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曾经的高考状元失联9年,患癌妈妈:儿子,我想再见你一面》《失联9年的高材生找到了》《千呼万唤!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昨在苏州和父母团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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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3 日,下午一点多钟。
江西抚州市宜黄县公安局的电话响了。接线的人拿起听筒,那头先是一阵杂音,像是在街边,有车过去,有喇叭响。
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挤了进来,普通话里带着一点本地口音,语速很快,问得很急。
那头的人说,想找一个叫杨崇生的,棠阴镇的。
值班的人问他,找这个人做什么,是他什么人。
那头沉默了几秒,说自己姓杨,是杨崇生的儿子,九年没跟家里联系了,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想找家里的电话号码。
值班的人握着听筒,一时没接话。
九年。这个数字从电话里说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像一件早就说惯了的事。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年里接到的寻人电话不少,报出这么长年头的,不多。
那头又问了一遍,语气比刚才更急: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电话挂了以后,这条线索被转了出去。当天下午,一个陕西西安的号码,拨通了宜黄县棠阴镇杨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杨崇生。他后来跟人说起那个下午,说手机响的时候他正在忙别的事,看见是个陌生号,本来不想接。手指在屏幕上悬了一下,还是划开了。
那头先没有声音。杨家这边连喊了几声,喊得很急,喊到最后一声,嗓子都劈了。
末了,一个男声传过来,很哑,像是很久没有说过话。
他说:“爸,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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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棠阴镇的那个夏天
宜黄县在江西抚州的东南边,山多,水也多,一条宜水从县境里穿过去。
棠阴镇在县城往南十几里的地方,老街上还有青石板,铺得高低不平,下雨天踩上去要留神。
杨崇生家就在这一带。一家四口,夫妻两个,一个儿子,一个收养的女儿。日子过得紧,靠种地和打零工,一年到头攒不下什么钱。
儿子叫杨仁荣。
2003 年 6 月,他走进高考考场。那年江西的夏天热得厉害,考场里的电扇转得嗡嗡响,卷子边角被吹得翻起来,考生要用胳膊压住。
考完最后一门出来,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回家吃饭,一句话也没多说。
7 月下旬放榜。
分数出来那天,杨家院子里挤满了人。570 多分。这个分数放在全省不算最拔尖,放在宜黄县,是当年理科第一名。
消息传得快。镇上的人、村里的人、拐了几道弯的亲戚,一波一波往杨家跑。有人拎着酒,有人拎着鸡蛋,有人空着手来,就为看一眼那张成绩单。
录取通知书是 8 月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这个专业名字,镇上大多数人念不顺。有人问,学这个以后做什么。杨崇生答不上来,就笑。后来有人替他把话说明白了:造飞机的。
半个镇子的人都知道了,杨家那个瘦瘦的男孩,要去北京造飞机。
学费是个大问题。
北航一年的学费加上住宿、路费,对杨家来说是一笔要凑的钱。家里的积蓄不够,能卖的都卖了。
亲戚朋友那里也借了一些,借得零零碎碎,一家三百,一家五百,都记在本子上。
走的那天是 8 月底。杨崇生送儿子去县城坐车,行李不重,一床被子,几件换洗衣服,一个装着录取通知书的包。从棠阴到县城,再从县城转车去南昌,从南昌上火车,一路往北。
火车开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杨仁荣到北京的时候是清晨。西客站外面人山人海,扛着编织袋的、举着牌子的、蹲在墙根吃早点的。
他站在出站口,抬头看了一眼天。北京的天比江西高,也灰。
那年他十九岁。这个年纪的年轻人,站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心里想的多半是以后。以后有多远,他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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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北航的校园不大,楼也不算新,可对刚进校的农村学生来说,足够让人发慌。
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串公式。杨仁荣低头抄,抄到一半,抬眼看旁边的同学,人家已经在翻后面的章节。
班上坐着的,有从省城重点中学实验班出来的,有父母本身就在航空系统里的,有人高中就自学过大学物理。
他高中三年在宜黄一中是做题最稳的那一类。到了这里才发现,会做题只是入场券。
头一个学期他还跟得上,第二个学期开始吃力。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前两年全是硬课: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空气动力学。一门压着一门,绕不过去,也跳不过去。
大二那年暑假,他回家。那年夏天格外闷,屋里的电扇从早转到晚。
他跟父亲说起学校的事,说这个专业比想象中难,说自己学得不太好,说将来怕是不好办。
杨崇生当时没往深里想。农村的父亲听儿子说这些,第一反应总是宽慰:慢慢来,熬过去就好了。
这番话后来在杨崇生心里搁了很多年。
大三、大四,情况往下走。课越落越多,人越来越沉默。宿舍里的同学在准备考研,在投简历,在跑招聘会,他那边没什么动静。
毕业前有一门考试,他没去考。
北航的规矩摆在那里,缺考就是缺考。学分不够,毕业论文也过不了。到 2007 年毕业的时候,别人手里是毕业证和学位证,他手里只有一张肄业证。
这张纸的分量,当时他还估不准。
大学四年,家里一直以为他在正常读书。
农村的父母对大学的想象很简单:考进去,读四年,拿证,找份工作。中间那些关卡、补考、绩点、学分,他们不懂,也没人跟他们讲。
2007 年夏天,他没有回家。
他跟家里说,在北京找到了事做,先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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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那条十一个字的短信
北京那几年,杨仁荣过得不好。
没有毕业证和学位证,很多门直接就关上了。他换过几份工作,都不长。住的地方也换过,条件一次比一次简单。
2008 年,家里开始接到银行的电话。信用卡欠款,催收。一次,两次,后来断断续续好几年。杨崇生一笔一笔替儿子还,前后加起来两万多块。
两万多块在 2008 年的棠阴镇是什么概念,村里人心里都有数。杨崇生没跟外人多说,钱还了就是还了。可这些电话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儿子在北京,过得不是他说的那样。
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儿子的真实境遇。
2009 年,情况彻底断了。
那年他收到儿子的一条短信,十一个字:我在北京挺好的,不要担心。
发完这条短信,电话就打不通了。一开始是无人接听,后来是关机,再后来是空号。
杨崇生去营业厅问过。人家查了记录,说这个号码已经注销。
从这一年算起,到 2018 年,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杨崇生往北京跑了四趟。
第一趟是刚开始那阵子,他坐了一夜的硬座,到北京天还没亮,在车站外面的台阶上坐到太阳出来,才敢去打听路。
他去了学校,学校的人查了档案,说他 2007 年就离校了。
他在校门口站了大半天,看着一拨一拨的年轻人进出,眼睛都看酸了,也没看见自己儿子。
后面三趟,他去了儿子以前说过的地方,找了几个据说见过杨仁荣的老乡。北京太大,找一个人跟往海里扔石头差不多。
家里的电话二十四小时开着。吴细女把它放在床头,铃声调到最大。夜里响一声她就坐起来。多数是打错的,也有推销的。
她一句一句问:你找谁?你认识杨仁荣吗?
对方说打错了,挂了。
她就把听筒放回去,坐一会儿,再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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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张打印纸上的日期
2018 年 7 月,吴细女病倒了。
起初是肚子疼,她自己去药店买了点药,吃了不见好。拖了些日子,去县医院查,医生让往上级医院转。
一路查下来,诊断结果出来了:子宫梭形细胞恶性肿瘤。
手术做了。医生说,情况不容乐观,随时可能复发,后面还得做六次化疗。
化疗的方案摆在桌上,她不肯配合。
她跟人说过一句话,说得很直:医生叫我在那里化疗,我是不想化疗,反正儿子找不到,我还化疗干嘛。
病房里别的床位,床边都围着人。
有儿子端水的,有女儿削苹果的,有孙子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的。她那边的床,白天是丈夫守着,晚上也是丈夫守着。
杨崇生那年 55 岁,背驼了,走路的时候脚先落地,像怕吵到谁。
她夜里疼得睡不着,就跟丈夫说,她不怕这个病,就是想再见儿子一面。
8 月,当地媒体知道了这件事。
有记者上门,她一开始不肯上镜,说自己这个样子难看。
劝了几回,她同意了。那天她把头发梳好,换了件干净的衣服,坐直了身子,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
她说儿子叫杨仁荣,2003 年从宜黄考出去的,九年没回家了,她病了,想见他一面。
8 月 15 日,报道发了出去。后面几天,转发的人越来越多。
杨崇生没有放弃。8月21日,他带上侄子,再度奔赴北京。
这一趟,他辗转跑了中关村、十八里店两处派出所。
他站在民警面前报案,想要找到消失九年的儿子。
民警调出身份证的活动轨迹。
记录一页页往上滑动,前面的痕迹断断续续,直到最后一条,骤然停住:2017年4月12日,北京至西安的购票记录。
自那一天之后,这张身份证,再也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整整一年多,如同人间蒸发。派出所依规受理了失踪报案,将打印单据交到他手上。
杨崇生盯着纸上那行日期,久久没有抬头。
谁也不知道西安藏着什么,是儿子安稳落脚的地方,还是又一处没有答案的断点。沉默许久,他沙哑地开口:西安,在哪个方向?
走出派出所,夜色漫过北京的街道。 那张薄薄的单据被他反复对折,纸边浸满手心的汗。
九年四次北上寻亲,踏遍京城,他翻遍所有能找的角落,最后抓到的全部线索,就只有这一行日期,和一座未知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