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等公开报道,以及1937年7月《良友》画报第130期、《兰溪史志》相关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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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的上海,夜里冷得厉害。
沪西中山路再往西走,路灯就稀了,荒地一片连着一片,风从田埂上刮过来,带着潮气,刮得人脸发疼。
那几年,上海是个很奇怪的地方。
华界烧过、塌过,租界里的霓虹照旧亮,舞厅照旧开,太太小姐们照旧做旗袍、烫头发。 报摊上卖着抗日的号外,也卖着电影明星的画报。
有人在酒桌上谈国事,有人在牌桌上换消息,一条命值多少钱,全看你站在哪张桌子旁边。 郑苹如曾经是站在最亮的那张桌子旁边的人。
一辆囚车在土坡前停下。 车门打开,下来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金红色的羊毛内衣,外面披一件皮大衣,胸前挂一条鸡心金链,链子里嵌着一张小照,手上还戴着戒指。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有胭脂。
押她的人端着枪,围成半圈。 车灯照着她,谁也没先扣扳机。
她看了看四周,提了一个要求。 押她的人对视了一眼,没人接话。
她站得很直,头发没乱,衣服也没皱,像是来赴一场宴。
枪响三声。她倒下去,皮大衣还整整齐齐。她二十三岁。 至于具体是哪一天,后来的记载里说法不一。
她的尸骨一直没有找到。 那片荒地后来盖了房、修了路,中山路也改叫中山西路,知道这段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个姑娘叫郑苹如。
很多人知道她,是从电影《色·戒》开始的。
电影里的王佳芝,在珠宝店门口轻轻说了一句“快走”,把要刺杀的人放走了。
真实的郑苹如没有说过那句话。
她站在皮货店的柜台前,看着一辆防弹车绝尘而去,手里还捏着人家扔下的一沓钞票。
一个上海滩的名媛,怎么就走到了这片荒地上? 这事得从一张画报封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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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7年7月,上海最有名的那本画报《良友》出了第130期。 封面是个笑得很开的姑娘,短发,旗袍外面搭一件织花的披肩,一只手扶着栏杆,眼睛看着镜头。
封面底下没写全名,只印了三个字:郑女士。
《良友》当时的分量,约等于现在的顶流杂志加社交平台热搜。 能上封面的,不是电影明星,就是名门闺秀。 照片里的她面型丰满,穿着华贵却不刺眼,后来郑振铎形容她,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有教养的纯情女孩。
这份画报不光在上海卖,南洋的华侨也一期一期地等。 封面上的脸,很多人一看就记住了。
郑苹如两样都沾一点。 她没演过电影,可她是上海滩公认的美人; 她不是明星,照片却常年摆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馆的橱窗里。
她祖籍浙江兰溪。 父亲郑钺,又名郑英伯,清末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法政大学读法律,念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跟着孙中山奔走。 学成回国,先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法律,后来进了法院做检察官。
母亲是日本人,原名木村花子,名古屋一户人家的女儿。 她同情中国革命,嫁给郑钺之后随夫来到中国,改名郑华君。 两口子育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排行第二。
郑家五个孩子,个个不省心。 大姐郑真如胆子最大,是上海第一个领到摩托车驾照的女性; 大弟郑海澄后来进了空军; 两个妹妹,一个定居美国,一个跟着雕塑家张充仁学画。
这姑娘的童年是在日本过的,十一岁才随母亲到上海定居。 家里来往的长辈,于右任、陈果夫、陈立夫,都是父亲的老朋友,见了她都当自家孩子疼。 大人们谈事情不避着她,她也不多嘴,坐在旁边听,听多了,很多话不用人教就懂了。
她念过上海市北中学、大同大学附中,还有民光中学。 功课之外,爱好一大串:游泳、柔道、钢琴、京剧、话剧,样样都来。 1931年3月,上海报纸上登了一张她演话剧《父归》的剧照,她演女主角珍娘,老师同学从此叫她“校园明星”。
“九一八”之后,她跟姐姐郑真如、大弟郑海澄一起,拿零花钱买了纸,印了一批抗日传单,跑到浦东的市镇上张贴、散发,还站在街边演讲。 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军,她买了慰问品跟着慰问队上前线,给伤兵洗衣、倒水、擦脸。 学校搞抗日文艺演出,她自编自演了一出《抗日女生上前线》。
她也有过一个很普通的梦:当电影明星。 她崇拜胡蝶、阮玲玉,托人去找明星影片公司,想试镜。 父亲观念老派,一口否了。 演员当不成,她就去王开照相馆,学着明星的姿势拍照。 那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摆的都是胡蝶、阮玲玉这一级的人物,照片摆进去,跟那些明星的脸并在了一起。
1937年春,她从上海法政学院毕业。 前程摆在眼前,未婚夫王汉勋是空军,两个人说好了,秋天去香港旅行结婚。
7月,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8月,淞沪会战开打,日军的飞机在上海上空转,南京路烧起来。 香港的船票,没人再提。 她带着礼物,去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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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7年秋,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四面都是日军,里头照旧歌舞升平,外头天天有人失踪。
就在这时候,有人在一场聚会上认出了画报封面上的那张脸。 认人的叫陈宝骅,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陈果夫的堂弟。 他把郑苹如约到法租界霞飞路一幢洋房里,话说得很直:你这条件,浪费了可惜。
他给她的任务不复杂:利用家里的日本关系,打进日伪的上层社交圈,能听多少听多少。
她的条件确实少见。 年轻,漂亮,受过高等教育,生在日本,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说得比上海话还顺,家里跟日本各界都有来往。 这样的姑娘往舞厅里一站,谁都想请她跳一支。
接头的人是嵇希宗,她的旧同学,平时话不多,看着像个老实人。 发报、译密码、打枪,都是他一手教的。枪是一支小勃朗宁,握在手里冰凉。
父亲郑钺知道后,没有拦她。 他跟她说,抗日除奸,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四万万同胞有利,非做不可。
她很快就有了正经身份:日军报道部新闻检阅室的一名职员,还在军部电台当过播音员。 白天坐在日本人堆里改稿子、念稿子,晚上换上旗袍去赴宴。 宴会上多的是穿军装的人,酒过三巡,话就松了。
她在日本人的机关里进进出出,这张脸混了个熟。 这份方便,是用一半血统换来的,也是拿命押上去的。
她跟日本首相近卫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搭上了线,又通过早水认识了近卫文麿的儿子近卫文隆,还有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 近卫文隆见了她,迷得不行,走到哪儿都想带着她。
她动过一个很大胆的念头:把近卫文隆扣下来,拿他当人质,逼日本停战。 这个想法报到上面,被按住了。 理由不难猜:一个没受过训练的新手,绑一位首相的儿子,成不成另说,捅出来的窟窿没人补得上。 近卫文隆后来被父亲召回日本,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真正值钱的东西,是她从酒桌上听来的。 1938年,她探到汪精卫“将有异动”,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
那头起初没当回事。 等到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公开投日,重庆方面才回过头来找这份电报,才知道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早就把话递上去了。
从那以后,上面对她另眼相看。
1939年5月,汪精卫到上海,跟日本人谈《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她又一次把消息送了出去。 这次上面重视了,组织人手想在半路截人,汪精卫行踪诡秘,警卫森严,几回都扑了空。
上海滩的舞厅、咖啡馆、马场,她都得去。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天天跟杀人不眨眼的人碰杯,回家还得跟父母说今天玩了什么。
她第一次进日本人的宴会,穿的是旗袍,说的是日语,笑得不卑不亢。 满桌的人都在打量她,她也把满桌的人打量了一遍。
情报这行,最怕的不是被问,是送出去的话没人问。 她递上去的东西,有时候连个回音都没有。
1938年那一年,上海滩能进的场子,她几乎进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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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9年,任务下来了:除掉丁默邨。
丁默邨是湖南常德人,1901年生。 早年他在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做事,管邮电检查,跟第二处的戴笠平起平坐。 后来机构改组,戴笠掌了权,他被架空,挂个空衔,回昆明“养病”。 1938年沾了贪腐的案子被查,实职也没了。 1939年初,他跑到上海,投了日本人。
李士群在中间牵的线。 两个人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拉起一支队伍,叫“特工总部”,日本人和汪伪政权都把它当宝贝。 短短几年,76号制造的血案数以千计,抗日人士、地下工作者、普通百姓,说抓就抓,说杀就杀。 丁默邨得了个绰号,“丁屠夫”。 日本记者写他,用了这么一句:婴儿见了他都不敢出声。
他在中统、军统都待过,两家的路数、暗号、联络习惯,他门儿清。 特工战打起来,中统军统常常吃亏。 这样的人不除掉,上海的地下工作没法做。
76号门口常年有人守着,谁进谁出,都有人记。
这人有个毛病:好色。 他长得不体面,瘦,有肺病,常年干咳,还抽鸦片,可一见到漂亮女人,眼睛就直。
郑苹如在民光中学念书的时候,丁默邨是那所学校的董事,也当过校长,二人本就有一层师生渊源,只是长久没有深交。
1939年5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办了一场联欢会,会后是晚宴。 郑苹如被安排在贵宾席的包房里,一桌子的日伪头目,丁默邨也在。 她敬酒、说话、笑,分寸拿得刚好。 散席的时候,丁默邨主动提出送她回家。
车没直接开回郑家,拐到霞飞路一家咖啡馆。 席间聊起民光中学往日旧事,丁默邨想起当年这段师生渊源,一下子热络起来,称兄道妹,隔三差五约她跳舞、喝咖啡、吃饭。
郑苹如演得很像。 她把自己装成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撒娇,闹小脾气,跟他若即若离。 丁默邨被吊得心里发痒,索性把她安排在身边做秘书。 76号那扇门,从此对她开了一条缝。
她进76号,是以秘书的身份。 楼里进进出出的人,谁也没把这个漂亮姑娘当回事。
丁默邨到底是老特务,警惕性高得离谱。 约会的地点从来不由她定,他自己安排,而且一定带保镖。 说好了去巴拿马舞厅,车开到门口,改去大华。 有一回约在一家他常去的咖啡馆,他人刚到门口,看见街边站着三个神情不对的人,门都没进,让司机掉头就走。
他在特工战里赢过太多次,知道自己值多少钱。
中统定了第一套方案:在她家门口动手。
行动小组研究过他的路线:从沪西到虹口,静安寺路是必经;从他朋友家到郑家,也是必经。
1939年8月,丁默邨约会之后送她回家。 车停在郑家门口,她说家里没人,请他上去坐坐。 丁默邨的手已经搭在车门上,正要推开,眼角瞥见窗外一条黑影走过来。 他把手收回去,让司机踩油门,车窜了出去。 埋伏的人还没来得及动。
这一次,她没露。
12月,事情紧了。 “日汪密约”要签字,重庆方面下了死命令:制裁丁默邨。 命令下得很急。 中统上海站刚换的人接手,行动小组很快凑齐:陈彬、温启民、嵇希宗、王应铮,郑苹如负责把人带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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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39年12月21日,中午刚过,丁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里吃饭。 吃到一半,他给郑苹如打了个电话,让她过来作陪。
她放下电话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把消息递了出去。
那天上海已经有了圣诞的味道,橱窗里摆着圣诞树,舞厅门口挂着彩纸,报纸上的广告全是礼物。
她赶到沪西,陪着他一直坐到傍晚。 席散了,丁默邨说要去虹口,她说要回南京路,顺路,两个人上了一辆车。
车从沪西往东开,静安寺路是必经之路。 开到戈登路口,路边一家皮货店,招牌上写着“西伯利亚”。 橱窗里挂着各式皮草,是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一家店。
郑苹如忽然说,想进去看看,挑件皮大衣,当圣诞礼物。
丁默邨没多想。 不是事先约好的地方,停留也不会太久,他跟着下了车。 按特务们的经验,到一个没约好的地方,待不超过半个钟头,出事的可能不大。 丁默邨也是这么算的。
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坐南朝北,中间隔着橱窗,玻璃擦得亮,货物摆得齐,暖气开得足。 店里有一面大穿衣镜,正对门口。 店员迎上来,把大衣一件件往柜台上铺。
门口把守的人装作行人,站在橱窗前看货,手插在口袋里。
郑苹如站在镜子前比划,丁默邨站在她旁边,眼睛却没往衣料上看。 他在看玻璃外头。
门口有两个男人,腋下各夹着一个大纸包,包得方方正正,看着就不像买的货。 两个人来回踱着,时不时往店里瞟一眼。 他借着穿衣镜又看了一遍,对面人行道上,还有两个。
他明白了。
丁默邨没慌。 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往柜台上一放,声音不高:“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
说完转身,推门,冲出去,跨过马路,拉开车门,钻进那辆防弹车。 整套动作快得不像一个常年咳嗽的人。
从丁默邨进门,到他冲出去,前后不过几分钟。 店里的人只听见门响,人已经到了马路对面。
门外的人愣了半拍。 就这半拍,枪响了。子弹打在车门上,叮叮当当,车已经冲了出去。 路上的行人趴了一地,等抬起头,车尾灯都没了。
店里,郑苹如还站在柜台前。 手里捏着那沓钱,面前摊着一件没挑完的皮大衣。 店员捧着衣服,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还看着门外。
郑苹如没跑。 她理了理衣服,不紧不慢地走出店门,在路边叫了辆车。 后来她跟人说,那天她是真的想买那件大衣。
那天晚上,丁默邨赶去一场日本人办的宴会,迟到了一个钟头。
那件皮大衣终究没买成。 柜台上的料子还摊着,玻璃门上的弹痕第二天就被人擦掉了。 上海滩的霓虹照旧亮着,舞厅的乐队照旧吹着,没谁把这几声枪响当成大事。
只是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只打中车门的刺杀,真正的账,要等到一个多月以后,在沪西一片长满荒草的土坡前,用三声枪响,一笔一笔地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