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聂荣臻站在试验现场,等待空投氢弹的最后结果。轰炸机绕行到第三圈时,弹体脱离机舱,巨大的烟云冲上天空。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过去两年零八个月。
这个速度,连许多外国核专家都感到意外。法国在1960年2月13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8年8月24日,才在南太平洋试爆第一颗氢弹。两国相差的,不只是几年时间,更是从原子弹到热核武器之间那道极难跨越的技术鸿沟。
关于戴高乐因中国氢弹成功而震怒的说法,多见于后来回忆和相关叙述,具体训斥过程未必都有完整档案可核。不过,法国当时的焦虑确实存在。戴高乐把核力量视为法国摆脱美苏控制、保持大国地位的关键,中国提前实现突破,自然让法国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法国并非没有基础。1960年成功试爆原子弹后,法国原子能机构立即推进热核武器研究。然而,氢弹不是把原子弹简单放大。它需要解决聚变材料、压缩方式、能量传递以及武器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卡住,整个计划都可能停滞。
中国的起点更加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科研设备和工业基础都很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曾争取外部技术帮助,但随着国际关系变化,能够获得的支持很快中断。原子弹和氢弹,只能依靠自己的科研队伍摸索。
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中国没有等原子弹完成后再考虑氢弹。1960年前后,钱三强组织力量开展氢弹理论预先研究。黄祖洽负责重要理论工作,于敏则在1961年接受任务,转入此前并不熟悉的热核武器研究。
这次转向,对个人而言并不轻松。于敏此前在原子核理论领域已经取得成果,继续研究下去,完全可以沿着学术道路深入发展。可是国家急需氢弹理论,他放下原有方向,带领团队从公开资料和基础理论重新推演,几乎没有可直接借鉴的成熟方案。
起初,研究人员只知道氢弹依靠热核聚变释放能量,具体怎样让聚变材料持续燃烧,却缺少清晰答案。1965年9月,于敏等人前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借助计算设备反复运算。一次次结果被推翻,又一次次重来,终于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物理图像。
有意思的是,理论突破并不是唯一难关。氘化锂六等热核材料同样必须解决。1962年起,相关单位组织多个小组攻关,经过三年摸索,完成生产线试车。1964年9月,第一批合格材料出产,为后续试验提供了重要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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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回忆,理论研究取得进展后,于敏曾用含蓄的话向邓稼先传递消息:“打猎打到了一只松鼠。”在高度保密的环境中,这种说法既表达了突破,也避免泄露具体内容。几位科学家之间的默契,正是那一代科研工作的重要特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到三年,氢弹又进入实战化试验阶段。这个结果并非偶然,而是理论预研、材料攻关、计算分析和工程组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单一项目上,而是让多个环节提前准备。
空投试验尤其考验协同能力。弹体从青海研制和装配后,还要秘密运往新疆罗布泊。运输途中需要严格警戒,相关人员必须反复核对流程。模拟投掷时,降落伞还曾出现故障,南京降落伞工厂紧急生产并赶在试验前送达。
正式试验当天,轰炸机没有按原计划在第二圈投弹,而是多绕了一圈。现场人员一度十分紧张,后来才知道,飞行员因压力过大,错过了指令时机。第三圈飞行中,投弹终于完成,巨大的烟云在荒漠上空升起。
法国直到1968年才完成氢弹试爆,戴高乐此前长期要求科研部门加快进度,并曾为法国核计划迟迟难有突破而严厉施压。所谓“少花六年时间”,更像是对两国研发周期差距的概括,并非精确的技术统计。
中国氢弹的提前成功,靠的不是偶然得到的秘诀,而是把理论研究放在前面,把材料和工程准备同步推进,再由众多科研人员在保密条件下反复试错。罗布泊上空的那次爆炸,背后是成千上万次计算、试验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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