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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2月,北京城冬天的风刮进胡同里,干冷,刺骨。
就在这个月,安徽省教育部五七干校里,有一批下放干部陆续接到了通知,收拾行李,准备返京。
李力群也在这批人里面。
五十岁出头,高岗的遗孀,在干校里挑水、做农活、喂猪,一待就是两年多。
这一次,她接到了工作安置的通知——北京已经给她安排好了去处,可以回来上班了。
这份安置方案,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结果,经手多个部门、走完层层审批,白纸黑字写在公文上,单位名称写得清清楚楚:北京图书馆。就差正式落地执行。
然而公文刚送出去,就被紧急拦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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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江苏女孩,17岁离开徐州往西北走
李力群,1920年12月26日出生,江苏省睢宁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部原学生管理司顾问,东北育才学校首任校长。
她父亲是国民政府的县长,家境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供女儿读书完全不成问题。
她就读于徐州女子师范学校,17岁那一年,还在学校读书,拿着叔父的上级、红军高级将领朱瑞写给林伯渠的推荐信到了延安。
这个选择放在当时有多大:她的父亲是国民政府官员,家庭条件不差,读的是体面的师范学校,按那个年代的正常轨迹,完全可以安稳地毕业,找一户家境相当的人家嫁掉,日子不会难过。
放弃这一切去延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的选择。
打开她人生走向的,是她的叔父。
叔父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党的地下组织里工作多年,接触了大量进步思想。
这些思想,通过家庭的日常接触,慢慢在年轻的李力群心里扎了根。
叔父帮她辗转要来朱瑞的那封介绍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她踏上另一条人生轨道的起点。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17岁的徐州女子师范学校高材生李力群不顾家人反对,投奔延安。
她在陕北公学入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
1938年5月,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期间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毕业后被分配任职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
延安的物质条件,和她从前在徐州的生活相比,是天壤之别。
窑洞里光线昏暗,口粮有限,冬天的沙尘裹着黄土飘进门缝。
但这里聚集的,是一批把国家命运和个人信仰绑在一起的人。
陕北公学里,每天有课讲,有人辩论,有人彻夜讨论革命的策略和未来的走向,空气里有一种明确的热情和方向感,这是她在徐州从未体验过的。
从1937年12月正式参加革命,到1939年10月走上具体工作岗位,这短短两年,李力群完成了从一个徐州师范生到边区工作人员的转变。
她做事认真,条理清楚,在秘书处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
这一年,她19岁,正是人生刚刚起步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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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个在党校讲课的人,把她的一生拐了个弯
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是整个边区日常运转的枢纽之一,往来人员层次很高,工作节奏也快。
李力群在这里很快进入了状态,做事认真,条理清楚,不声不响地把分内事情处理得干净利落。
就是在这里,她遇见了高岗。
高岗时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一,主管西北一带的党政工作,在党内有相当的威望积累。
在此之前,他有过一段婚姻,前妻名叫杨芝芳,两人育有一子高毅(长子夭折),抗战初期离婚。
杨芝芳此后未再嫁,出人意料的是,她和李力群后来相处得颇为融洽,没有什么疙瘩。
李力群曾在采访中回忆:"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
这段印象,在之后的日常工作接触中,悄悄发展成了一段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姻缘。
婚事的促成,不完全是高岗本人的主导,更像是几位领导共同参与推动的结果。
四五天后,王若飞和几个人一起来找李力群,说今晚开个晚会,请你参加。
到了会场,李力群被安排坐在高岗跟前,王若飞开始讲话,说今天煮了只鸡,煮了些枣,开个晚会举办婚礼。
1940年元旦,经介绍,20岁的李力群与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35岁的高岗结婚。
李力群本人,对这段婚姻的感受说得极为直白,完全不加修饰。
她说:"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这话里面,委屈、无奈、坦然,各占几分,很难简单地归到哪一种情绪里。
婚后不久,伟人设宴请他们吃饭,席间有腊肉,伟人不断给李力群夹菜,对高岗多有褒奖,气氛融洽。
席间,伟人不断给李力群夹菜,还嘱咐她和高岗好好相处:"高岗是陕北领袖,不仅陕北的同志要向他学习,我们很多人都要向他学习哩。"
这顿饭给李力群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直到晚年都没有忘记。
从李力群日后对这顿饭的一再回忆来看,伟人在那顿饭上的言行,给她留下的印象之深,远超出一般的礼节性接待。
这顿饭里传递出来的东西,在她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里,以各种形式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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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北的那所学校,让她的名字被记住了几十年
1945年,中共中央调高岗去东北创建根据地,李力群随之调往东北展开工作,后于1947年1月起先后任中共松江省委妇女部部长秘书,东北第一育才小学校校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委员、东北妇联执行委员、东北总工会执行委员等职务。
在东北的这些职务,李力群做得扎实,但真正让她在这个地区留下深远影响的,是1948年底那次接受张闻天的委托。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进入辽宁省作战。为减轻部队干部后顾之忧,罗荣桓决定把四野后勤部创办的"四野随军小学"留在沈阳,并创立一所寄宿制学校。
时任东北局常委张闻天找到李力群,希望她出来以四野随军小学为基础办一所小学。
李力群当时坦言,自己对办学没有把握,经验严重不足。
张闻天说:"在战争期间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不能选择的,不懂的就在工作中去学习。"
这句话把事情定了下来。
1948年12月开始筹办,1949年初开始招生,1949年5月1日正式开学,学校隶属于东北局。
张闻天亲自为学校命名为"东北第一育才小学"。
徐特立亲自为学校挑选优秀教师,第一任校长为李力群。
徐特立专程为学校从湖南调来了两位优秀教师——刘辅同和肖先锐,均来自湖南周南女中,为这所学校奠定了扎实的教学基础。
当时,东北育才作为一所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干部子弟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一律住校。
开学当年只有四个年级,190名学生全部是市级以上将军子女或烈士遗孤。
贺子珍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都曾在育才小学读书。
李敏是从苏联回来的,不怎么会写中文,李力群就鼓励她用俄文写信给毛主席。
这所学校的管理,完全按照供给制的集体生活来执行,所有孩子一视同仁,不管父母的职级高低,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铺,没有特殊待遇。
李力群把学校管得规规矩矩,教学质量在东北干部圈子里很快有了口碑。
她的办学成绩有目共睹,后来连伟人都说:"她办的育才学校,养活了军队的孩子。"
这句评价,对于一个校长和一所学校来说,分量极重。
1953年4月起,李力群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育司、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调配局、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工作。
她把在东北积累的教育经验,带进了中央机关的日常业务,工作平稳而踏实。
这段平稳的日子,在1954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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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54年,一道没有人预判到的分水岭
1954年初的北京,表面平静,但中南海附近某些场合里的气氛,早已开始不对了。
高岗曾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职务,是当时六大军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
那一年,他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是新中国最初几年里少数几个真正手握实权的高层人物之一。
李力群随丈夫住在北京,在教育部的工作规律而平稳,子女也在身边,日子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暗批高岗搞"独立王国"。
2月17日,高岗用手枪自杀未遂。
这之后,事态急转直下,每一天发生的事都超出了所有人的预判。
李力群亲眼看着这场风暴从边缘席卷到中心,又从中心落到她自己头上。而彼时,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1954年的北京,这家人的命运走到了任何人都无法转圜的位置。
高岗的结局在这一年的秋天到来了——他以什么方式走到这一步,他身后的家人经历了什么,这段历史又是怎样把李力群推到1971年那份公文面前的......
当那份被重新修改的公文送达相关部门,所有看到它的人都安静了片刻,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