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郭光昊)
日本政府雄心勃勃的新一轮扩军计划,还没有正式出台,就先遭遇了财政现实的迎头一击。
近日,日本财务省已向防卫省提出,将下一个五年《防卫力整备计划》(2027至2031财年)中的防卫建设开支控制在50万亿日元至60万亿日元,远低于防卫省此前设想的接近80万亿日元。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防卫省已经开始通知相关军工企业,原先讨论的部分装备采购数量和金额可能大幅削减。
日本广播协会(NHK)披露,财务省提出的预算标准实际上只有50万亿日元出头。相较于防卫省原先设想的接近80万亿日元,这意味着近30万亿日元的落差,约相当于最初设想规模的三分之一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按照财务省提出的方案,日本未来五年的防卫开支仍然高于现行计划。但相比防卫省原本希望实现的扩张规模,增长势头无疑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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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防卫力整备计划》是指导自卫队中期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规定未来五年的装备采购、部队建设及相关经费规模。现行计划由岸田文雄政府于2022年底制定,涵盖2023至2027财年,防卫建设经费总额约43万亿日元。高市早苗上台后,决定提前修订包括《防卫力整备计划》在内的安保相关三文件,制定2027至2031财年的新一轮防卫建设计划,预计于今年年底敲定。
按照防卫省最初的估算,这一轮计划的规模可能达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上限值约为上一份计划文件设定的1.8倍。然而,这个设想很快遭到财务省的强烈反对。
11月14日,时事通信社引述一名财务省干部的表态,将80万亿日元的预算需求形容为:
“这是天文数字,根本不可能接受。”
一场围绕日本未来五年军事建设规模的激烈争论,随之在政府、执政党和军工产业之间展开。
大扩军计划撞上高市的减税承诺
防卫省最初为什么会将未来五年的预算需求提高到如此惊人的规模?
路透社11月13日发表的一篇深度报道,揭示了这背后的政治判断,以及防卫省未能实现的预期。
高市早苗上台后,持续强调日本必须强化防卫能力,并决定将原定于2027年修订的安保相关三文件提前一年修订。在这一背景下,防卫省认为新政府可能为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创造有利条件。
一名了解内情的日本政府人士透露,防卫省内部当时存在一种相当乐观的判断:高市主张打造“强大而富裕的日本”,强调保守政治立场,而官房长官木原稔又曾担任防卫大臣,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应该能够实现。
防卫省因此按照高市所提出的、根据实际防卫需要逐项累积经费的方针,开始扩大预算估算。
在考虑所谓“中国、朝鲜等周边安全形势”的同时,防卫省不仅希望增加导弹、无人装备等新型武器的采购,还要扩大弹药库存、改善装备供应和部队持续作战能力。
媒体起初披露,日本政府及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将未来五年防卫预算提高至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方案。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增加的资金将用于大规模采购无人机等装备。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认为,最终预算可能达到70多万亿日元的中高区间,而且考虑到东亚安全形势,这一规模是否足够仍值得怀疑。
但防卫省的乐观估计,很快遭到了首相官邸的否定。
当有关80万亿日元预算的消息见报后,首相官邸一名干部立即质问防卫省负责人: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首相官邸看来,现行五年计划只有43万亿日元,一口气将预算提高至接近1.8倍,根本难以找到相应的财政来源。
不久后,财务省便向防卫省提出了50多万亿日元的预算标准。原本满怀期待的防卫省不得不紧急调整今年夏季预算申请时列出的各项建设项目。
路透社援引一名政府人士说,防卫省原本甚至认为,即便有100万亿日元也不足以满足日本的防卫需求,但这番盘算最终完全落空。
该人士评论说:“防卫省的摊子铺得太大了。对他们来说,这恐怕是晴天霹雳。”
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高市政府的政治承诺与日本财政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高市一方面要求强化自卫队建设,另一方面又将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列为重要施政目标,希望缓解物价上涨给居民生活造成的压力。
日本目前对食品饮料适用8%的消费税税率。若按照高市此前提出的方向进一步减税,政府每年可能损失4万亿日元以上的税收收入。
为了推动减税,高市还提出不依赖新增赤字国债筹措资金,政府因此需要尽可能寻找税外收入等替代财源。
与此同时,高市政府还希望扩大对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等战略产业的投资,将这些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问题在于,减税和扩大经济投资都需要资金,而防卫省提出的扩军计划同样需要数十万亿日元的新增财政资源。
路透社指出,高市政府内部实际上优先推进了消费税减税和经济增长投资两项政策的财源安排,防卫预算的资金问题反而被搁置。
一名自民党相关人士形容,防卫开支在财政讨论中被“丢在了一边”。
对于通过增加法人税筹措军费的方案,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明显顾虑。
一名政府人士解释,政府一方面希望企业扩大投资,另一方面却要求企业承担更高税负,无异于“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透露,高市并不打算在国会讨论减税的同时,着手讨论增税。
而且,高市提出的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具有一定的临时性,未来如果恢复原有税率,同样会带来政治压力。在此背景下,政府更不愿意为了扩军而额外增加民众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财务省则早已对依靠举债增加防卫开支表示反对。
11月5日,财务省在财政制度等审议会会议上明确提出,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不应依靠新发行国债筹措。
这意味着,在不增加税收、不扩大债务融资的情况下,防卫省希望获得的新增资金,实际上很难找到现实来源。
面对争议,高市政府的回应则明显趋于谨慎。
11月13日,财务大臣片山皋月表示,政府仍在讨论未来五年需要建设什么样的防卫能力,以及应当采用何种技术手段,目前还没有到她能够发表评论的阶段。
11月19日,高市在记者会上也表示,未来防卫预算不应“金额先行”,必须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讨论。对于财政来源,她强调要充分考虑“财政的可持续性”。
这并不意味着高市已经接受财务省提出的方案,但也显示,即便是高调主张进一步扩军的高市政府,也不得不面对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
“80万亿必须实现!”自民党内部反对声四起
财务省提出压缩防卫预算的消息,在日本执政党内部引发了强烈反弹。
早在11月11日,自民党举行安保政策相关会议时,就有多名议员批评政府对安全形势的认识不够充分。
一名熟悉内情的自民党人士表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军事冲突随时可能发生。如果真正按照防范冲突所需的防卫能力制定计划,那么50多万亿日元的预算规模“根本不可能”。
另一名议员则批评,政府仍然将当前国际形势称为“历史性、根本性的转型期”,但国际社会实际上已经在按照军事冲突可能发生的前提采取行动。
到了11月18日,这种不满情绪进一步集中爆发。
当天,自民党在党本部召开国防部会与安全保障调查会联合会议,讨论年底修订安保相关三文件的问题。由于媒体已经披露财务省将预算压缩至50多万亿日元的方案,未来五年的防卫开支规模成为会议的主要争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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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纷纷批评财务省提出的预算规模,要求确保防卫省估算的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资金。
一些议员声称,如果预算只有50多万亿日元,可能使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误以为日本的威慑能力正在下降;也有人担心,资金不足将影响自卫队人员待遇改善。
自民党众议员大塚拓表示,正是因为观察到乌克兰、伊朗等地的军事冲突,日本政府才决定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适应新的作战方式。
他强调:“我认为,80万亿日元必须实现。”
另一名自民党众议员宫崎政久也表示,媒体披露的预算金额明显不足,如果考虑到日元汇率变化等因素,实际缩水程度还会更大。
会议上,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前防卫大臣滨田靖一表示,必须认真听取党内各种意见,确保防卫建设所需资金。
防卫省官员则向与会者解释,目前仍在与财务省进行非常艰难的预算磋商,尚未确定具体金额。
一名安全保障调查会干部在会上强调,无法保障国家安全的预算方案不能接受。
联合执政的维新会也态度强硬。
维新会安全保障调查会长前原诚司20日在党内会议上,对50多万亿的方案提出警告。
他声称:“维新会的主张是5年内至少70万亿日元。如果低于这一水平,中国就会发动信息战,宣称日本被其‘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吓退了。”与会的维新会议员还提出意见,认为“防卫费可以增加,但绝不能维持不变,更不能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11月18日自民党会议上的反对声音虽然占据主流,但自民党内部并非没有不同意见。
前防卫大臣、前外务大臣岩屋毅当天也出席会议,并随后在个人官方网站公布了自己的发言内容。
岩屋毅认为,日本防卫开支必须与国家财政实力相匹配。国家安全不仅涉及军事力量,还包括外交、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等多个领域,不能为了增加军费而忽视其他政策需求。
他指出,日本每年约120万亿日元的国家预算中,国债相关支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项目就占去约90万亿日元,能够自由调整的财政空间非常有限。
“我认为,不应该为了进一步增加防卫开支,而要求国民承担新的负担。”
岩屋毅估计,即便通过调整其他财政支出,每年能够额外筹措的资金也只有1万亿至2万亿日元左右。因此,与其追求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规模,媒体报道的50万亿至60万亿日元,可能才是比较合理、能够实现的水平。
这种分歧表明,围绕防卫预算的争议,已经不仅仅是防卫省和财务省之间的部门利益之争。这场分歧持续下去,无疑将成为高市政府新一桩头疼麻烦事。
增产眼看要泡汤 ,军工企业股价集体跳水
按照日本政府原先的设想,下一轮五年防卫建设将重点强化自卫队适应现代战争的能力。
根据媒体此前披露的规划方向,新计划准备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军事运用,构建以阻止对手实现战略、战术目标为核心的“拒止能力”,同时增加导弹和弹药储备,提高自卫队持续作战能力。
具体来说,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增加远程导弹数量、强化弹药及备件供应、扩大国内军工生产能力,都被视为未来五年的重要建设方向。
但随着预算规模可能遭到大幅压缩,这些计划也开始面临调整。
防卫省据报已经通知相关军工企业,将此前讨论的未来五年部分装备采购数量和金额削减约一半。部分项目比原先预期减少五成、甚至减少五成至八成。
受到影响的项目横跨陆海空自卫队,包括导弹、军用飞机,以及美国制造的F-35隐形战斗机等装备。
这意味着,日本防卫省原本设想的扩大导弹与航空装备采购计划,可能首先受到冲击。
11月19日,《产经新闻》披露的一项具体调整,更凸显了这场预算争议对日本军工产业的影响。
报道称,防卫省正在考虑改变大型弹药的增产方针。
此前,日本防卫省计划扩大155毫米榴弹炮炮弹、坦克炮弹等大型弹药的国内采购规模,增加战时储备,以改善自卫队的持续作战能力。
为了推动增产,防卫省还鼓励生产企业投资建设新设备。部分企业已经提前完成了扩大生产能力的准备。
然而,由于下一轮五年防卫计划可能从80万亿日元压缩至50多万亿日元,防卫省如今正在考虑将大型弹药生产规模重新调整至过去的水平,甚至进一步减少采购。
换言之,原本由政府推动的炮弹增产计划,可能最终变成维持现有产量甚至减产。
据共同社11月18日报道,防卫省在11月上旬已经向直接签约的大型军工企业传达预算可能大幅压缩的情况,
尤其令军工企业不满的是,一些已经按照政府要求建设增产设施的企业,也被列入了压缩采购的范围。
共同社援引产业界人士的话形容,企业有一种“梯子被突然抽走了”的感觉。
这种抱怨不难理解。
过去几年,日本政府持续强调强化防卫产业基础,鼓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能力,以满足自卫队未来不断增长的装备需求。
但军工生产线与一般商业生产不同,企业需要提前购置设备、采购零部件,并根据政府未来数年的订单预期安排投资。如今防卫省突然下调采购计划,势必影响企业对相关投资能否收回成本的判断。
这种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迅速传导到日本资本市场。
11月13日,随着财务省压缩防卫预算的消息传出,日本主要防卫相关企业股价集体大跌。
当天,三菱重工业下跌7.43%,川崎重工业下跌8.29%,IHI下跌6.14%。日本制钢所等其他防卫相关企业也遭到抛售。
日本财经媒体将这一轮下跌归因于投资者对防卫预算规模感到失望,导致相关股票遭到集中抛售。
对于过去几年因日本持续扩军而受到资本市场关注的防卫企业来说,政府采购预期的突然下调,无疑构成了明显的利空。
不过,军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还不只是订单数量减少。
日元贬值和日本国内物价上涨,已经使得部分装备、进口零部件及生产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明显增加。
11月18日,朝日电视台报道称,财务省提出的50多万亿日元方案,如果考虑已经签订合同的后续付款义务及日元贬值等因素,真正能够投入新增军事建设的资金,可能反而低于现行43万亿日元计划。
这意味着,即便新计划的名义预算仍在增加,日本政府实际能够采购多少武器装备,也不能简单按照金额增长的比例计算。
一名首相官邸干部此前就向时事通信社表示,如果考虑近年来汇率水平的变化,50多万亿日元的预算在实质上相当于减额,甚至难以向外界作出解释。
军费还会增加,但日本扩军的财政空间还有多大?
过去十余年,日本防卫开支一直保持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岸田文雄政府时期,扩军步伐出现了明显加速。
2013年,安倍晋三政府制定2014至2018财年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将五年防卫建设规模定为约24.67万亿日元。
2018年,安倍政府又将2019至2023财年的五年计划规模提高至约27.47万亿日元。
到了2022年,岸田政府提前一年制定新的《防卫力整备计划》,直接将2023至2027财年的防卫建设规模提高至43万亿日元,较上一轮计划增加约56.5%。
从年度预算来看,日本的防卫开支也呈现出相同趋势。
2010年代末,日本每年的防卫关系费当初预算仍在5万亿日元左右。进入2023年后,年度预算迅速提高,2026财年已突破9万亿日元。
尽管五年计划规模与年度预算、补充预算以及实际执行金额存在统计口径差异,但整体趋势十分清楚:日本防卫开支长期增长,并在岸田政府时期经历了一轮跳跃式扩张。
高市政府原本准备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加速。
如果未来五年真的获得80万亿日元预算,意味着日本防卫建设规模将再次接近翻倍。
然而,如今财务省提出的50多万亿日元方案,使这种扩张速度面临明显放缓。
观察者网日本时政观察员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军费将停止增长,更不意味着日本已经完全失去继续增加防卫开支的能力。
即便最终只有50多万亿日元,新计划的名义规模仍然高于现行43万亿日元。
但这场争议至少说明,在当前财政政策框架下,日本想要继续维持过去几年那种跳跃式的军事扩张,已经面临越来越明显的财政制约。
归根结底,扩军需要资金,而日本政府可供自由分配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日本社会保障支出长期处于高位,政府还需要承担巨额公共债务相关支出,以及地方财政、公共建设和经济发展等其他支出需求。
高市政府又希望在这些既有财政负担之外,同时推进减税、经济增长投资和进一步扩军。
如果要继续大幅增加防卫开支,就必须在几种选择之间作出取舍:增加税收、扩大债务融资,或者压缩其他公共开支。
但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存在相应的经济和政治代价。
提高法人税或个人税负,可能引发企业和选民反对,也与高市减税、鼓励投资的政策主张发生冲突;进一步发行国债,将增加财政压力;大幅压缩其他公共支出,则可能影响社会保障及经济发展等政策目标。
更何况,高市政府目前还在推进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如果为了筹措军费而同步提出新的大规模增税,势必使政府陷入更加复杂的政策矛盾。
这也正是财务省与防卫省此次预算争议所揭示的结构性问题。
过去几年,日本政府可以通过不断提高防卫预算,推动自卫队增加武器装备采购,并鼓励军工企业扩大生产能力。但当军费扩张逐渐挤压其他财政需求,而政府又不愿显著提高税负或扩大债务融资时,进一步增加预算的难度便会明显上升。
高市政府的扩军目标和减税承诺,单独来看都有其政治和政策背景,但当这些目标需要同时落实到财政预算中时,就必须面对现实的资金约束。
防卫省此前之所以对80万亿日元抱有乐观期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看到了高市政府强化防卫能力的政治意愿,却低估了其他政策目标对财政资源的竞争。
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这一次防卫预算争议,也可以视为高市政府不同施政目标之间矛盾的一次集中显现。
未来日本防卫开支仍可能继续增长,但如果维持现有财政收入结构和政策优先顺序不变,大幅提高军费的空间显然不是无限的。
即使高市政府希望进一步推动军事扩张,也必须回答一个再基本不过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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