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法国巴黎,戴高乐总统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们,得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成功试爆。关于戴高乐当场拍桌、怒斥专家的细节,公开史料并没有足够证据可以坐实,但法国受到的震动确实不小。
原因很简单:法国当时也在发展核武器,却迟迟没有突破氢弹技术。中国刚刚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不久,便在两年零八个月后实现氢弹爆炸,这个速度,远远超出许多国家的预判。
氢弹不是原子弹的简单放大。原子弹依靠裂变释放能量,氢弹则需要利用裂变产生的高温高压,进一步引发聚变。理论、材料、结构设计和试验组织,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停滞。
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约七年,苏联用了四年左右,英国用了四年多。法国自1958年正式推进核武器计划后,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却直到1968年8月24日,才在太平洋穆鲁罗阿环礁完成首次氢弹试验。
中国为什么能走得这么快?关键并不只是“算得快”,而是早早把氢弹理论研究提上了日程。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原有援助和技术交流中断。此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尚未爆炸,却已经开始考虑氢弹的理论问题。这个决定看似冒险,实际是为了避免在原子弹成功后再从零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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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承担了组织协调工作。他从基础理论研究队伍中发现了于敏。于敏原本研究量子场论,已经在理论物理领域取得成绩。接到任务后,他转入氢弹理论研究,长期使用化名,许多亲友甚至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
这项工作极其艰苦。外国对氢弹关键构型严格保密,中国没有现成图纸,也缺少大型计算设备。于敏和同事们只能依靠理论推导、人工计算以及有限的电子计算机,不断排除错误方案。
有一次,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后,于敏向邓稼先传递消息,只说:“我们打到了一只松鼠。”这句看似普通的话,实际上意味着关键理论计算出现了突破。
理论突破之后,材料和工程制造又成了难关。氘化锂等热核材料的制备流程复杂,对纯度、设备和工艺都有严格要求。按照通常做法,应当经过充分中间试验,但当时国际环境紧张,工程人员只能在反复论证后压缩环节,尽快完成生产准备。
1967年6月17日,装载氢弹的飞机从西北基地起飞。试验采用空投方式,现场指挥人员和科研人员承受着巨大压力。投放过程中曾出现短暂意外,飞机没有在第一次口令后立即投弹,随后重新调整航线,最终完成投放。
爆炸成功,形成了中国西部上空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而且从原子弹到氢弹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一事实,直接改变了外界对中国核工业能力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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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方面的压力,也由此显现出来。法国并非没有人才和工业基础,问题在于它长期受到技术封锁和资料限制,部分研究路径受美苏经验影响,却又难以获得完整关键资料。中国的成功说明,缺少外部现成方案,并不意味着无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985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万德里耶斯访问北京,曾向钱三强追问中国氢弹技术的来源。钱三强没有谈神秘设备,也没有声称得到某国完整帮助,只提到了于敏的名字。这个回答很有分量:真正支撑试验成功的,是中国科研人员自行建立的理论和工程体系。
于敏后来长期保持低调,直到1988年相关研究逐步解密,外界才知道这位科学家在氢弹研制中的核心作用。1967年那场试爆,留下的不只是一个爆炸当量数字,也是一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完成的科研组织经验。ે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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