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78页的报告,扉页上有一行小字:本研究由兰德公司自有资源独立发起,资金来自运营收入、无限制捐赠和长期投资基金收益。
没有委托方。没有五角大楼的合同号,没有国务院的拨款编号。
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智库,自己掏钱,研究了我国的地方债务。
报告10月26日发布,标题很直白:《中国的地方债务对美中竞争的影响》。五位作者,其中两位是中文母语研究者,数据主要来自万得金融终端。研究路径也很清楚:先把债务规模算出来,再看它怎么传导到公共服务、居民行为和企业现金流,最后回答一个问题——这些债务会不会改变中美竞争的走向。
这份报告值得认真读,不是因为它说了什么惊人的结论,而是因为它把一件我们熟悉的事,用一套外部视角重新算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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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的估算是:2024年我国地方债务至少12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4%。其中,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积累的表外债务超过5万亿美元。
纵向看更清楚:地方债务占GDP的比重,2017年是31.75%,2024年是64.01%。七年翻了一倍。
这个数字要注意两个方法论细节。
第一,作者明确说这是保守估计。理由是:能看到的负债看得见,看不到的负债识别不了。土地整理、公益性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明股实债,这些形态在账面上不一定显示为债务。所以12万亿是下限,不是上限。
第二,作者把2025年排除在比较之外。原因不是数据缺失,是这一年的债务置换改变了负债的构成和记账方式——置换之后,一部分原本藏在平台里的债务变成了显性债券,口径变了,同比就失去意义。
一个愿意在方法论上这么较真的研究,它的数字才值得拿来讨论。
报告还有一个基础事实:我国地方管理着大约85%的支出。这个比例放在任何经济体里都很高。钱是地方花的,但地方能自己决定的收入来源很少,最大的一块是土地出让。
报告里最刺眼的一组数字不是12万亿,是这个:
土地出让收入,2021年8.7万亿元,2025年4.15万亿元。四年时间,少了一半多。
支出责任没有减少,收入基础少了一半。
这句话是整份报告的核心。所有后面讨论的欠薪、公交停运、非税收入上升、公共服务支出放缓,都是这句话的结果。
房地产上行期,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最灵活的一笔钱。它不进一般公共预算,不受那么多约束,可以修路、可以建新区、可以补贴招商引资、可以垫付基建资本金。很多城市的框架,是靠这笔钱撑起来的。
房地产调整之后,这笔钱断崖式下滑。而已经建成的道路、桥梁、管网、学校、医院,它们的维护成本不会跟着下降,反而随着时间推移上升。债务的本息也不会因为收入减少而减少。
这不是周期问题,是结构问题。
周期问题可以等,但结构问题等不来。
同时报告也追踪了地方填补缺口的方式,主要是三条。
第一条,加大非税收入征收。各种罚没、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出租出售。这条路上限有限,而且做得过头会伤害营商环境。
第二条,压缩服务支出。这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教育支出的年均增速,2014到2019年是8.6%,2020到2024年降到3.9%;卫生支出的年均增速,从10.2%降到1.5%。
注意,这是增速放缓,不是绝对额下降。但卫生支出增速从两位数掉到1.5%,考虑到医疗成本和老龄化速度,这个1.5%实际上意味着人均保障水平的相对收缩。
第三条,拖欠。报告记录了一些地方出现的工资延迟发放、公交线路停运、承包商和供应商款项拖欠。
这三条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解决,是转移。
非税收入转移给企业,支出压缩转移给公共服务的受益人,拖欠转移给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
地方债务的另一头是银行。
报告测算,过去五年,政府债券占银行新增资产的22%。也就是说,银行每新增100块钱资产,有22块买了政府债券。
这个结构本身不是问题,政府债券是优质资产,风险权重低。问题在于占比到这个水平之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和地方财政深度绑定了。
报告用了一个很克制的词:“适度的”金融稳定担忧。理由有三:银行资产增长在放缓,盈利能力在下降,资本充足率有要求。
三个压力同时存在的时候,22%这个数字就不只是一个资产配置选择,而是一个结构性依赖。
而且这个依赖是双向的。地方需要银行买债来维持融资,银行需要政府债券来填充资产、满足监管要求。谁也很难先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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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专门评估了这两年的一系列化债措施:债务置换、特殊再融资债券、平台整合退出。
结论一句话:可以争取时间,但无法解决深层次的财政失衡。
逻辑不难理解。置换是把高息短期的隐性债务,换成低息长期的显性政府债券。这个动作确实有效——利息成本降下来了,近期的偿付压力缓下来了,账目也清楚了。但债务的总量没有减少,只是换了个地方放。
真正的解法只有一个:让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收入能力重新匹配。要么给地方更多收入来源,要么把一部分支出责任上收,要么两者都做。
这里可以对照一下国内官方的口径。央行行长潘功胜11月初向全国作金融工作报告时披露:截至9月末,剩余地方融资平台数量较2023年3月下降92%;截至6月末,其经营性金融债务较同一基期下降79%。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已批准超过8.4万亿元贷款。
这两个口径不冲突,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件事。官方讲的是平台数量和债务增速的收缩,兰德讲的是存量债务的规模。
平台少了92%,但剩下的钱还在账上。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在审议时也提到,要持续监测那些已经剥离的融资平台——很多缺乏可持续的市场生存能力,仍带着存量债务风险。
这句话和兰德的判断,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
报告最值得看的部分,是它追踪债务怎么传导到实体经济。三条链。
第一条通往居民。当医疗、教育、养老这三项的确定性下降,家庭的理性反应是增加预防性储蓄。储蓄率上升,消费就弱;消费弱,产能就只能继续向外找市场。报告由此判断,地方债务压力会强化我国对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依赖。
这个判断和今年前10个月破万亿美元的顺差,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第二条通往企业。政府拖欠款项,直接抽走企业的流动性。企业再往下拖欠供应商、压缩工资、推迟投资。一笔没付的工程款,会沿着产业链传导好几层。
第三条通往战略优先级。这是全篇最反直觉的一句:尽管地方债务对地方福祉和国家增长造成压力,中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军事竞争对手,军事建设不太可能大幅放缓。
这句话的潜台词比字面更有意思。一个国家的钱不够时,先砍什么、保什么,暴露的是真实的优先级排序。
兰德看到了这个排序,并且据此调整了它的建议——继续投资国防,继续聚焦技术竞争,不要指望对方因为财政压力而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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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真正值得读的地方,其实是给白宫的四条建议,可以看作这份研究的落脚点:继续聚焦技术竞争并减少对传统半导体、稀土的供应链依赖;带头协调盟友和产业受冲击国家,用中国的出口驱动去组建约束性的国际联盟;吸纳更多高技能移民;继续投资国防。
这四条建议,每一条都是冲着“竞争”去的。
报告里没有“中国经济即将硬着陆”这种话。它说的是:这个国家会带着一身财政包袱继续竞争,包袱会压住消费、压住公共服务、压住地方活力,但压不住战略投入。
对手研究我们,往往比我们自己更舍得把话说难听。而这份报告真正有价值的,不是12万亿这个数字,是它把问题定位在了正确的地方——
不是债务太多,是支出责任和收入能力长期不匹配。
债务只是这个不匹配的结果。化债能处理结果,处理不了原因。
土地出让金从8.7万亿掉到4.15万亿,这四年里发生的事,本质上是地方财政的一次底层重构。重构还没完成。什么时候地方的支出责任和它的收入来源能对上,这个问题才算真正开始解决。
在那之前,所有的化债,都只是把时间往后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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