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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印度,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西方媒体反复讲的那几样东西:人口红利、IT奇迹、英语人才多,似乎它很快就要在发展速度上压过中国。 温铁军研究印度用的是一个很笨的办法,就是一趟一趟地去。
他曾谈到,自己去过印度十几次,开展了大量农村调查,也走访过不同地区。 看得多了,他的判断反而和流行说法拉开了距离。
在他看来,西方那套描述只挑好听的讲,把底下的现实盖住了,照着这样的描述去理解印度,被误导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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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英国人在印度根本找不出多余的“下面人”。
最直接的办法是从英国本土调年轻人过来,可这笔账一算就让人却步。 从英国派一个人到印度,哪怕按最低开销计算,成本往往明显高于在当地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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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来自托马斯·麦考利。 1835年,他提交了那份后来广为人知的《印度教育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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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给这些人起了个专门的称呼,叫“巴布”(Babu),这个词在后来的英印语境里,多少带着几分轻蔑。
从效果看,这套体系在短期内极其好用。 几十万巴布进入殖民行政系统,拿着低于英国雇员的工资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因此顺手了不少。
只是事情从来不会只有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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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人的设想,巴布只需要具备基础的办事能力,会算账、会抄写、能执行命令就够了,背后的道理不必知道。 可真到干活的时候,一个连“为什么”都不懂的人,很多账其实算不明白,很多事也办不明白。
更要紧的是,知识没法按需切片。 那些在殖民地大学里拼命读书的印度青年,学到的不只是怎么替英国人收税,也包括英国人凭什么向他们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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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真有印度人能考上,英国人的反应是改规则。 报考年龄上限在此前的几十年里被一路压低,到1876年前后被定在了19岁。
对需要先在本地完成学业、再筹措路费远赴英国的印度青年来说,这个年龄几乎等于把大门关上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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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层层闯关、最终考上的人,可以被分配去担任地方治安官、地区法官或者税官,但进了体系并不意味着被当作自己人。 最典型的例子是司法权限,印度籍法官长期只能审理印度人,不能审理英国人。
1883年,殖民政府曾提出《伊尔伯特法案》,试图让部分印度法官获得审理欧洲人案件的权力,结果在英印白人群体中引发强烈抗议,最终被大幅修改。 这件事把英国人的逻辑暴露得很清楚:让你学习,是为了让你当好办事员,并不打算让你坐到同一张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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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通道被堵住以后,印度那些家里有些财力、又精通英语的顶尖聪明人,开始转向另一条没有年龄限制的路,就是去学法律。
英国人原本以为,教会印度人英语,他们就会变成“棕色的英国人”,成为殖民统治最可靠的助手,却没有料到另一层后果。
在英语普及之前,印度各地语言差异极大,不同地区的人彼此很难沟通,即便有人想联合起来反抗殖民统治,也常常卡在听不懂对方说什么这一步。 英国人亲手推广英语之后,这道障碍消失了,各地的印度精英第一次有了一门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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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顺畅了,这批人手里又握着法律知识,熟悉英国人自己的规则和话语,于是慢慢聚成了一支足以和殖民当局正面交锋的队伍。
翻看最终推动英国撤出印度的那批领导人的履历,会发现法律背景的比例高得惊人,甘地在伦敦内殿律师学院取得出庭律师资格,尼赫鲁同样是在英国受训的大律师,真纳则出自林肯律师学院。
英国人为了省钱设计的用人方案,最后培养出了送走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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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看起来像是一段被殖民者借力打力的历史佳话。 可这套教育体系留下的并不只有民族独立这一面,它同时把印度社会切成了两半。
上层精英读英语、进法院、拿薪水,下层普通人说方言,连书都读不起。 语言在这里不只是交流工具,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能进入哪个圈子、做哪类工作、拿多少收入。
这种上下割裂延续到了独立之后。 印度宪法把印地语定为联邦官方语言,但英语并没有退出,根据1963年的《官方语言法》,英语继续作为联邦层面的工作语言使用,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至今以英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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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和只会地方语言的人,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英语在殖民时代筛选出的那批上层人群,经过几代人的积累,逐渐固化为相对封闭的精英阶层,这也成为印度日后阶层固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回头再看温铁军的那些考察,城乡调查提醒人们留意印度内部的发展差异。 班加罗尔的IT园区和孟买的港口,是西方媒体最愿意拍、最愿意写的那一面,那里的从业者大多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与全球市场无缝衔接。
比哈尔邦、北方邦的偏远乡村则是另一番景象,那里的人口规模庞大,许多人仍然用地方语言生活,受教育机会有限,很难分享到外包产业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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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叙事把前者放大成整个印度的形象,把后者轻描淡写地带过,由此容易造成片面的认识。
所谓人口红利,也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人口多并不自动等于红利,只有当大多数劳动年龄人口能够获得教育、技能和就业机会时,数量才会转化为生产力。
如果一个国家的上升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和一门外语、和早年的阶层位置绑在一起,那么庞大的人口里真正能进入现代产业的,始终只是其中一部分。 拿班加罗尔的成绩去推算整个印度的前景,结论难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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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印度的发展成就,它在软件服务、医药制造等领域的进步有目共睹。 问题在于,看印度如果只借西方的眼睛,就容易把一段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历史,包装成天生的竞争优势,也容易忽略那道从19世纪延续至今的社会裂缝。
温铁军坚持一趟一趟地去现场,看港口也看村庄,看园区也看农户,本身就是在提醒一种更踏实的观察方法:了解一个国家,不能只听别人讲它的高光时刻,还得弄清楚这些高光是怎么来的、照到了谁、又把谁留在了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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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再讨论印度会不会、能不能超过中国,与其跟着西方的叙事兴奋或焦虑,不如把这段历史和那些乡村一起放进视野。
看清了英语背后的来历,也看清了被它隔在门外的大多数人,才算真正开始了解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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