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1日清晨6点10分,西安未央区一个路口发生惨烈车祸,一对夫妻骑着电动车赶去工地上班,没想到距离工地只剩一个路口时,竟与一辆重型货车迎面相撞,夫妻俩经抢救无效双双离世,留下30岁的姐姐和22岁的妹妹。
原本以为父母是在上班途中遇难,工亡认定理应有明确说法,可姐妹俩随后申请工亡认定,却接连碰壁,父母究竟算不算因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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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早上6点多,西安街头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车与一辆重型货车发生碰撞,电动车上是一对夫妻,两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后不幸离世。
丈夫叫李新银,妻子叫钱顺凤,两人来自安康农村,平时靠在外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些年,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也没有固定收入,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建筑工地、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两口子都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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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到西安,也是为了多挣一些钱,丈夫先到工地干了十多天,觉得工作还能做,便把妻子也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起干外墙保温,夫妻俩的想法很简单,两个人同时上工,收入就能多一些,家里的经济压力也能减轻一些。
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30岁,学医出身,如今在家照顾孩子,小女儿22岁,今年刚刚大学毕业,还背负着助学贷款,父母这些年省吃俭用,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孩子读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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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小女儿,当初还曾经犹豫过要不要继续读专升本,担心家里负担太重,可父母没有让她放弃,反而鼓励她,只要考上了就继续读,学费的事情由他们想办法。
对于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供一个孩子读书已经不容易,两个孩子都要上学,父母身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但李新银和钱顺凤并没有因此抱怨,他们能做的就是多干点活,多攒一点钱,希望女儿以后不用像自己一样靠体力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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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前一晚,小女儿还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母亲问她有没有吃饭,因为当时周围环境比较吵,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便挂断了电话,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母女之间最后一次通话。
父母每天打电话问孩子吃没吃饭、钱够不够花,在他们看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可对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这些曾经觉得普通的关心,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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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一度逃逸,随后司机被控制,可让两个女儿更加发愁的是,涉事车辆只购买了交强险,能够提供的赔偿保障十分有限,经过协调,对方先支付了4万元丧葬费用,后续赔偿却迟迟没有着落。
父母突然离世,家里一下子失去了两个顶梁柱,两个女儿还没来得及好好处理悲伤,就不得不开始面对赔偿和责任认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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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姐妹俩感到无助的,是随后寻找工地责任方的过程,按照正常人的理解,父母是在工地干活期间发生意外,至少应该能够找到安排工作的单位,把实际用工情况调查清楚,再依法处理相关责任。
可她们真正开始联系之后才发现,工地的用工关系远比想象中复杂,这个项目存在多层转包关系,从总承包单位到分包公司,再到劳务公司,中间经过了好几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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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通过一名工长介绍进入工地的,进场时穿着分包公司的工作服,平时也是按照工地的工作安排干活,事故发生后,这名工长曾经帮姐妹俩订过一晚宾馆,还转了2000元生活费。
可当姐妹俩进一步询问父母的用工关系和责任问题时,对方表示自己只是负责现场安全管理,不愿意承担其他责任,劳务公司的说法也让姐妹俩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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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表示,公司没有要求工人必须按照固定时间考勤,工人什么时候到岗比较自由,既然发生的是交通事故,就应该找肇事司机解决,不能把责任推到公司身上。
这番解释听起来似乎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可真正的问题是,父母究竟是通过谁进入工地的,谁给他们安排工作,工资由谁支付,日常劳动又由谁管理,这些情况都需要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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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地确实存在实际用工关系,就不能简单用一句工人自由来否认所有责任,为了找到证据,姐妹俩想进入工地调取考勤、工资发放等记录,却没有得到顺利配合。
她们去工地时,门卫先进行了登记,随后又被告知不能进入,报警后,分包公司有人出面,承认项目确实存在分包关系,但具体责任又指向了劳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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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姐妹俩开始在不同单位之间来回联系,这个说自己只负责现场管理,那个说工人不受公司考勤约束,还有人把问题推给其他承包环节。
对这些公司来说,项目有自己的承包流程,每个环节也都有相应的经营安排,可对于两个失去父母的女儿来说,她们现在最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父母到底给谁干活,谁应该依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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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的劳务分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工程项目规模较大时,确实可能涉及不同层级的施工单位和劳务组织,但分包关系复杂,并不意味着出了事故就可以没人负责。
尤其是一些基层工人,进场时往往不会仔细了解合同关系,也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家公司的用工人员,他们只知道有人介绍工作,有人安排任务,干完活就能拿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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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发生事故,需要证明劳动关系时,问题才全部暴露出来,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完整考勤记录,工资可能通过个人账户发放,平时负责联系的人又不愿意承认具体关系。
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非常不公平,干活的时候,工地能够正常组织人员施工,出了事情,却突然找不到明确的责任主体,企业之间可以讨论合同和分包关系,但劳动者家属不能因为这些复杂关系,就失去依法获得救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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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俩并没有放弃,她们开始寻找律师咨询,希望通过工亡认定和交通事故赔偿两条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律师指出,建筑领域存在违法转包、违法分包等情况时,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就无法获得工伤保障,根据相关工伤保险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法将工程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相关单位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仍可能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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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并不完全取决于劳动者有没有与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即使父母没有正式劳动合同,也没有完整的社保缴纳记录,只要能够证明他们确实在涉事工程中从事相关工作,就有必要进一步调查实际用工情况和工程承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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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单独看可能不起眼,但放在一起,就可能成为证明实际用工情况的重要证据,如果有工友能够证明父母确实在该工地工作,也可以依法收集相关证言。
对于企业掌握的考勤、工资和施工管理资料,则可以通过法定程序申请调查取证,交通事故赔偿也需要同步处理,肇事车辆曾经出现逃逸情况,但最终责任比例不能仅凭现场描述确定,仍然需要以交警部门依法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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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司机被认定承担相应责任,家属可以依法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主张赔偿,如果案件涉及交通肇事犯罪,也可以根据案件进展依法维护民事赔偿权益。
不过,车辆只有交强险,赔偿能力确实可能受到限制,交强险有法定赔偿限额,如果实际损失超过保险赔偿范围,剩余部分还需要根据事故责任和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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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姐妹俩而言,工亡认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维权途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所在单位原则上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单位没有依法申请的,近亲属等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直接提出申请,对于符合规定的违法转包、分包情形,还需要结合相关司法解释和工伤认定规则判断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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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也提醒,姐妹俩不必因为暂时拿不到全部材料,就一直等待,可以先向人社部门咨询并依法提交申请,对于需要进一步核实的事实,申请相关部门依法调查,同时,也可以向住建部门反映项目违法转包、分包等问题。
这些法律程序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可对两个刚刚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孩来说,每一步都不容易,她们既要处理父母的后事,又要面对各种单位的答复,还要学习如何准备证据、申请认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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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不只是夫妻俩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生命,更是他们生前辛辛苦苦工作,却在离世后让两个女儿陷入了漫长的责任追问之中。
4万元丧葬费解决不了一个家庭失去父母后的困境,几通互相推诿的电话,也不应该成为相关单位逃避责任的理由,普通工人没有复杂的法律知识,也未必有能力在进场之前弄清楚每一层承包关系,但这不代表他们的劳动权益就可以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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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可以有多层管理结构,企业之间也可以按照合同划分责任,可一旦发生事故,就必须依法查清事实,不能让最没有能力承担风险的劳动者家庭独自面对后果。
建筑行业需要的,不只是工程进度和施工效率,更应该有清晰的用工管理和完善的安全保障,谁安排工作,谁管理施工,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都应该有明确的记录和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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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银和钱顺凤原本只是想多干点活,让两个女儿过得好一些,如今,他们留下的两个孩子却要独自面对生活和法律上的难题。
对这个家庭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谁口头上的同情,而是依法查清事故责任、落实工亡保障,让每一份应得的赔偿都有明确着落,劳动者用自己的辛苦支撑家庭,也在为工程建设付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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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项目经过多少层转包,都不能让他们在需要保障的时候变成无人负责的人,让干活的人有保障,让失去亲人的家庭得到公正处理,这才是这起悲剧应该留下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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