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薇用一场假葬礼陪徐悲鸿私奔,苦等张道藩八年攒下两千封情书,晚年为何宁死不还

分享至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为什么来?”南京街头,炸弹在身后炸响,蒋碧薇抱着孩子蹲在人流里,听见的是一个她等了十一年的声音。

1917年,宜兴蒋家为女儿办了一场丧事,棺材里塞的是石头。她跟着一个穷画家上了船,从此世上再无蒋棠珍,只有蒋碧薇。东京的榻榻米上,巴黎六楼的旧楼梯,她把自己活成了他画里那个眉眼舒展的女人。

后来他带着新欢走了,把她丢在一座即将沦陷的城里。

他来了。从1937年到1945年,两千多封信,十五万字,每一封的抬头都是同一个字。她用细麻绳一捆一捆扎好,锁进樟木箱,钥匙挂在脖子上,一挂就是三十年。

可当她终于挣脱了旧婚姻,等来的却是一纸四条契约。再往后,那个男人登上门,开口要的竟是那些信。



1917年5月,宜兴蒋家对外宣称大小姐蒋棠珍突发急病死了。

棺材里塞的是石头,葬礼办得煞有介事。蒋家体面了一辈子,不能让人知道女儿跟一个穷画家跑了。

那个穷画家叫徐悲鸿。他给蒋棠珍刻了一枚水晶戒指,上面写着“碧薇”两个字。从那天起,世上没有了蒋棠珍,只有蒋碧薇。

码头上,蒋碧薇攥着那枚戒指,手心全是汗。她回头看了一眼宜兴的方向,天还没有亮透。

徐悲鸿站在船舷边,没有回头。他眼睛望着海面,嘴里说了一句:“到了日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蒋碧薇点了点头。她信他。

日本的日子并不好。两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语言不通,钱花得比流水还快。蒋碧薇从前在家有佣人伺候,到了东京,洗衣做饭全得自己来。徐悲鸿整天泡在画店里,看那些仿制的原画,看到天黑才回来。

蒋碧薇没有抱怨。她坐在榻榻米上,把那枚戒指翻来覆去地看。戒指上的“碧薇”两个字,被她摸得发亮。

后来徐悲鸿拿到了官费留学的名额,两个人又去了法国。巴黎的房子在六楼,没有电梯。蒋碧薇每天爬上爬下,买菜、做饭、洗衣服。徐悲鸿在画室里待着,一待就是一整天。

有一回,蒋碧薇站在六楼的窗口,往下看了一眼。巴黎的街道很干净,行人的脚步不急不慢。她突然想起宜兴老宅里的天井,想起母亲在廊下喊她吃饭的声音。

她转过身,把窗户关上了。

巴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蒋碧薇觉得踏实。徐悲鸿画她,画她拉小提琴的样子,画她睡着的样子。那些画里的她,眉眼是舒展的。

1921年,柏林。中国驻德国公使馆办了一场酒会。

蒋碧薇穿了一件旗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她站在徐悲鸿身边,听他和一群留学生谈艺术。她不太插话,只是偶尔笑一笑。

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往这边看。他叫张道藩,贵州人,比蒋碧薇小两岁,在伦敦学美术。他端着酒杯走过来,先跟徐悲鸿握手,叫了一声“徐先生”。然后他转向蒋碧薇,叫了一声“二嫂”。

蒋碧薇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长得周正,说话的时候眼睛很亮,但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

从那以后,张道藩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徐悲鸿有时候回国办事,张道藩就帮着蒋碧薇跑腿,买米、搬东西、修灯泡。蒋碧薇把他当弟弟看,喊他“三弟”。

1926年,蒋碧薇在巴黎收到了一封从意大利寄来的长信。信是张道藩写的。他在信里说,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办法把她从脑子里赶出去。他写得很直白,直白到蒋碧薇的手抖了一下。

她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是慌,第二遍是冷。

她拿起笔,回了一封信:“我敬爱你,但永远只能做你精神上的朋友。悲鸿是我一生所托,我不能也不会离开他。”

信寄出去以后,张道藩很久没有再来。后来蒋碧薇听说,他跟一个法国女人订了婚。

回国以后,徐悲鸿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成了画坛的大人物,每天有人上门求画、请他赴宴、找他题字。蒋碧薇带着儿子徐伯阳和女儿徐丽丽,住在南京傅厚岗的宅子里。房子很大,但徐悲鸿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930年,蒋碧薇回宜兴料理家中丧事。那段时间,她收到徐悲鸿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喜欢上了一个人,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叫孙多慈。

蒋碧薇攥着那封信,在宜兴老宅的堂屋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天黑了,她没有点灯。

她赶回南京,径直闯进徐悲鸿的画室。画室正中间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侧脸,笔触温柔得不像徐悲鸿的手笔。

“这是什么?”蒋碧薇问。

徐悲鸿没有抬头:“一幅画。”

“我问的是画上的人。”

徐悲鸿沉默了一会儿,说:“多慈。”

蒋碧薇站在画室中央,看着那个男人的后脑勺。她想起了东京的小屋子,想起了巴黎六楼的楼梯,想起了那枚被她摸得发亮的戒指。

“徐悲鸿,”她说,“你看着我说。”

他没有看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宁静,战火迅速蔓延。南京危在旦夕,城中一片混乱。

徐悲鸿收拾了他的画作、资料和几箱书。他把这些东西搬上车的时候,蒋碧薇站在门口,怀里抱着徐伯阳。

“你去哪?”她问。

“桂林。”徐悲鸿说。

“我们呢?”

徐悲鸿停了一下。他没有看蒋碧薇的眼睛,只是说了一句:“我先走。你们随后跟上来。”

车开走以后,蒋碧薇从邻居嘴里听到了一个名字:孙多慈。孙多慈和她的家人,也在那辆车上,或者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蒋碧薇没有去核实。她也不需要核实。

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南京上空盘旋。尖利的呼啸声和爆炸声此起彼伏。蒋碧薇抱着徐伯阳,站在傅厚岗的街口。房子已经不能回去了,那一带很快就要成为战场。她身上揣着一点钱,一个包袱,一个孩子。她站在人流里,不知道往哪里走。

徐悲鸿走了。他把他的画带走了,把他的新欢带走了,把她的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全部丢在了这座即将沦陷的城里。

蒋碧薇蹲在街边,把徐伯阳搂在怀里。孩子的脸埋在她的胸口,小声问:“妈妈,爸爸呢?”

她没有回答。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烧红的铁。

就在蒋碧薇以为自己和孩子要死在南京街头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一个人快步走下来。那个人穿着西装,面容焦急,脚步很急。蒋碧薇抬起头,认出了那张脸。

张道藩。

“二嫂!”他的声音在发抖,“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蒋碧薇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轰炸声好像突然隔了一层水。

她看见张道藩的嘴在动,看见他蹲下来,看见他伸出手,但那些画面都是碎的。

她的手指攥着徐伯阳的胳膊,攥得太紧,孩子疼得哼了一声。

她的脸上全是眼泪,可是她自己不知道眼泪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

张道藩把大衣脱下来裹在她身上,那件大衣带着一股陌生的、属于另一个男人的温度。

她低头看了一眼那件大衣的扣子,然后眼前一阵发黑,膝盖软了下去。

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一辆行驶的车里。徐伯阳坐在她旁边,怀里抱着一包饼干。张道藩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我们去哪?”蒋碧薇问。她的嗓子哑得几乎说不出话。

“重庆。”张道藩转过头来,“我在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房子不大,但安全。”

蒋碧薇看着他的侧脸。这个男人已经不是柏林酒会上那个喊她“二嫂”的年轻人了。他的肩膀宽了,脸上的线条硬了,说话的语气也不再是小心翼翼的客气。

“你为什么来?”她问。

张道藩没有立刻回答。车子开过一段坑洼的路面,车身晃了几下。

“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他说,“一个你不再需要我叫你‘二嫂’的机会。”

蒋碧薇把脸转向车窗外面。南京的轮廓正在一点一点变小,变成一团灰蒙蒙的影子。

到了重庆以后,张道藩把蒋碧薇母子安顿在一处两层的小楼里。他自己住在不远处,但公务缠身,不能每天都来。他来的那天,会带一些东西:米、油、给孩子的糖果,还有一封信。

信是当天晚上写的,第二天一早派人送过来。蒋碧薇第一次拆开信的时候,看到抬头写着两个字:“雪”。

她在灯下坐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笔,在回信的开头写下了:“振宗”。

“雪,今天开了一天的会,散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重庆的雾很大,车灯照出去只有两三步远。我在雾里开得很慢,心里想的全是你今天有没有按时吃饭。伯阳的咳嗽好了没有。你要记得把窗户关上,夜里凉。”

蒋碧薇的回信很短:“振宗,伯阳的咳嗽好了。我一切都好。你自己开车要当心。”

张道藩的信越来越长,越来越密。有时候一天两封,早上派人送一封,下午又送一封。他在信里写开会时走神被上司瞪了一眼,写路过一家绸缎庄看到一块料子觉得很衬她,写夜里睡不着,起来站在窗口抽烟,想她现在是不是也醒着。

蒋碧薇的信也渐渐长了。她写重庆的米很难买,写伯阳在学校跟人打架,写她半夜听到防空警报响,抱着孩子往防空洞跑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振宗的信还在抽屉里,要是房子炸了,信就没了。

张道藩回信说:“信没了可以再写。你没了,我写什么都没有地方寄。”

从1937年到1945年,从重庆到南京,从抗战到胜利,他们之间的信没有断过。蒋碧薇数过,张道藩写给她的信,超过两千封。她把那些信按日期排好,用细麻绳一捆一捆扎起来,放在一只樟木箱子里。箱子上了锁,钥匙用一根红绳系着,挂在她的脖子上。

1945年,抗战胜利。蒋碧薇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徐悲鸿离婚。

徐悲鸿起初不同意。蒋碧薇说:“你当年在广西登报说和我脱离同居关系,那时候怎么没有不同意?”

徐悲鸿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答应了她的条件:一百万元,一百幅画,四十幅古画。签字那天,徐悲鸿提着一麻袋钱走进来,脸色灰败。蒋碧薇没有看他。她在离婚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画很稳。

离婚以后,蒋碧薇去找张道藩。她以为他会高兴。她等了八年,他也等了八年。可是张道藩听到她离婚的消息,脸上没有她想象中的表情。

他拿出一封信,递给她。

蒋碧薇拆开一看,信上列了四条:

付费解锁全篇
购买本篇
《购买须知》  支付遇到问题 提交反馈
相关推荐
无障碍浏览 进入关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