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502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此后几年,人们聊彩礼、相亲、房价,或者聊县城里过了三十还没成家的男人时,这个数字常被拿来当背景。
2026年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全国人口140545万人,其中男性71722万,女性68823万,差额是2899万。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比2020年低了0.86。6年间,男女差额减少了600多万。
![]()
从更长的时间看,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计算)已经从2004年的106.2,逐步下降到2024年的104.49左右。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从118.6下降到111。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男性人口下降,并不是指绝对数量大幅减少,而是指男性人口增速放缓,以及男性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女性人口增加也要从相对意义上理解。
差距缩小的原因值得细看。男性多出的人数集中在80后、90后、00后身上。这几代人出生时,出生性别比偏高,这部分差额是历史留下来的存量。
![]()
总差额变小,很大程度上来自老龄化。2025年,60岁以上人口已超过3.2亿。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女性短,到了70岁以上,女性在人数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男性多出来的差额在比例上就被稀释了。
有分析把这个过程比作一个水池:排水口放走的主要是男性,进水口灌进来的新水里男孩依然比女孩多。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1.7,而联合国认定的合理区间是103到107。从2019年到2023年,这个数字一直在111附近徘徊。
![]()
不过,人们的观念确实在变化。性别比还没有出现绝对的反超,但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多期数据,过去超过半数的家庭把一儿一女看作最理想的子女结构。现在,表示对孩子性别无所谓的比例明显上升,在年轻和高学历群体中尤其如此。这一比例在过去10年里提高了约十个百分点。
从经济学角度看,可以把生孩子当作一项家庭投资。在现代城市,儿子往往和高额的婚姻成本紧紧绑在一起,比如房子、车子、彩礼。这些被看作男性成家的标配,给养儿子的家庭带来经济压力。相比之下,人们普遍认为女儿能带来更高的情感回报,也就是常说的"小棉袄"形象。
![]()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家庭论》中指出,家庭决策同样遵循理性的经济逻辑。当生儿子的预期成本远远超过预期收益时,生女儿或者不生,就成了新的理性选择。
社会结构的转型是更深层的原因。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描绘了一个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乡土社会。在过去的这种社会网络里,儿子继承姓氏、延续香火;女儿则像"泼出去的水",注定要成为另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专指男性后代。
![]()
现代化进程早已改变了过去的乡土结构。大量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后,宗族纽带逐渐断开,姓氏传承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更多女性实现了经济独立。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建立起来,儿子作为"老年保险"的传统价值大打折扣。
从进化论来看,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指出,在资源匮乏、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男性后代是优势策略;而在资源稳定、生存压力较小的环境中,投资回报稳定的女性后代就成了更好的选择。
![]()
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也对如今的男女人口比例产生了正面影响。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时,教育资源和情感投入全部倾注在唯一的女儿身上,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能力出众的独生女,这大大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认识。不过,在如今的全面三孩政策下,家庭的生育策略变得更复杂了。
分孩次数据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七普数据中,一孩性别比为113.17,二孩为106.78,三孩及以上为132.93。首都经贸大学的姜全保认为,在低生育率、高养育成本的环境下,能坚持生到第三胎的家庭往往带着更明确的性别诉求。
![]()
华中科技大学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这类情况集中在城市、高中以上学历的母亲中。公开讨论中出现过湖北三孩性别比177.42、上海152.78的数据,这些数字仅供参考。2025年12月,广州海关破获一起走私孕妇血样案,累计出境样本超过10万人份,覆盖23个省份。
女性比例的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婚恋市场?当前婚恋市场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新生儿性别比的即时变化,而是历史积累的问题:过去30年高出生性别比下出生的庞大男性群体,要和性别比更正常的年代出生的女性群体竞争婚配。即使新生儿性别比马上回到105比100的自然水平,未来10年内,适婚人口中男性过剩的压力依然存在。
![]()
这里还存在一种幸存者偏差。剩女焦虑多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的城市女性身上;光棍问题则更多集中在低学历、低收入的农村男性身上。这不是一个统一的婚恋市场,而是被社会经济地位严重分割的市场。
城市里的这些女性焦虑的不是找不到男人,而是找不到匹配的男人。按照传统男强女弱的观念,A级别的女性往往希望找A+或A级别的男性,而这些男性选择范围更大,可能会选更年轻的女性。结果,A级别的优秀女性在自己期望的匹配池里,可选的人反而变少了。
![]()
光棍群体通常是初中或以下学历,从事体力劳动或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生活在农村或城镇边缘地带。随着城市化推进,他们所在地区稍有能力的女性大量流向城市,而且倾向于在城市里向上嫁,留在本地的适婚女性急剧减少。
有数据显示,部分农村或县城20到40岁的适婚男女比例达到140比100,河南一些村庄里单身男性的数量是单身女性的三倍。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到整治农村高额彩礼。
![]()
随着女性比例上升,受到积极影响的会是高知女性。女性会有更多选择权,可以更看重情绪价值、家务分担等。相反,这对低收入男性婚恋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这个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绝对数量上的短缺。
全国女性比例上升0.1个百分点,对一个大城市来说,可能意味着多出几千名单身女性;但对一个女性已经严重流失的偏远农村来说,可能只多了几个人,甚至一个都没有。
![]()
不要被全国平均数据迷惑,中国的婚恋市场已经明显出现了阶层化和地域化。对农村底层男性来说,女性比例增加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他们的困境来自更深层的城乡差距。
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116回到了正常区间,靠的是废除户主制度、改变财产继承规则和提升女性社会地位。2899万这个数字值得关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五年出生性别比能不能继续下降。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