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ike
定了!罗伯特·帕丁森出任新一任詹姆斯·邦德,亚马逊前几天宣布的。
导演是丹尼斯·维伦纽瓦,不用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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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帕丁森、丹尼斯·维伦纽瓦
无论是明星的咖位,还是导演的咖位,甚至编剧,在好莱坞都到顶了。搁在007电影的历史上,都没有过这种事。
以前的007,明星和导演配置,其实都不是产业最顶级。
消息出来以后,网上的反应大致分成两种,一种觉得怎么可能?一种觉得早该这样了。这两种反应背后的意思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个系列要用最高规格的形式去复活。这不仅是这个IP的需要,也是整个产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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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历史上几任邦德的扮演者,有一个核心逻辑浮现出来。
邦德这个人物,始终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需求之间拉扯、调整。一方面,他必须保持一种超越普通男性的魅力。而另一方面,他所代表的男性理想不断受到时代变化的质疑,他必须适应这种挑战。
第一任肖恩·康纳利,他是定义邦德的,但一开始选他,追求的也是一种反向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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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诺博士》(1962)
因为康纳利家族出身和绅士一点不沾边,他父亲是工厂工人,母亲做清洁工,自己十三岁离开学校,当过送奶工、救生员、货车司机,还参加过健美比赛,二十多岁才开始接触表演。
伊恩·弗莱明得知制片方选了他,最初是不满意的。弗莱明笔下的邦德有英国精英教育背景,在他看来,康纳利离那个形象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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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俄罗斯之恋》(1963)
结果证明,正是这种错位,造就了邦德形象史上最有生命力的版本。
康纳利身上似乎不存在演的痕迹。他穿定制西装坐在高级赌场的赌桌前,有一种自信的气场,观众也相信他可以在三秒内打倒对面的人。文明的礼仪和原始的暴力在他身上共存,互不妨碍。当时英国几乎没有别的演员能有他这种气质。
工人出身的他演精英特工,有一个特质是别人不具备的,他能在上流场合游刃有余,骨子里又不受那个阶层的拘束。
观众崇拜他,部分原因在于他证明了,西装和精致生活不过是谁都可以穿戴的工具,根本不是贵族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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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金手指》(1964)
这种形象和1960年代初的国民历史处境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呼应。那时大英帝国的全球地位已经严重衰退,《007之诺博士》上映的1962年,恰好是牙买加宣布独立的同一年。现实里英国已经无力独自carry世界,电影里的英国特工还可以。于是康纳利的邦德成了补偿,一个国家失去的全球控制力,由一个男人的身体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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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诺博士》(1962)
他留给整个系列的遗产,是要同时融合文明感和危险感。后来每一任邦德,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回应康纳利的这个原初形象。
然后是乔治·拉赞贝,他只有一部《007之女王密使》,容易被当成邦德历史上的插曲。但恰恰是这部电影,证明了这个系列从一开始就存在另一种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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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女王密使》(1969)
拉赞贝是澳大利亚模特,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表演经验。制作方看中他的理由很直接,外形、身材、动作潜力。和康纳利比,他更年轻,更俊美,带着一种广告式的男性气质,缺的是那种从复杂生活经验里形成的威严。
然而《007之女王密使》让这个邦德经历了系列早期最悲剧的一场爱情。他和特蕾西结婚,婚礼刚办完就失去了妻子。影片结尾,邦德抱着妻子的尸体坐在路边车上,他的杀人能力、杀人特权,此刻一点用都没有。
这种无力感主要靠的不是演员的表演,拉赞贝在某些场面确实生涩,但这一场戏让他在邦德历史上永远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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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女王密使》(1969)
拉赞贝后来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007,提到的是1960年代末的嬉皮士文化。他觉得短发、西装、职业杀手这些元素已经不合潮流了,年轻人要的是长发、自由、反战。他后来承认这个决定是错的。
罗杰·摩尔接任邦德的时候,已经凭《圣徒》在国际电视市场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来《说服者》里的布雷特·辛克莱勋爵,在美国重播市场也很能扛收视。讨论007史时经常忽略这一点,摩尔不是靠007才第一次走向国际观众的。
摩尔对邦德的改变,幽默只是表面,更主要是男性魅力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他自己说过,康纳利是杀手,他是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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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海底城》(1977)
这话有一半准确,摩尔更像一个用极度从容的姿态处理所有事情的男人,包括杀人。在他的版本里,暴力彻底化进了喜剧节奏,他可以刚杀完人,马上用一个俏皮的双关语把紧张化解掉,让观众笑出来。
这种做法有一定实际效果,因为霸道总裁式的男性英雄在当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幽默是挽尊最管用的武器。观众不必真信邦德单枪匹马挽救地球,因为电影也没要求大家全当真。
摩尔的七部007从1973年跨到1985年,从石油危机到撒切尔主义崛起,这些电影很少去调整人物的心理,它们回应时代变化的办法是不断更新场景和奇观,太空、美国南方、威尼斯、巴哈马、印度轮番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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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太空城》(1979)
《007之太空城》是追着《星球大战》的热潮拍的,《007之生死关头》借了当时黑人剥削电影的视觉元素。邦德没有形成某种稳定的现实主义风格,他有的是消化能力,把各种流行文化吞进去,再变成娱乐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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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生死关头》(1973)
有一点要说清楚,摩尔时代的性别图景并没有因为幽默而变得更现代。他的电影里女性角色往往更加工具化,幽默把这些关系里的权力问题遮掩了过去,却没有解决。自嘲有时候只是让旧体制继续运转的润滑剂。
提摩西·达尔顿和摩尔的反差非常大。他来自威尔士,在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受过古典戏剧训练,早年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舞台上演过罗密欧和麦克白。他是个严肃的戏剧演员,对表演的理解和康纳利、摩尔都不一样。他在采访里明确说过,希望回到弗莱明小说的精神,演一个情感真实、道德复杂的职业特工,不要像一台永远从容的娱乐机器。
《007之黎明生机》里,他的邦德克制,有判断力,有时候会在上级命令和个人良知之间踌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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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黎明生机》(1987)
《007之杀人执照》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邦德把MI6的命令放到一边,完全出于私人原因展开复仇。他照自己的道德直觉行事,动力来自对朋友的忠诚,体制被抛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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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杀人执照》(1989)
达尔顿只拍了两部,任期和口碑都不算突出。这里面有时代错位的原因,1987年的观众刚习惯施瓦辛格和史泰龙式的肉身奇观,邦德很难正面硬拼这种美式肌肉男。这种大环境下,一个皱着眉头想道德问题的特工,显得太严肃了,也不够好看。
但他证明了一件事,007可以不装得游刃有余,他的戏剧力量可以来自职业伦理的崩裂,和对体制的背叛。这正是后来克雷格版改革的核心逻辑,有一种马后炮观点说克雷格时代是007的伟大革新,可要没有达尔顿二十年前那场失败的实验,这场革新未必会有。
皮尔斯·布鲁斯南几乎是大众对007外貌想象的最大公约数。他英俊,修长,举止优雅,没人穿西装能比他更好看,他说俏皮话的时机也永远恰到好处。1986年制作方就想让他接手,因为《斯蒂尔传奇》的电视合同没成行。到1995年真正出演《007之黄金眼》,他已经准备了将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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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黄金眼》(1995)
布鲁斯南的邦德可以看成对前三任的一次综合,康纳利式的危险感,摩尔式的幽默都有,还偶尔闪过一点达尔顿式的忧郁。这个综合本身就透出些无奈,1990年代的邦德已经很难打造出真正新的东西了,把以前管用的元素重新排列组合,凑合下完事。
《007之黄金眼》里总被提起的一场戏,是朱迪·丹奇饰演的女M第一次和邦德正面交锋。她当面说他是性别歧视者,冷战遗物,厌女的恐龙,说自己不确定需不需要这样一个人。这段对白的特别之处,是它把观众对邦德积累下来的批评眼光,直接写进了电影文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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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先承认邦德有问题,然后继续让他存在。观众被邀请一边批评他一边享受他,这种双重姿态,也就是今天说的叠甲。观众看你先自我批评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但这种聪明的代价是,一个人物只是承认自己过时,却没有真的改变,承认过时不就成了维持现状的借口?
布鲁斯南的四部007不断给故事换新威胁,邦德这个角色的内部却几乎没动过。每部电影结束时,他还是开头那个人,只是换了一个被拯救的世界,换了一个躺进他被窝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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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黑日危机》(1999)
到《007之择日而亡》,隐形汽车这种设计把系列的可信度拉到了谷底。布鲁斯南的完美,到这里反而变成束缚。观众已经能预判他的所有台词和动作,角色的辨识度到了顶点,戏剧上的张力消失殆尽。不换人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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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之择日而亡》(2002)
2005年克雷格被宣布为新邦德时,网上一片抗拒之声。嫌他矮,嫌他壮,说他不像邦德像保镖。等《007:大战皇家赌场》上映,这些声音基本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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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大战皇家赌场》(2006)
克雷格改变的是暴力和男性身体之间的基本关系,如果说康纳利的身体展示力量,摩尔的身体代表优雅,那么克雷格的身体同时展示男性的力量和损耗,它能造成伤害,也会受伤。
《007:大战皇家赌场》开场的跑酷,让人记住的是他跑得有多费力。刑讯椅上那场戏,直接把邦德的身体放在完全暴露、完全脆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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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虏被制服的场面,前任邦德也不是没有,《007之金手指》里康纳利被绑在金属台上等激光,早就是经典画面。克雷格时代真正的变化在于,身体创伤不再只是惊险时刻,它持续贯穿整个叙事,还带着明确的心理后果。
还有一个镜头永远会有人记得,就是他穿着泳裤出水,构图明显在呼应《007之诺博士》里乌苏拉·安德丝出水的经典画面,只是这回被欲望化的对象换成了邦德本人。观众的凝视角度,不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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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007:大战皇家赌场》到《007:无暇赴死》,五部电影想完成一件邦德历史上从没做过的事,建立一条人物生命线。这个邦德有职业生涯的起点,中间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创伤,身体也在逐渐消耗,最后走到死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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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无暇赴死》(2021)
传统邦德的叙事里有一个规律是,不管什么结局,他都能重新出发。克雷格版打破了这条规律。他真的死了。也是不换人不行了。
回头看,克雷格的改革是成立的,可它的内在逻辑还是没走出男性英雄神话的旧框架。他让邦德更能忍痛,更愿意牺牲,叙事把这些品质当成他配当英雄的证据。受苦是他赢得尊严的方式,死亡是他最高尚的证明。说到底,这仍然是一个男人靠牺牲赢得意义的故事,只是换了一套更当代的情感语言。
帕丁森这次或许真的会不一样?
最大的变化是,007品牌面对的是一个各方面都不输给自己的文化符号。
帕丁森靠《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在二十岁出头就成了全球顶级偶像,然后花了将近十五年,用一连串怪异角色,亲手拆掉了这个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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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波特与火焰杯》(2005)
《暮光之城》时期的爱德华,吸引力来自克制、痛苦、禁欲,来自他对贝拉压不住的依恋。他危险,又得压着这种危险,他强大,又被这种强大折磨。他的男性魅力主要来自内在冲突。这跟康纳利比,刚好是男性魅力的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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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光之城》(2008)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后来的选片。他没有沿着俊美偶像的康庄大道前进,而是专挑那些让自己显得狼狈甚至病态的角色。《好时光》里,他是个狡猾又焦虑的底层罪犯,一步步把自己和弟弟拖进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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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2017)
《灯塔》里,他陷在极端孤独、精神失衡和权力冲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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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2019)
就连《新蝙蝠侠》这种超级英雄电影,他的布鲁斯·韦恩也是内向、阴郁、不善社交的,日常人格几乎运转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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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蝙蝠侠》(2022)
帕丁森对那些在身份、能力、欲望上都没法自我确定的人物,有特殊的兴趣和理解。他不介意让自己看上去可笑或者可怜,他愿意在银幕上彻底失控,专挑让主角形象崩解的角色。
在他之前,每一任邦德都是靠007建立或者放大自己的国际明星地位,但帕丁森不需要靠这个系列来证明自己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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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2026)
所以他一定不会落入常规,这不消说,但到底会怎么演?
最不让人期待的方向,是演成一个高配版克雷格,把严肃、创伤、受苦换尊严那套逻辑照搬过来,只是换上一个更有艺术气质的演员。克雷格的邦德会受伤,但他从没真的怀疑过自己是谁。他的悲剧是一个强大的主体撞上了超出控制的外部力量。他知道自己爱谁,信什么,在做什么,这些在他身上从没动摇过。
帕丁森在《好时光》和《灯塔》里演的那些人,连「我是谁」这个问题都无法稳定回答。他们也在行动,但不完全清楚为什么行动,有欲望,又拿不准那个欲望是不是真是自己的。这底下是更深一层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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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2017)
如果维伦纽瓦和奈特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出来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邦德——他照样执行任务,照样有魅力,妙语连珠,可这些能力和魅力背后,站着一个对自身身份真正困惑的人。他是一个被训练成詹姆斯·邦德的人,而这个被训练出来的身份,和他内在的某一部分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维伦纽瓦的电影一向关心人物在宏大权力结构里的处境,编剧奈特写的人物通常同时背着阶级野心和道德代价。这两个人的组合,确实有潜力继续挖邦德的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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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奈特和导演维伦纽瓦
当然,这只是我们猜的。
顺着这个方向,邦德身上那个一直悬着的核心问题就有了新的问法。一个以杀人为业的人,他的职业身份和国家忠诚,跟个人道德怎么共存?
克雷格给出的答案是承受足够多的痛苦,三者最终可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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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帕丁森版本不预设它们能统一,那么一个不再天然相信自己正确的邦德,会怎么理解他的杀人执照和国家忠诚?这个问题,比他怎么喝马提尼,怎么开阿斯顿·马丁重要得多。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让我们重新爱上这个早已360度看透的旧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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