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广州中央医院住院部,几名从前线转来的解放军伤员接连死去。他们没有倒在枪林弹雨中,却在接受治疗期间失去了生命。案发后,负责侦查的公安人员很快封锁医院,并下达命令:所有内部人员,一律不得外出。
这道命令,表面上看十分严厉,背后却有着清晰判断。四名伤员死亡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人氧气管被拔,有人被棉被捂住,还有人从楼梯附近坠亡。医院门窗没有破坏,病房门锁也没有被撬动,凶手显然不是从外面强行闯入。
广州于1949年10月14日解放。此后,广州中央医院被接收,成为华南地区收治解放军伤员的重要医疗机构。那段时间,东南沿海战事仍在继续,嵊泗列岛、大陈岛等地的战斗,使不少官兵被送到广州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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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医院的伤员,大多经历过激烈战斗。曾献余在嵊泗列岛战斗中骨盆重伤,曾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入院后不久便在夜间死亡。段雨东负伤严重,仍坚持战斗,后来却被发现死在病床上。
另一名侦察班长曾鸣涧,在战斗中被炮火震断数根肋骨,同样没有熬过医院里的夜晚。某团参谋长杨仲明做完截肢手术,已经能够坐轮椅活动,却在傍晚走廊尽头坠楼身亡。
一个月内,四名伤员相继遇害。病房里人人自危,医护人员也开始彼此猜疑。若只是普通凶案,凶手不可能连续避开值班人员和病房病人,更不可能对军队伤员如此熟悉。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接到报告后,亲自带人进入医院调查。陈泊原名卢茂焕,海南琼海人,长期从事保卫和侦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参与侦破潜入陕甘宁边区的敌特案件,积累了丰富的反隐蔽斗争经验。
他没有急着抓人,而是从现场细节查起。四间病房的门窗均无异常,外墙也没有攀爬痕迹,连窗边的蛛网都未被碰动。护士和病人没有听到争执,也未见陌生人进出。
“凶手熟悉医院,也熟悉伤员的情况。”陈泊判断,“这不是临时起意,医院内部一定有人接应。”
调查很快集中到几名医护人员身上。护士傅亚荣在曾鸣涧遇害当晚并未值班,却被人看见出现在住院部三楼。她离开时神色慌张,碰倒了器具也没有停留。门诊部透视医生孔钰同样可疑,他与傅亚荣往来密切,还常与院外人员在放射科低声交谈。
不过,陈泊没有立即将二人逮捕。敌特组织往往层级分明,直接抓住外围人员,可能使真正的组织者逃脱。于是,医院军代表李得奇按照安排放出消息,声称院内排查已经结束,下一步将重点查找院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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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果然奏效。7月21日深夜,医院放射科突然亮灯,随后起火。大批值班人员赶去救火,住院部一时混乱。两名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趁机打开病房,企图接近重伤员。
“站住,不许动!”埋伏在附近的侦查员当场喝止。
两名嫌疑人先假意停下,随即踢落侦查员手中的武器逃跑。楼外很快传来枪声,说明现场还有接应人员。公安人员赶到后,击伤并抓获一名锅炉工。审讯表明,他只是奉命参与行动,真正的组织关系仍在医院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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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查人员名单时,傅亚荣、孔钰没有出现,内科医生冯梅以及几名护士也一同失踪。顺着这条线索,侦查人员查出,医院内潜伏着一个以冯梅为首的秘密组织,成员主要由医生和护士组成,平时利用职业身份接近伤员、掌握病房情况。
他们杀害伤员,并非单纯泄愤,而是试图制造恐慌,破坏新生人民政权的医疗和后勤秩序。案情进一步显示,这个组织还曾谋划针对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行动。
冯梅和孔钰随后在逃往香港途中被捕,案件主要事实得到查明。两人被押回广州受审,人民法院依据其参与潜伏、杀害伤员和策划破坏等罪行,依法判处死刑。
医院本应是救治伤员的地方,白大褂也意味着职责与约束。可在这起案件中,个别人把医术和身份当成掩护,把接触病人的便利变成作案条件。四名伤员倒在病床上的事实,也使这场隐蔽斗争显出了极其残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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