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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来,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经历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推行的发展历程。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法》)纳入立法规划,该法草案向社会两次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公益诉讼专门立法进入全面提速的新阶段。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等特定主体针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健康安全等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的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前者主要直接追究生产经营者的侵权责任,侧重事后救济与威慑,而后者则重在督促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强调源头治理与风险防控。因其具有涉众广泛、技术复杂、损害隐蔽的特征,成为检验公益诉讼制度健全与否的试金石。但实践中仍面临多种困境:食品企业可能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配合调查;多方管理、责任分散导致食品 安全治理合力不足;食品安全案件归责标准模糊制约公益保护效果等。
上述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集中爆发绝非偶然。2025年1—11月,全国食药安全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多达2.4万 件。其中,食品安全案件占重要比重,集中于食品非法添加、食用农产品安全、平台消费食品安全等领域,且占比持续上升。这不仅反映出国家对食品安全这一最为基础的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更揭示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公益诉讼专门立法若无法回应食品安全这类风险大、复杂程度高的案件领域的制度需求,则难以真正迈向“良法善治”。基于此,北京警察学院侦查系的余沁、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的邓勇*有必要从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对食品安全治理的现实意义出发,深入剖析上述制度症结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路径,为未来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制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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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对食品安全治理的现实意义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与社会稳定,是最基本的民生底线和公共安全红线,也是新时代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共利益不可回避的“必答题”。在此背景下,推进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具有服务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创新需求、回应食品公益保护实践发展的法治需求双重意义。
1.1 服务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创新需求
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之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频频发生严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却总是因为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或有关主体无力起诉、起诉不力,甚至不敢、不愿起诉,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干预和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创设及其专门立法,即是从国家治理层面出发,适时调整公益保护的治理目标、探索符合公益保护时代诉求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并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与法律法规,服务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创新需求。
其一,公益诉讼制度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目标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防转型。传统诉讼制度侧重对公益侵害行为人的惩戒,主要通过事后的损失填补来保护救济食品公益,但却难以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特殊性。食品安全领域一旦发生公益损害,极易出现即时扩散、影响持续性扩大的衍生效应。2008年三鹿奶粉案即是典型,虽然事后该案件进行了责任追究与救济赔偿,但仍难以弥补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并且事后在恢复市场信心和行政公信力方面也显得成效不彰。因此,面对此类高风险、高社会关注度的民生领域案件,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损害风险进行事前预防至关重要。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正是融入了这一预防性治理理念,通过诉前公告、磋商程序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或直接向相关民事主体发出检察建议或意见、采用行为禁令等预防性诉讼措施,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的治理逻辑从“惩治已病”向“防治未病”的转变。
其二,公益诉讼制度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结构从行政单方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传统行政机关为单一中心的管理模式,不仅受限于执法资源、技术能力等客观要素,且又常常受到地方利益牵制、管理成本过高等主观要素的影响,致使食品公益保护容易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本质而言,公益诉讼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各方主体的参与。而公益诉讼赋予检察机关在食品安全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责,探索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合作方式,同时引入审判机关和社会各方主体参与食品公益诉讼过程、监督食品公益保护效果,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参与模式。这一模式通过整合行政、司法与社会资源及统一标准,不仅可以有效避免食品公益保护中的碎片化倾向,而且能够防范个别主体假借公益之名行谋私之实的风险,从而可以有效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1.2 回应食品公益保护实践发展的法治需求
近年来,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正蓬勃发展,尤其在食药安全领域成效显著(图1)。其中,仅2023年就立案办理食品安全案件18 827 件,是同期涉药品安全案件的近4 倍。202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食药安全益路行”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凸显出检察机关对“舌尖上的安全”的高度重视与积极作为。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或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有效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监督违法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同时,201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持续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的方式,总结提炼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的办案规则与治理经验。据统计,“两高”已累计发布数百件公益诉讼相关案例,其中食品安全领域始终是重点板块。这些实践举措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较为成熟的公益诉讼运作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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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践的快速发展也凸显出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性不足。当前,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仍主要依托《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程序框架,辅之以部分单行法中一些零散的原则性条款。从法律文本来看,公益诉讼的条款规定不仅留有部分空白,且缺乏系统性的安排。其一,现有法律法规尚未明确食品公益损害认定标准、修复标准等实体规则,单行法律中“可提起公益诉讼”的授权条款多为宣誓性规定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其二,即便部分地区制定有相关规则,但也多散见于地方部门性文件或者临时性意见中,呈现出零散化、低效力的特征,甚至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实践乱象。以惩罚性赔偿制度为例,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未明确其能否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适用。这使得司法实践的做法各异,即便能够适用,其计算基数也标准不一,有的以销售金额为基准,有的以所获非法利益为基准。正是由于相应的程序规则未能及时跟进和配套,在缺乏上位法系统规定的情况下,实践中往往只能依赖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来处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的诸多问题。这种移植式借用的做法虽可以应急奏效,长期来看却容易造成法律适用标准的模糊、解释弹性的过大,从而削弱公益诉讼的权威性和规范性。
而随着新型食品添加剂滥用等复杂情形的出现,食品行业业态与模式正在快速迭代,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运行的瓶颈也愈发明显,因此,推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已成为回应食品公益保护现实需求的迫切任务。需强调的是,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并不意味着排斥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其他主体的参与,亦不否定现行法律中公益诉讼条款的价值。相反,专门立法应发挥基础规范的指引作用,在食品安全领域构建“以《检察公益诉讼法》为基础,以《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单行法中的公益诉讼条款为补充”的多维法律体系,构建起新时代食品安全治理相匹配的公益保护制度,扎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法治屏障。
2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实践困境
尽管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调查核实难、协同治理弱、责任认定模糊等一系列基础性制度难题,制约了这一制度的效能发挥。
2.1 调查核实困境:专门立法中权力配置缺位
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必须以充分调查核实为前提。调查核实权的行使状况越理想,独立起诉的公益诉讼案件难度就越小,检察院提出和坚持诉讼请求的底气就越足,公益诉讼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效能就越明显。由此,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首次在法律层面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的概括性权限。
本质上,调查核实权属于一种公权力的具象表达。其一,调查核实权是法律监督权的衍生权力。作为调查核实权的子类型,公益诉讼型调查核实权指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采取的调查核实手段。该权力源自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其既达不到刑事侦查权的高度强制性,也有别于行政管理为目的的普通行政调查权。其二,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地位远超普通原告。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讼目的、权利义务均与普通民事、行政诉讼原告存在本质差异,体现出“以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的功能定位。然而,由于专门立法尚未明确其公权力属性,学界和实务界对其属于公权力还是程序性权利仍有争议,既未赋予其与职责履行相适应的强制手段,也未建立被调查对象拒不配合的责任追究机制,导致检察机关陷入调查核实难的实践困境。
以当前各地频发的网红减肥咖啡非法添加西布曲明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首先,调查对象存在不配合现象。实证表明,询问违法行为人、证人是最主要的调查核实手段。但因法律没有设定被调查对象拒不配合的法律责任,在邯郸市武安区检察机关办理的相关案件中,涉事生产商出于规避后续处罚、民事赔偿的目的,就以各种借口消极对待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活动。其次,调查核实负担较重。如在江苏省盐城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同类案件中,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减肥咖啡涉及原料采购、生产分装、多级代理、跨省物流等多个环节,侵权主体分散各地。而依据《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检察机关需全面核实各环节参与者的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等问题,而缺乏强制协查手段无疑大大增加了其工作量。再次,调查核实高度依赖专业技术。检察机关对西布曲明成分的判断涉及营养学、毒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而检察机关自身专业能力不足,能及时更新鉴定技术准确鉴定出新物质、新成分的鉴定机构较少,调查核实成本很高。最后,公益损害证明标准较高。尽管适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但由于减肥咖啡公益诉讼案中的消费者健康损害可能受个体体质、基础疾病等因素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达到“多因一果”证明标准,方能使法官确信损害事实发生。而在调查核实权缺乏强制保障的情况下,达到这一证明要求也较为困难。
2.2 协同治理困境:主体权责与程序衔接失范
随着协同治理、社会共治等理念不断深化,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政府为主导,市场、社会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也尝试将行政、审判、公众、社会组织等各方主体纳入“公益保护共同体”的概念中来。然而,当前的协同尝试多依赖个案推动或政策动员,主要停留在操作层面的经验摸索。受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实践中不同主体的职责边界模糊、程序衔接也存在不足,有待在专门立法中予以完善。
其一,部分行政机关对公益诉讼存在认识偏差与配合惰性。如在贵州省毕节市首例涉校园周边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针对校园周边长期售卖“三无”食品问题,该地市场监管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声称已开展整治,但检察机关核查发现其未对涉事商户采取实质性的执法措施,整改流于形式。此类现象并非个例,个别基层单位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存在消极对待证据提供、整改落实等环节,甚至存在以经费不足、历史遗留等理由推诿敷衍的问题。其二,不同职能部门尚未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已建立专项行动的协作机制,但实践来看,公益诉讼线索仍多来自群众举报或检察官的主动排查,尚未有效打破部门信息壁垒。再比如,在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某农产品批发市场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各部门在食用农产品入场销售关键节点的监管职责不清,导致快检与抽检结果无法有效衔接,加大了食品安全的漏管风险。其三,现有案件审理多依附普通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审判机关在协同多元利益、诉前整改司法审查标准、专家意见与技术证据的采信规则等关键环节上缺乏制度化的衔接机制,影响了公益诉讼最终的裁判效果。其四,社会力量的参与仍显不足。尽管检察机关通过“益心为公”“检察云”等线上平台拓展了公众参与的渠道,但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举报多集中于虚假宣传、过期食品等表层问题,因缺乏专业知识与取证能力,其反映问题时常难以直接转化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线索。同时,消费者组织等专业社会主体的参与渠道也尚未完全制度化,其独特优势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可见,尽管协同治理理念已或多或少反映在实践中,但现有研究对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仍缺乏系统性的阐释。
2.3 责任认定困境:专门立法中归责标准不明
在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益损害往往并非单纯源于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更深层次还源于监管漏洞或执法懈怠。其责任认定的核心问题集中于责任主体与不依法履职行为两个方面,有必要在专门立法时加以明确。
一是责任主体的认定标准不明。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谁主管、起诉谁”原则,检察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尽责履职时,往往需要综合考量其法定职责范围及实际作为情况。但在食品安全领域,由于长期实行分段式监管体制,“九龙治水”的局面致使主体职责边界模糊。在横向上,多个平级行政机关对同一食品安全事项可能享有重叠或互补的监管职权。如在辽宁省检察机关督促履行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中,市场监管部门在销售端发现豆芽生产企业违法添加无根剂后移送线索给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后者却以“豆芽非农产品”为由拒绝履职,形成了“多头管、无人管”的监管真空,导致检察机关难以精准锁定适格的责任主体。而在纵向上,上下级行政机关食品监管职责也不甚清晰。当前,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事权缺乏清晰的法定依据,在强化属地管理背景下,大量职责容易被下压至基层,但决策权限与执法资源却未同步下沉。一旦发生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上下级机关常相互推诿,区级归咎市级指导不力,市级则以属地原则将责任全推给下级。更复杂的是,当下级长期不作为致公益受损,上级机关是否应担责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其仅负内部管理责任,亦有主张若其怠于监督纠正则构成履职缺位,应与下级共同担责。
二是不依法履职行为的认定标准不明。尽管《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与“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双重构成要件,但履职认定标准仍是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难点。如在海南省东方市老爸茶食品添加剂违规使用行政公益诉讼案中,行政机关就以“已开展日常检查”为由进行履职抗辩,与检察机关就“是否依法履职”认定产生分歧。该分歧还延续至司法裁判中,一种观点强调考察行政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而不宜苛责其必须达到某种结果;另一种则主张以公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为核心衡量标准。然而,前者形式导向的认定标准虽表面上尊重了行政裁量权,却容易诱发行政机关的象征性履职。而后者虽更契合公益诉讼的公益保护目的,但问题是食品监管的大量事项属于行政机关的裁量范围,若缺乏合理履职标准的客观基准设定,事实上难以判断行政机关的不依法履职行为已经逾越合理裁量的边界。此外,“公益是否有效修复”这一结果标准也难以设定统一的评判尺度。
3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完善路径
针对调查核实难、协同治理弱以及责任认定模糊等制度困境,专门立法应立足其功能定位,从调查核实权、治理架构和归责标准3 个维度出发,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推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迈向“良法善治”。
3.1 强化调查核实权公权力属性的程序保障
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破解调查核实难困境的关键在于专门立法需明确这一权力的公权力属性,并强化与之相匹配的程序保障机制。
一方面,赋予公益诉讼型调查核实权最低限度的强制性。基于查明公益损害事实、便于依法监督纠正的目的,专门立法应赋予公益诉讼型调查核实权最低限度的强制性,即调查核实应限于保障证据获取的必要手段,包含措施紧急、协助必须、必要权利告知3 项核心要素。一是措施的紧急性。紧急性是指案件出现证据易流失或将被损毁的紧急情形。如对前述售卖减肥咖啡的行为,若检察机关无法在第一时间从生产经营者处扣押问题产品,将无法取得直接证据证明该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从而影响指控。二是协助的必须性。在美国涉及公益的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可通过发布民事调查令的方式,强制要求被调查对象提供文字材料。同样,在食品安全案件中,应明确行政机关、生产经营者、第三方平台等主体的法定协助内容。以前述减肥咖啡案为例,市场监管部门须在法定期限内提供检测报告、日常监管记录,生产企业应如实提供原料采购台账、进货凭证等。三是必要的权利告知。检察官在行使调查核实权时,应向被调查对象出示证明文件和工作证件,并说明理由与依据,告知被调查对象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特别是在进入食品生产车间等敏感场所时,更应履行完整告知程序,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完善公益诉讼型调查核实权实施的程序设计。专门立法应聚焦食品安全案件的适用场景,统筹安排调查核实程序的启动、运行及终结3 个模块。首先,启动应以“线索+风险”为要件。如在减肥咖啡案中,检察机关在收到群众举报材料并初步核实该产品含有损害健康的禁用物质后,即可依法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其次,运行程序应突出专业性与协同性。针对此类疑难复杂的重大食品安全案件,检察机关应与市场监管、公安等其他部门展开联合调查,综合运用包括调查核实权在内的多重手段,实现运用效果的聚合倍增效应。最后,根据调查结果分类决定。检察机关可作出提起诉讼、制发检察建议或终止程序等处理决定,其中终止程序需以实质性消除公共健康风险为前提。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形成的证据材料经质证后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对不予配合的调查对象,可考虑借鉴巴西公益诉讼法中“情节严重时会面临刑事制裁”相关条款,在专门立法中增设拒不配合调查的具体法律后果。
3.2 构建面向食品监管链条的协同共治架构
从权责分工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属性是其居于共治核心的根本依据;行政机关凭借行政权的广泛性、主动性、专业性,不仅应进行自身事后监督、执行和落实检察建议和法院裁判决定,还应主动支持和配合公益诉讼的开展;而审判机关则以其中立性、独立性及终局性,应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支持检察履职、形成司法合力;社会力量则应发挥辅助、监督与促进社会认同的作用。据此,专门立法可构建面向食品监管链条的协同共治架构。
第一,强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协作办案渠道。具体而言,双方可通过共建常态化的联席会议和信息共享机制,就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的线索通报、办理进度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双向互通,避免发生前述案例中市场监管局在收到检察建议后整改不力的类似情形。同时,检察机关还可通过制发指向明确的检察建议、组织诉前共商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内部厘清职责分工、整合执法资源,助力行政系统内部的有效协同。例如,可参照美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形成的政府治理网格,在我国探索建立针对不同食品安全风险类型的部门责任框架。此外,双方还可共推专项检查活动,对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进行全面排查,形成监管合力。
第二,畅通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程序衔接渠道。一方面,应推动建立双方沟通机制,在证据交换、专业技术事项审查、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执行监督等关键环节形成统一意见。另一方面,可探索赋予审判机关在公益诉讼中适度的协调引导职能,鼓励其在审理过程中引入和解、调解等多元纠纷解决方式。而针对社会组织、检察机关等多元主体可能就同一食品安全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形,审判机关还应发挥程序统筹作用,通过并案审理、支持起诉等方式避免重复诉讼,保障司法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裁判尺度的统一。
第三,完善检察机关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机制。日本通过《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监督员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非公职身份的公众代表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为我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提供了有益参照。我国可通过构建规范化的公众举报体系、确立公众利益诉求的实质性嵌入机制以及强化媒体舆论监督的引导与保障,搭建公众参与的实践平台体系。同时,引入专家辅助办案,通过建立专家“咨询+鉴定+论证+评估”的专家辅助办案机制,提升办案精准度。在激励机制方面,还可考虑借鉴域外吹哨人制度,奖励和保护提供关键证据的食品企业内部举报人,从而激励更多的知情人参与揭露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3.3 明确责任主体与不依法履职行为的标准
从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的责任认定逻辑来看,需先判断行为是否涉嫌违法,在肯定违法性的基础上,再确定造成食品公益损害的行政不作为责任主体,最后再判断责任主体是否已依法全面履行其监管职责。对此,应在专门立法中明确责任主体与不依法履职行为的归责标准。
在责任主体方面,应构建契合食品安全特点的界定标准,确立“法定为主,裁量为辅”的基本原则。其一,应坚持法定职责原则,明确适格的被告范围。专门立法应衔接《食品安全法》等既有法律体系,制定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责清单。一方面,涉及职能交叉的,要按照不同环节建立相应的牵头和协办机制,避免出现“都管都不管”的乱象。如对豆芽等监管属性模糊的食品,应通过清单明确生产环节由农业农村部门主责、市场监管部门协同。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法规授权或政府委托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如承担食品检验检测职责的事业单位等,在其授权范围内未履职导致公益受损的,也应直接列为适格被告。其二,在清单外应赋予检察机关适度的裁量空间,以应对职责交叉或层级模糊情形。如结合公益修复的需要,特殊情形下可允许检察机关选择主责机关为被告,并申请将其他相关机关列为第三人,由法院一并厘清各方责任。而对于基层政府整体履职缺位的,可直接将属地政府列为被告,再由其内部作进一步的追责。此外,立法可参照引入补充起诉和变更、追加被告的程序机制,允许经法院准许追加或变更被告,确保真正的责任主体被纳入责任追究的诉讼程序中。
在不依法履职行为方面,应跳出传统形式导向与结果导向的争论,采用一种要素式、情境化的综合判断标准,即结合立法规定的不依法履职行为要素,并根据具体案件情境来评估认定是否属于不依法履职行为。这要求立法首应明确不依法履职行为的构成要素。一是行政机关负有食品安全法定监管职责,二是损害已发生或存在重大潜在风险,三是不履职与损害或风险间存在因果关联。同时,可考虑借鉴欧盟要求成员国对官方控制活动(对企业实施的控制措施和取得结果)进行全面检查的经验做法,重视监管履职的深度与实效。为此,立法应列明履职评价的综合考量因素,如检察建议响应速度、行政机关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回复、措施是否覆盖问题核心、整改可行性与障碍大小、行政相对人后续行为等。例如,前述老爸茶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中的行政机关虽开展了日常检查活动,但未实质性消除风险,不应认定为依法履职。由此,既能防止行政机关因轻微瑕疵即被苛责为不作为,又能精准识别出怠政懒政、推诿拖延等实质不依法履职行为。此外,还应完善纠错与问责机制。立法应强化判后整改督办,明确行政机关在判决生效后须立即履职并限期提交整改执行报告,检察机关可开展“回头看”核查,确保整改落到实处;健全行政问责与监察协同机制,将经司法确认的不依法履职行为纳入问责范围,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依规追责。
4 结 语
当前,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已提上日程,其对服务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创新需求、回应食品公益保护实践发展的法治需求意义重大。面对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复杂多变的现状,公益诉讼专门立法需通过赋予调查核实权最低限度的强制性并强化相关程序设计、构建面向食品监管链条的协同共治架构、明确行政机关责任主体与不履职行为的标准,解决调查核实权、治理架构与归责标准三大基础性制度难题。我们也应看到,专门立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法律文本的确立,更在于制度的运行实效。未来,应在巩固上述制度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立法后的制度落地。通过制定配套的司法解释、健全跨部门协作与案件移送机制、强化食品安全领域专业队伍建设等举措,真正推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实现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质的跃升。
引文格式:
余沁, 邓勇.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意义、困境与出路[J]. 食品科学, 2026, 47(15): 10-16. DOI:10.7506/spkx1002-6630-20260314-114.
YU Qin, DENG Yong. Special legislation on food safe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ignificance, dilemma and way out[J].Food Science, 2026, 47(15): 10-1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7506/spkx1002-6630-202603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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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王雨婷;编辑:阎一鸣;责任编辑:张睿梅。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查看全文。图片来源于文章原文及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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