在西安的讨论会举办之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于1980年8月1日至6日在承德举行成立大会和首次学术讨论会,张建木作为专家受邀参加(金波[史金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民族语文》1980年第4期[1980年11月15日],77—78页)。张建木填的两首词《好事近·承德烟雨楼》和《清平乐·承德四面云山亭远眺如意洲棒棰峰皆在望中》(《文选》,430页),怀疑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他还当选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未到),并被选为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佛协机关报(以前是《现代佛学》)《法音》在1981年创刊后(第一年为季刊,第二年[1982]改为双月刊,1988年改为月刊至今),与王森等学者名列编辑委员会名单(《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成员名单》,《法音》1981年第1期[1981年1月30日],20—21页),并在上面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文(上文已有引及)。观空法师从藏语译本补译圆测(613—696)《解深密经疏》所佚部分(赵朴初:《〈解深密经·圆测疏〉后六卷还译序》,《法音》1981年第1期,38、34页。赵序亦即金陵刻经处补刻本《解深密经疏》前的《〈解深密经圆测疏〉卷卅五至四十还译序》。观空法师还译:《解深密经疏》,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81年1月第1版[原书没有出版时间,兹据观空后记撰写时间暂定])后,特别说明“复劳张克强、郭元兴二先生详细校阅,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见”(《解深密经疏》,94页,观空1981年元月后记;此记亦见于金陵刻经处补刻本《解深密经疏》卷末:图三十二)。


图三十二

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拟编写《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将张建木列入,并请他推荐其他专门学者。他回信推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王森、中央民族学院的王尧和东嘎·洛桑赤列,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俞敏(1916—1995)这四位“确知其有真材实学者”(张建木1981年6月22日致《中国社会科学人名录》编辑组信,参看高山杉:《藏学文献史四题》,《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3月22日)。从这个推荐名单可以看出张建木在学术阵营归属上对自己的定位。

俞敏是张建木在辅仁国文系时的同学,曾请张指导过自己的研究生。张在《法音》本《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的“附记”说:“北京师范大学俞敏教授所指导的研究生刘广和、聂鸿音、施向东分别研究玄奘、不空和慧琳著作中的音译。去年夏天他们取得硕士学位的答辩系由我主持,因此有机会仔细地阅读他们的论文(每篇阅读6次)。”(《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第8页;《张建木文选》,98页)“去年夏天”者指1982年夏。聂鸿音(1954年生)后来成为有名的西夏学家和民族语言学者,他的父母聂石樵(1927—2018)和邓魁英(1927—2024)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聂鸿音曾在接受访谈时提到自己从张建木学过藏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聂鸿音研究员访谈录》,《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2页)。施向东(1948年生)也称张建木为“我的藏文老师”(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222页。另参施向东、聂鸿音:《俞敏先生和汉藏语言比较》,《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2017年4月1日],101页)。


图三十三

王利器出版《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后,曾将样书送给张建木。孔夫子旧书网很久以前上拍过张建木写给王利器的回信(信封上写:“100007/北新桥东四北大街17号/王利器同志/西四南北太常三号张寄/100032。”),网址链接早已作废,兹据笔者当年下载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图三十三)录文如下:

藏用尊兄:

大作《颜氏家训集解》已收到,至感至感!谨择要㨨读,深感此注引证该博,文词渊雅。历代解黄门此书者断以尊撰为第一,可谓千四百年来无此作也。容得暇仔细拜读,藉获教益。

朴老处不知已寄去此书或走访否。弟与朴老数日内仍不拟晤面,大约回避之日亦不至过久,预计下月初旬以内有会晤之可能。何时前往,弟当于数日前函告吾兄,以便约定偕行。

即颂

撰祺

弟克强

1987年4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北京广济寺内成立(后迁至北长街27号三时学会旧址)。该所曾聘请张建木为研究员(《悼词》)。《张建木文选》后来即由该所编定(承彦:《编后》,《张建木文选》,431—432页)。但在王丽心写的《赵朴初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之创办——兼谈“佛研所”的筹办、成立之过程》(圣辉、成建华主编:《明月清风——赵朴初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280—296页)一文中没有提到他的名字。1989年12月29日,张建木于卧病六年(据《悼词》)之后在北京去世。据纯一的《著名佛教学者张克强居士在北京逝世》,1990年1月9日上午,中国佛教协会在广济寺为张建木举行追悼回向法会,会长赵朴初撰写了挽联,副会长周绍良(1917—2005)致悼词(应该就是本文一直在引用的那篇)。挽联是:“为道精进,治学谨严,弘法叹才难,而今又弱一个;临事笃诚,待人忠恕,利生悲愿重,世间切望重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的词条和《〈说文解字序〉偶笺》(张之强、许嘉璐编:《古汉语论集》第二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348—367页;《张建木文选》,389—413页)可能是他生前正式发表的最后一批学术性文字。张建木担任过的社会职务,除了上文已经提及者外,还有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此据1996年刊行的《中国佛学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册》第8页,张至少在1980、1981、1982这三年中担任此职)、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等。

附记:

文章接近定稿时,栾伟平女士在王森先生家属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检出三本佛协版张译多氏《印佛史》(索书号均为B949.351/22.1)。其中两本有王森先生用铅笔和圆珠笔所做批注并夹有纸条,一本(条形码号:21101005136052)没有批注。关于有批注的第一本(条形码号:21101004773210),这里仅举三例。例一,在张建木《序言》第1页的天头批有:“本书德译于1869年(同治八年)在彼得格勒印行。”(图三十四左;照片俱为栾女士所拍摄,下同)这是指多氏《印佛史》的席夫纳(Anton von Schiefner, 1817—1879)德译本(Tāranātha’s 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Indie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ä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69)。


图三十四

例二,在第106页第一行罗列中观自续派师资传承部分的天头处,写有舍利弗(Śāriputra)、罗睺罗贤(Rāhulabhadra)、龙树(Nāgārjuna)、清辨(Bhāvaviveka或Bhavya)、室利崛多(Śrīgupta)、智藏(Jñānagarbha)和寂护(Śāntarakṣita)七人名字的藏译(图三十四右):

1 ཤཱ་རིའི་བུ 2 སྒྲ་གཅན་ཟིན 3 ཀླུ་སྒྲུབ 4 ལེགས་ལྡན་བྱེད 5 དཔལ་སྤས

6 ཡེ་ཤེས་སྙིང་པོ 7 ཞི་བ་ཚོ

应参桑耶画像更正此说

“应参桑耶画像更正此说”指应该参照寂护在桑耶寺壁画上所做中观自续派师资传承的画像(指从舍利弗到寂护本人一共七人的画像)来更正多氏在《印佛史》中的不同说法。

例三,在第66—67页夹有一张纸条,正反两面皆有铅笔所写之字。正面从右向左竖写四行(图三十五左):

世亲诵佛顶尊胜明咒/见印佛史P64 §2.3又65.10又66.12/大集经 印佛史单提/出与华严宝积并列64↑6

“P64§2.3”指张译第64页第2段(§2)第3行,“65.10”和“66.12”指张译第65页第10行和第66页第12行,这些地方都提到世亲念诵《佛顶尊胜陀罗尼》(《佛顶尊胜明咒》)一事。“64↑6”指张译第64页倒数(↑)第6行。


图三十五

反面从右向左竖写四行(图三十五右):

世亲与拉朵利/年赞同时即松/赞干布之高祖/Tāranātha怀疑安慧作俱舍释见史69.5

“见史69.5”指参见张译多氏《印佛史》第69页第5行。

有批注的第二本(条形码号:21101005213910)的扉页上有王森所签“森”字。这本里的批注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德光、安慧、陈那、月称、德慧、护法、法称等人传记的起始处用铅笔在页边写上他们的名字(68、69、77、83、89页)。第二类是在每章章题的右侧用圆珠笔写上阿拉伯数字和大写罗马字母的组合。比如在章题(下同)《第二章 妙臂王时代》旁批“5B1—6A6”(第6页),在《第三章 妙弓王时代》旁批“6A6—7B2”(第7页),在《第二十三章 陈那阿阇梨等时代》旁批“61B5—70B4”(67页),在《第二十六章 吉祥法称时代》旁批“82A6—93A2”(89页),在《余论》旁批“130A5—131A5”(146页)等。这些数字和字母的组合,都是表示多氏《印佛史》藏语原本长条书的叶码(5、6、7、61、70、82、93、130、131),每叶的正反面(正面=A;反面=B)和每面的行数(1、6、2、5、4、6、2、5、5)。从张译所据多氏《印佛史》藏语原本罗马字转写本的油印本以及张译的油印本上所标拉萨版的叶码,以及多氏《印佛史》英译本(Tāranātha’s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r. by Lama Chimpa and Alaka Chattopadhyaya, Simla: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70)所标拉萨版的叶码(到第140叶正面第2行结束)可以看出,王森所标叶码不是拉萨版的(到第131叶正面第5行结束),有可能是德格版的(待考)。

(本文所用图片,凡属左右双图者,多为友人宋希於编制。在资料的搜集和辨析上,笔者从周运、栾伟平、宋希於、艾俊川、张求会、杨俊杰等友人处得到过帮助和启发,均此致谢。)

高山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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