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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时的粤语庭审结束,华东政法大学学生方志治的电脑里只留下“碰碰车”“半年”等零散词语;另一间律所里,学生毛濛入职第五天便跟随大律师走进法庭,直面普通法事件“急流”。本月,华政“出海企业实战班”24名学生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学,走进香港大律师公会、仲裁中心以及中资和本地律所,接触真实案件和法律文书。在法治一线,语言能否听懂、不同制度如何转换、专业工作能否跟上节奏,成为这堂涉外法治实践课最直接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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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懂庭审,只是第一道关
赴港前,方志治用三个月强化英语,真正进入九龙城裁判法院后,却最先遇到了一场粤语庭审。一起交通事故进入刑事程序,控方提交物证并传唤5名证人,直接询问、交叉盘问逐一展开,对于熟悉内地法律课程的学生而言,语言障碍与程序差异同时出现。
旁听之外,带教大律师还要求他根据庭审草拟案件处置结果。方志治与同学苏宸拆分任务,一边补查信息、请教大律师,一边结合案卷整理材料,庭后又花两小时完成初稿。成品谈不上成熟,却让他第一次在陌生法律体系中完成了一项具体工作。
“入职第一周,就像被直接扔进了香港普通法实践的‘急流’里。”学生毛濛经历的节奏更快——第一天阅读材料、理解禁制令,第二天会见受到禁制令约束的当事人,第三天学习修改拟议命令文本,第五天进入法庭观察律师陈词和法官追问。案号、法官职称、送达地址乃至页面边距,都可能影响法律文书的规范性,都需要她一一解锁。她还注意到,见习大律师能够迅速记录庭审对话、语气和细节,自己却只能留下寥寥数字。
这种差距是难以靠旁听一场讲座获得的。普通法规则从课本概念变成了改变当事人行为、财产和处境的司法命令,语言能力也在支持检索、速记、写作和沟通中直面挑战。
凭着一点点“不服气”的劲儿,在维多利亚港畔办公室加班的夜晚细读文件,“看看这案子能有多难呢?”终于,她完成了大律师新布置的任务:草拟一份证人陈述书,28页、97段、18148个字。“案子一个接着一个,新知识、新讯息像一阵阵压实的风,把我的心搅动得翻涌、不安,却夹杂着些许兴奋。”毛濛说觉得内心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渐渐升起来,“道阻且长,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一次实习接入沪港新法律实践
学生在中国香港“过关”,背后对应着涉外法律服务正在出现的新需求。其中也包括国际调解院落户中国香港,为国际争端解决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也对熟悉不同法域、调解规则和跨境执行的人才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华政国际调解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倪静认为,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外语和国际法知识层面,还要进入案件、机构和规则运行现场。
2023年,华政成立国内高校首家国际调解研究中心,由上海市司法局指导,华政国际法学院与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共建。近三年来,中心参与商事调解立法和规则咨询,组织调解员培训,并与新加坡调解中心开展“一周华政、一周新加坡”的两段式培养;同时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相关调解机构建立联系,将国际商事调解纳入课程、全英文教学、国际赛事和实务训练。
原标题:《24名华政学子赴港“过法律关”,“出海企业实战班”在一线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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