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8日,广西灌阳县新圩,桂军第44师连续进攻红军阵地。前线军官向白崇禧急报:挡在面前的,是红三军团第5师,许多官兵都是广西人。这个消息,让原本准备迅速突破的桂军指挥层大感意外。
新圩不是大城,也不是兵家必争的名地。它位于灌阳通往全州的道路上,南接马渡桥,北面通向湘江。红军若要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就必须守住这里;桂军若想侧击红军,也必须夺取这条通道。
这场战斗的背景,并非简单的正面攻防。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湘桂边境,蒋介石要求各路军队堵截。白崇禧却担心红军与桂军拼死决战后,中央军会趁广西兵力空虚之际进入桂境,因此采取了“让路而击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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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主力先在湘桂边界摆出决战姿态,随后把防线向南调整,给红军留下渡江通道。红军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前后控制界首等渡口,开始抢渡湘江。白崇禧的盘算是,等红军主力通过后,再从侧后发动攻击,既完成截击,也避免被红军大部队迎头反扑。
但红军行动迟缓,辎重过多,后续部队相距很远。中革军委判断,桂军既然已经逼近,必须在湘江以东抢占新圩,挡住灌阳方向的敌人,为中央纵队争取时间。
接到命令时,红三军团第5师已经连续行军多日。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带领第14团、第15团及军委炮兵营,轻装赶往新圩。部队抵达时,桂军先头部队也从南面逼近,双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争夺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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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查看地形后,将部队部署在公路两侧的丘陵地带。这里山岭相连,树林密集,便于隐蔽;新圩以北则较为平坦,一旦失守,桂军便可直逼湘江渡口。红军兵力不足,弹药有限,只能依靠近距离突击和顽强防守拖住对手。
“敌人来得很快。”
李天佑说完,立即命令部队构筑工事。红军战士没有足够时间挖掘深壕,有的只能利用山坡、树木和土坎布置火力。为避免暴露目标,部队少生火,饥饿时啃干粮,口渴便取田水。
11月28日拂晓,桂军炮火覆盖红军前沿,第44师随后展开冲击。桂军装备和兵力占优,起初判断红军经不起连续猛攻。然而红军没有在远距离消耗弹药,而是等敌人接近到二三十米,再集中投掷手榴弹,以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突然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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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军一度冲到阵地前沿,却被猛烈火力打退。进攻重新组织后,仍然没有迅速突破。战斗从上午延续到下午,正面强攻、迂回包抄轮番展开。红15团防守的钟山、水口山受到夹击,守军弹药耗尽,只能用刺刀和石块抵抗,随后退入第二道阵地。
有意思的是,桂军面对的并不是一支陌生部队。红5师的前身,是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后建立的红七军。红七军曾在广西同桂军交战,后来转战黔、粤、湘、鄂、赣,于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许多红军指战员熟悉广西的道路、山势和地方情况,也知道桂军的作战习惯。
当桂军把红军身份报告上去时,白崇禧得知,对面主将李天佑竟是广西临桂人,部队中还有不少广西籍官兵。据战场传报,白崇禧曾追问:“挡住我们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队?”前线答复是彭德怀麾下的红5师。这个答案,显然超出了桂军原先的判断。
11月29日,桂军增加兵力和火力,并出动飞机轰炸红军阵地。红5师伤亡迅速增加,团、营干部不断倒下,但阵地仍未被彻底突破。第15团团长白志文负伤,政委罗元发受伤,师参谋长胡浚也在组织反击时牺牲;右翼部队同样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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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红军几个主要山头相继失守,只能向虎形包、楠木山一带收缩。李天佑不断询问军委纵队渡江进展,电报一次次传来:中央纵队仍在过江,红5师还要继续坚持。直到当日下午,军委第一纵队已经渡过湘江,第二纵队即将渡江,红5师才奉命撤离。
三天两夜的阻击中,红5师原有三千余人,撤出时连同伤员仅剩一千多人,部队随后缩编。它付出的代价极重,却拖住了桂军主力,使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获得了渡江时间。
红5师撤走后,红六师第18团接替新圩方向防务。12月1日,桂军再次发动进攻,第18团以一个团的兵力抵抗数倍于己的敌军,最终在突围中遭受重大损失。湘江两岸的战斗,也由此留下了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血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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