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新华社与央视公开报道、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澎湃新闻等公开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15年12月11日,上海,十二月的风从法院外墙边刮过去。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登记大厅里,坐着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
他叫林尊耀,广东汕头人,早上九点多就到了,比法院通知的时间早了将近四个小时。
从住的酒店往北走到法院不到五百米,他一路弓着腰,低着头,步速很快,双手插在黑色夹克的口袋里,走近了几乎贴着外墙的栏杆,躲着媒体的镜头。
他坐在墙角消防箱上,一会儿站起来背对镜头,一会儿又坐下,手捂着脸,一句话不说。
陪同来的弟弟一直在拨电话,拨了三十多个,没人接。
老人等不住,几次想从安检门那边过去,被法警拦了下来。
十点三十七分,法院有人出来接待,谈了不到半小时,让他下午一点再来。
不到十二点,他又去了。
这一次,他进去了。
会见室里隔着一扇玻璃,父子俩离了四五米远,身后站的都是法院的人。
这场见面持续了大约十分钟,前三分多钟两人说的是潮汕话,被现场的法官叫停,提醒会见只能用普通话,也不能谈案情。
玻璃那面的林森浩二十八岁,脸色在父亲眼里有点惨白,“他看起来有点害怕”。
老人隔着玻璃一遍一遍告诉儿子,你是冤枉的。
儿子没有跟着他一起急,也没有低头,只是很平静地回了几句话。
十四点十五分,林尊耀从法院出来,对等在外面的亲属说,儿子见到了,说了两次话,不到十分钟。
当天下午四点左右,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几小时后,这位父亲躲开所有人,把自己关进酒店房间,靠在墙上。
他对跟着的记者说了一句:“我怎么不怨他?我辛辛苦苦把他养这么大……”
那天中午隔着玻璃的那几句话,外人听不全。
可那句让老人两年多来所有假设一下子失去落脚点的话,很短,也很平。
要弄明白它为什么有这么重的分量,得把时间往回拨,拨到2013年春天,拨到那间住着三个男生的421寝室。
![]()
【一】两个从小地方考出来的人
先说出事的这间屋子的两位主角。
林森浩,1986年出生在广东汕头,家在和平镇,家里五个孩子,他排行老二。
父亲早年在服装厂打工,母亲在镇上的厂里收废品,后来推着木板车走街串巷。
家里孩子多,进项就那点,日子过得紧。
他读书是那种不用人催的类型。
汕头市潮阳一中2002级的学生里,同届同学后来回忆,念书最好的就是他,没有之一。
那一届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中山大学。
高考考出很高的分数,这个成绩,在镇上被人长久谈论。
2010年,中山大学免试推荐他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他发表了八篇核心期刊级别的论文,第一作者占了五篇,还在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杂志上发过文章,兼着学生会副主席。
他拿过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两万元。这个奖在医学院不好拿。
同学回忆,奖金下来那阵,寝室里有人起哄让他请客,他没答应也没拒绝,事情就搁在那儿了。
镇上人眼里,他是“大秀才”。
父亲眼里,他是个正常孩子,不是外面传的那种心理变态。
放假回家,他照旧约同村的伙伴钓鱼、打篮球,一群人出去唱K、爬山。
母亲推着装满废品的木板车往回走,他上去帮着推,一路有说有笑,不怕人看。
他不太爱跟人打交道,出入宿舍楼却总主动跟管理员打招呼,客气得让几个管理员都记住了他。
导师和同学给警方的笔录里写着另一面:为人自我,说话直,容易伤人,也比较记仇。
另一个人叫黄洋,1985年生,四川自贡荣县人,家里独子。
父亲黄国强原在简阳一家机关上班,为了这个家辞了铁饭碗,到荣县盐厂打工;母亲杨国华在供销社上班。
黄洋上高中那年,父母双双下岗,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父亲五十多岁还蹬三轮帮人拉米拉面,后来学校照顾,让他去学生公寓做管理,一个月几百块。
黄洋的名字是奶奶按父母的姓取的,盼他心胸和志向像海一样。
他2004年第一次高考考了六百多分,想读金融,复读了一年,2005年考出690分,进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后来转到临床医学。
大学第一年他一个人从荣县到上海报到,学费是家乡企业资助的。
此后几年,学费生活费全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母亲的药费、家里的手机,都是他一点点挣出来买的。
大一他去安徽颍上支教,读研期间又作为志愿者去了西藏墨脱。
在复旦,他是校园里那种很活跃的人。
赛扶团队领队,校内辩论赛最佳辩手,同学说他个头不高,爱说话,很能干。
学业也硬,2013年他以同届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五官科方向的博士,硕士论文正在准备答辩。
2010年6月的一场奖助仪式上,他讲过自己的来历:来自四川一个小县城,父母下岗,母亲体弱多病,家里欠着钱,他动过放弃直研出去工作的念头,是老师、家人、朋友把他劝住了。
两个人都出生在1985、1986年,都从拮据的家里考出来,都在2010年被保送进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硕士,只是专业不同。
2010年8月,林森浩住进枫林校区西20号宿舍楼421室,同住的还有一位葛姓同学。
2011年8月,黄洋调进这间屋子,三个人成了一间寝室里的室友。
![]()
【二】421室里的那点事
同屋两年,两个人没红过脸,也没成朋友。
林森浩在法庭上说,他跟黄洋没有直接矛盾和冲突,关系一般。
他觉得黄洋“自以为是”,“对人对己的标准不一样”。
黄洋那边,偶尔会当面说他几句。
同学盛磊记得一件事:黄洋假借林森浩的名义,批评葛姓室友在宿舍乱丢东西,话正好被林森浩听见。
林森浩没当场翻脸,私下跟另一位同学付令元表达了不满。
生活里还有更细的摩擦。
421室的饮用水是三个人分摊水费,2013年2月起,林森浩不肯再参与买水。
同学推测是经济上的考虑。
毕业旅行大家商量去东南亚,他也不积极。
黄洋有些嫌弃他小气,这话在同学之间传过。
两个人都在往人生的下一站走,方向不一样。
黄洋考上了博士。
有老师表示,只要林森浩英语过线,就愿意录取他读博。
林森浩放弃了报考,准备去广东一家医院工作。
案子的引线,按林森浩自己在法庭上的说法,是一句玩笑话。
2013年3月30日,他在对面寝室玩游戏,黄洋过来,笑嘻嘻地拍着他身边同学的肩膀说,愚人节要到了,要不要整人,样子很得意。
林森浩说自己看不顺眼,就想整整黄洋。
第二天他正好要去实验室,那里有这种化学品,于是想到了拿它去整人。
2013年3月31日下午两点左右,他以取手套为名,从同学吕某那里借到钥匙,进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号楼二楼影像医学实验室204室。
室里没人,他取出2011年参与动物实验后剩下的、装着二甲基亚硝胺原液的试剂瓶和一支注射器,装进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带了出去。
当天17时50分许,他带着这些东西回到421室。
屋里没人,他把试剂瓶和注射器里的原液投进了寝室饮水机,随后把瓶子等物装回袋子,带出宿舍楼,丢进楼外的垃圾桶。
二甲基亚硝胺是剧毒化学品。
他做过相关动物实验,知道这东西的厉害。
公诉方在法庭上给出的用量是至少三十毫升,而三克左右就能致人死亡,投进去的量是致死量的十倍以上。
他在法庭上说自己只是想黄洋“难受一下”,“以为只是一个病理过程,没想到会死亡”。
那天是愚人节的前一夜。
421室的饮水机照常通着电,第二天早上,黄洋像往常一样去接了一杯水。
![]()
【三】十五天
2013年4月1日早上,黄洋从饮水机接水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对。
他以为水坏了,把剩下的水倒掉,又把桶和机器刷洗了一遍。
同学后来提到这个细节,说他怕别的室友喝了不好。
当天晚上十点多,他开始恶心、呕吐,还发起烧来。
导师和同学把他送到中山医院,医院初步按胃肠炎处理,输液观察。
4月2日晚上九点,他在同学陪同下再去看急诊,化验显示肝功能已经受损。
师兄弟都是学医的,看他手和脸都肿起来,觉得不是吃坏东西那么简单。
当晚十点多,情况报给了导师,导师带着一万多元现金赶到医院,协调安排住院。
4月3日,病情继续往下走,血小板开始减少,他转进外科重症监护室。
医生会诊后倾向于中毒造成的肝功能损伤,可究竟是什么毒,一时判断不出来,也就没法对症下药。
4月5日前后,他开始流鼻血。
4月7日,鼻子出血止不住,治疗不见效。
4月8日,他陷入昏迷。
4月9日,事情有了转机。
黄洋的一位师兄孙某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提醒注意一种化学药物,说周围有人常在用。
孙某把短信内容告诉黄洋的导师,又去查校内的医学论文,发现用这种药物做实验后,小白鼠的症状跟黄洋当时的症状十分相似,而论文作者正是同寝室的林森浩。
情况报到了医学院和学校,也报到了保卫处和警方。
4月11日,警方通报,黄洋寝室饮水机残留水中检出有毒化合物,同寝室同学林森浩有重大嫌疑。
当天林森浩两次接受公安人员询问,都没有说出投毒的事。
4月12日凌晨,他被依法传唤到案,才如实供述了向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的事实。
就在4月12日,医院给黄洋下了病危通知书。
4月13日下午,他瞳孔放大。
4月14日下午,脑电图没有了,肺部纤维化,无法自主呼吸。
2013年4月16日15时23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宣布,黄洋经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七岁。
后来的鉴定结论写着: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这十五天里,林森浩去过医院三次。
他在二审庭上讲到这事,几次哽咽。
可黄洋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的那些天,他没有把病因说出来,还编过话。
判决书里对这一段的表述很直接:在黄洋就医期间,林森浩故意隐瞒黄洋的病因。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是4月3日得到消息从重庆飞到上海的,他在儿子的寝室住了一晚,见过同寝室的两个同学,也见过林森浩,没看出什么异常。
4月19日,上海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请逮捕林森浩。
4月25日,他被批准逮捕。
一条人命停在了二十七岁,另一条人生的路也在同一天拐了弯。
后面的事,进了法庭。
![]()
【四】从法庭到看守所
2013年11月2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庭上,林森浩供述了“愚人节整人”的来龙去脉,说他和黄洋之间没什么矛盾,只是彼此有些看不惯,还评价黄洋聪明、勤奋,就是有点自以为是。
辩护一方围绕“有没有杀人故意”展开,提出他是临时起意,带着戏谑的动机;公诉方把三十毫升、十倍致死量这些数字摆在庭上。
庭审结束前,他向黄洋的家人道歉,说自己讲话做事不计后果,“我罪孽深重,我接受法庭给我的任何审判”。
2014年2月18日上午,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时他的表情一直很淡,听到“死刑”两个字也没有多余反应,没有回头看旁听席。
旁听席上,黄洋的父母失声痛哭。
宣判前他接受过采访。
记者问,如果这件事可以重来会怎么做。
他说知道黄洋死后就不想了。
记者问他想对父母说什么,他答三个字:对不起,希望他们忘了我。
他提出上诉,理由是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
2014年12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这一次他对下毒剂量和毒物浓度提出异议,说讯问笔录与事实有出入,还说曾经对投毒物做过稀释。
检方认为,基于此前七个月的稳定供述,这番变供不能自圆其说。
庭上他提到三次去医院探望黄洋,说到这儿数次哽咽;辩护人问他有没有话想对黄洋父母说,他哭了将近两分钟。
2015年1月8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宣判后他发了一份声明,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杀人,依然相信司法公正,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向黄洋父母道歉,还说如果死刑最终核准,希望捐献遗体。
案子在网上被反复讨论。
2014年初,复旦大学一百七十七名学生联名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寄信,建议给他一条生路;黄国强的回应是“太幼稚”。
进入死刑复核阶段,林家的分歧摆到了台面上。
2015年5月,二审辩护律师与林尊耀解除了委托协议;6月初,林尊耀另聘了一位专做死刑复核的北京律师。
他不认同原来的辩护策略,认为律师放过了“林森浩到底有没有投毒”的疑点。
6月5日,林森浩在看守所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是他自己的决定:保留原来的两位律师。
理由写了三条,头一条是他不同意给自己作无罪辩护,他确实向黄洋投了毒;第二条是临阵换帅往往不利;第三条是他信任这两位律师。
信的结尾是:“爸,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望您老保重!”
7月21日,这封信曝光。同一天晚上,林尊耀血压升高,昏厥过去。
这期间林森浩还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声明,解除了对家里新聘律师的委托;法院约谈他本人后表示,愿意尊重他本人的意见。
2015年12月7日下午,央视记者在上海第三看守所见到他。
镜头前的他说,这两年多一直在反思,觉得自己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记者问,如果死刑核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答:意味着一次偿还,这样反而挺好,黄洋的父母也能够放下。
12月8日,法院通知林尊耀到上海见儿子。
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死刑,裁定书下发。
12月11日中午,他坐到了那扇玻璃前面。
这场见面只有十分钟。
他一直想问清楚两件事:到底是什么导致黄洋死亡,为什么两份检验报告结果不同;事情你到底做过没,为什么中间坚持不换辩护律师。
这些问题,他一个答案也没拿到。
他一遍遍说儿子是冤枉的,儿子只是平静地回他。
那句回话很短,落点却极准,正好砸在他两年多来一直捧着的那份“冤枉”上。
等他听完,撑着他在上海、北京之间来回跑的那个念头,就没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