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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今伦理范式的重构与展开:第四届全国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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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4日至15日,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在杭州成功召开。本届论坛以“中西古今伦理范式的重构与展开”为主题,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重庆大学等多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七十余名专家学者,围绕“西方伦理思想的古今之变”、“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善恶之辨”、“中西伦理思想的互鉴与会通”、“中西伦理范式的重构”、“中西伦理经典的解释”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古典传统、时代之问与伦理重构

会议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主持,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教授,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文科一级教授万俊人先生、《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韩骁研究员分别致辞。



周江洪副校长致辞(本文照片均由郭文娅摄)

伦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根基。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江洪在致辞中表示,前三届会议以中西经典为根基,在古今贯通、中西对观中发掘古典思想的当代价值,推进文明互鉴。此次会议进一步探讨伦理范式的历史演变与当代重构,旨在把握中西伦理脉络,探寻以古典资源回应当代伦理困境的路径。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活跃期。周副校长提出,智能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深刻转型,新的伦理矛盾与挑战不断显现。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的四个“时代之问”,直指智能社会伦理范式的重大考验,既是亟待破解的现实课题,也是值得深究的理论命题。技术拓展了可能性,却离不开伦理指引,不能单独回答何为善、何为好秩序;古典传统承载的德性观与秩序图景,正是反思伦理范式的重要源头。人文社科应重返文明深处汲取洞见,为化解时代焦虑提供精神出口。

周副校长表示,中西古典伦理传统脉络各异又深具一致性,蕴藏着滋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资源。面对德性与邪恶、秩序与僭越、规范与例外等恒久议题,中西思想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相互映照的思考。会通古今伦理思想,有助于激活古典资源、回应当代价值分歧与伦理危机,在文明互鉴视阈下更好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中外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参照。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杨国荣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应当厘清古典学、经学与经典的概念边界,为伦理学范式重构奠定基础。古典学的范畴广于经学,有别于西方经典学;广义的古典学不仅涵盖经学,还包含子学、史学。古典是古代文本与后世现代阐释的统一,而经学本身,亦是古代原典和现代诠释相结合的产物。杨院长表示,中国古典思想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的演进,思想意蕴丰厚。而经学的发展前后赓续不绝,始终与时代现实紧密交织。杨院长强调,开展相关研究需要双向推进:既要跳出经学的固有边界,兼顾子学、史学,拓宽古典学的研究视域;也要正视经学自带的历史品格,把握其历史规定性。


万俊人教授致辞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文科一级教授万俊人先生认为,高度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下及未来的常态。当个体置身动荡多变的时代环境之中,精神无所归依、普遍焦虑之际,回望传统能为人们在文明源头寻找安顿心灵的归宿。古典精神遗产历经岁月淬炼,凝聚历代先辈智慧。重温中西古典伦理传统能够为我们直面变幻不定的现实与未来提供坚实基础。万教授表示,伦理学贴近生命、饱含人文温度,却又倍需呵护。万教授以桥为喻阐释学者使命,呼吁学者立足时代语境,探索和构建契合当代生活的新型伦理范式,以新的伦理思想关照回应时代道德课题。


韩骁副主任致辞

伦理范式重构并非断裂式的无中生有或抽象的形式化体系,而是激活文明传统中积淀的伦理生存经验。《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韩骁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伦理范式是对时代处境的回应,范式重构缘起于时代新问。现代化浪潮带来中西文明整体性变迁,既有伦理范式难以安顿新的伦理经验与秩序,促使人们重新诠释人性与伦理关系。传统伦理资源在与新时代的碰撞中绽放出强大生命力,释放潜藏的思想可能。经典虽无法直接给出现实答案,却提供理解时代变局的历史纵深。韩主任表示,社会议题的持续凸显与具身智能的兴起进一步冲击社会伦理结构、稀释伦理要素,时代愈发呼唤成熟的伦理经验。经典对天道、人性的深刻洞察,有助于我们超越当下狭窄视阈,拓宽思想厚度。韩主任寄以期许,愿携手学界共建“大古典学”交流平台,协力推动古典智慧的当代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林志猛教授致辞

林志猛教授对与会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他表示,古典思想具有跨越时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并指出四位致辞人分别从文明互鉴、古典学术传统、伦理学研究与学术期刊平台等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本次会议的期待,也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在中西古今的交叉视野中,重返经典、辨析伦理,探索伦理范式重构的可能路径。林教授认为,此次会议既探赜善与恶、秩序与失序、规范与例外等永恒议题,也直面智能时代的伦理新挑战。中西古今伦理经典为理解现代生活与伦理范式提供宝贵理论资源,为回应时代伦理难题开辟思想视野。

古今之变与伦理范式


李萍教授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萍作了题为《关系本位是伦理范式还是思维方式:中国道德传统的超越性价值》的报告。她指出,学界针对中国伦理范式主要有“关系本位说”“德性论说”和“内在超越说”三种讨论路径;但与其将“关系本位”定位于一种“伦理范式”,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道德思维方式”——因其作为伦理致思的原点,使德性与规范、道德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都得以安顿。她进而指出,儒家发展出以“礼”治国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准则,通过修身将规范的“道”内化为内心的“德”,所谓“道德”便是“得道”。最后,李教授强调,中国传统道德具有超越性价值:有别于西方,中国文化具有极高的理想性,即向外“伸展”的可能性。以杜维明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家,植根于“关系本位”的道德传统,致力于在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伦理道德资源中建立一个“精神人文主义”框架,结成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文科一级教授万俊人带来《化苦难为美德》的报告。他以《善的脆弱性》、《眼泪的历史》、波德莱尔《恶之花》以及《流浪地球》等著作和作品为引,探讨人类脆弱性、苦难与善恶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无论是不同历史情境下眼泪所体现的人性软弱,还是《恶之花》中美与恶的悖论,抑或古希腊悲剧所呈现的人类生存困境,都揭示了人类经验中消极、否定性的一面。传统伦理学往往采取正向思维,从善的理念或绝对原则出发建构道德规范;而面对当今时代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仅依靠这一思路已难以充分回应现实。因此,有必要引入逆向思维,从焦虑、苦难等消极经验出发,理解和诊断时代的道德症候,进而探索“化苦难为美德”的可能性。他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例,指出伦理学应当首先准确诊断时代的道德问题,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能够回应时代现实的伦理学理论。


李建华教授报告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建华在其题为《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伦理学如何自处——协调伦理学研究范式初探》的报告中,从价值多元、社会复杂、技术迭代、生存流动与策略互动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不确定性的生成语境,他指出,不确定性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高频词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确定性根基在现代语境下正日益动摇,而传统伦理学对确定性的根本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陷入僵化失效的困境,他主张,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应思考一种协调伦理学范式,以“原则弹性”为核心机理,在坚守道德底线客观性的前提下,承认道德判断的可修正性与情境适配性,从而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这一范式既摒弃绝对主义的僵化,亦拒绝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有望为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提供一种更具适应性与反思性的伦理路径。


包利民教授报告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包利民围绕《史后史多元存在方式及其伦理反思》这一主题展开分享。他指出,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展开可能在未来带来“人类史前史的终结”,在引发深刻伦理与社会巨变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面临失去主体性与尊严的生存焦虑。为此,他创新性地提出建立“古典生活区”的构想,主张人类与高科技采取“多元分区、共存共生”的棋盘分布模式,在古典区内保留古典生活方式。该方案不仅强调区域间的经济互补以维持社会稳定,更旨在通过本体论治疗来治愈各类社会性情绪疾病。同时,他强调生活在古典区的人能够维系主体性,并在科技的适当帮助下更充分全面地实现人的类本性,从而进入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最后,他指出,为促成该设想落地,需完成大量现实与伦理的配套工作,而古典伦理学将在这一进程中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文涛教授报告

重庆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文涛的报告《柏拉图笔下的古今伦理范式之争》指出,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上的古今之争并非外在于柏拉图,而是内在于其思想。古与今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类型概念:作为类型的“今派”立场不独见于现代,也已在古代出现并产生影响,这是谈论“柏拉图笔下古今之争”的逻辑前提。柏拉图时代,今派思想已有实质发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写作正是回应其冲击,阐发“古派”立场。他维护古希腊传统,同时有所革新,但这种革新与今派造成的革命性断裂迥异。若仅从《法义》开篇及第一卷作初步考察。该卷开篇通过讨论法的来源呈现立场分歧:古派与今派分别将法的起源理解为“神”与“人”,将立法目的理解为“和平”与“战争”。柏拉图借雅典异邦人之口批判并扭转今派立场,以挽救希腊伦理政治的古代传统,而这一挽救也包含对古传文明的改革和更新。

经史传统与中国伦理精神


张文江教授报告

同济大学教授张文江作了题为《〈论语〉析义之“长沮、桀溺耦而耕”》的报告。他通过梳理《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等章次,指出《论语》一书存在部分编纂痕迹,而“儒分为八”不仅对后世汉学、宋学系统产生深刻影响,还蕴含着古典学、政治学、伦理学因素。《论语·微子》一篇中,孔子在面对长沮、桀溺的对话时,讲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指出人必须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人和鸟兽无法共处,这是人的生物性决定的,且可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脱离城邦的人,不是神明就是野兽”相呼应。“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面对春秋这个不确定时代,如何参与改变世界,使世界更好,这是学术的目的,也是“易”(通《易》)的目的。


吴根友教授报告

浙江大学教授吴根友带来《自然与必然:戴震伦理学的理想境界》的报告。他指出戴震伦理学的“分理”说有形上、经验性两个命题,在此基础上,戴震将宋明儒提倡的“理欲之辨”转化成“无私之论”,在伦理层面,将宋明儒主流的心性修养之学转向人我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戴震认为欲望与心知,均是人性中的“实体实事”,属于自然层面的内容,欲望绝对不是朱子所说的“没把鼻”的第二性的东西。戴震伦理学的新命题,就是要在血气心知之“自然”与人的认识臻于神明境界,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毫无偏失的“必然”之间建立合理的、辩证的关系,尊重人的自然需求,同时又通过学习使人在理智上臻于神明的境界,进而自觉地服从“必然”的法则,让人的“自然”需求合乎“必然”的法则。


刘铁芳教授报告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在《“兴于〈诗〉”:古典诗教的审美旨趣》的报告中指出,中西均有自己的古典诗教理念,中国的诗教即孔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诗》能激发人的好善恶恶之心,情感被触动后产生自觉向善的念头,这是修身的起点;礼是立身的根本,通过礼仪规范约束言行,让人在社会中卓然自立,不被外物所夺;音乐陶冶情操,荡涤邪秽,让人达到纯粹至善的境界,完成完整人格。教育究其根本而言,就是焕发个体生命生生不已之内在力量。他引用王夫之的诗说“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以《桃花源记》为例,分析渔人从“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到“遂迷,不复得路”的前后变化,希望以诗教敞开个体心灵空间,提升教育的层次与境界。


张凯教授报告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凯以《经史传统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为题发言。他指出,经典承载价值理想与规范尺度,历史承载人事经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在中国近代学术与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史学如何取代经学成为争论焦点,蒙文通、李源澄等前贤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尝试以儒史相资开辟出“事义兼备”、“理事相即”与“今古融合”的学术系统。随着历史演进,知识不断生长,要在义理、制度与事实之间建立有机系统,形成“明统知类”“源流互质”“儒史相资”的方法自觉,为当下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


林鹄研究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鹄通过《忠孝两全:中国古代家国理论与实践》的报告,解读了忠孝背后的伦理逻辑。《礼记·丧服四制》的“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背后有深刻的人性考察。《礼记·王制》规定“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体现了抽象的伦理原则已上升为国家法令。《礼记·曾子问》的“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反映了“门外之治”层面尽忠的重要性。通过史料可知,对于古代士大夫而言,尽孝和尽忠并不冲突,孝是忠的前提。因此,《礼记·祭义》强调“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左传》“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则正是忠孝一体的体现。

德性之问与美好生活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围绕《德性知识可教抑或可启——柏拉图德性伦理的辩证维度》这一主题,深入剖析了《美诺》中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美诺关于“德性是否可教”的发问受智术师影响,预设了德性是可占有之物,而苏格拉底则确立了“定义优先原则”,强调必须先探明“德性是什么”。在连续驳斥了美诺关于德性的多重表面定义后,对话陷入了“美诺悖论”。于是,苏格拉底引入了灵魂回忆说,强调学习并非向外灌注信息,而是唤醒灵魂内在本有的知识。随后,对话通过几何学式的假设法推演,得出若德性是知识,便可教的结论,并确立了理智对灵魂品质的定向作用。最后,他提出核心论点:德性不可教,但并非不可启。苏格拉底拒斥的是将德性视作现成知识直接交付,真正的德性作为灵魂秩序,只能经由灵魂的内在活动生成,它不仅需要理智的明晰,更需要通过长期习养驯化欲望,促成知行合一。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黄俊松作了题为《论苏格拉底伦理学转向的动机》的报告,他结合柏拉图、色诺芬、西塞罗及阿里斯托芬等文献,深入剖析了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向“政治伦理学”转向的复杂动因。他指出,阿里斯托芬的《云》塑造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形象,并揭示了强加自然哲学世界于日常生活世界将导致的灾难。在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则完成了思想上的“第二次航行”。色诺芬的《回忆》则印证了苏格拉底不再探究宇宙本质,而是专注于城邦、正义、美丑等关乎人类实践的事情。他强调,苏格拉底转向的深层动机在于对日常实践生活本质的关切,最后他进一步引申了这种转向在当今AI时代的深刻警示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江涛作了题为《血气作为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的报告,考察血气的特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对观鲁比奥和福山提出的新血气论。通过剖析《理想国》中列昂提奥斯观看尸体的故事,他质疑欲望战胜血气的通常解释,指出此冲动实由血气激发。但血气不仅是正义感,还掺杂好胜欲与荣誉心,对正义城邦与灵魂不可或缺,引导得当即是理性的盟友。据此,《理想国》对哲人的界定,兼含对真理的热爱与对虚假的憎恨;洞喻中,囚徒被强行带离,亦可视为哲学式血气推动的结果。相较于温和审慎的哲学式爱欲,该路径更为激烈,也具有乌托邦性质。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罗晓颖以《论〈理想国〉中的僭主批判》为题作报告,梳理苏格拉底对僭主生活与灵魂秩序的层层反驳。她指出,开篇特拉绪马科斯赞美僭主,将最彻底的不义与最大的幸福相联系;对此,苏格拉底先厘清正义、美德与统治者等概念,反转其论断;继而在卷二至七,借城邦与灵魂的类比,以及灵魂三分说,揭示僭主生活的本质。卷八、九对政体与灵魂类型的论述及外观与真实之辨尤为关键,最终证明僭主最为不幸;卷十的俄尔神话,借灵魂对来生的选择再次批判僭主生活。由此,僭主批判不仅是一个政治论题,也是苏格拉底深入灵魂秩序、重审传统德性观的内在动力。

先秦经典的考辨与阐释

浙江大学文学院、马一浮书院教授贾海生报告的是《铭文所见诸父之称的内涵》。贾教授以春秋铜器铭文与《诗经·伐木》对读,讨论“诸父”“兄弟”等亲属称谓的内涵。他指出,铭文中的“诸父”并非仅指世父、叔父,而应兼指诸舅等尊一辈的异姓外亲。其论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诸父、诸舅均属类别式称谓;二是“舅”字出现较晚,铭文以“诸父”涵盖诸舅合乎当时用字与礼制情境;三是铭文守实而诗歌铺张。春秋铭文中宴乐对象由“诸父、兄弟”缩小为仅“诸父”,反映了礼崩乐坏之际族群边界与亲亲之谊的变化。


邓秉元教授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报告的是《经学视阈中的周乐〈大武〉》。邓教授试图回到传统经学视域,重建孔门对春秋时期周乐《大武》的理解。他指出,以此孔门理解作为“坐标原点”,历史上周初《大武》与汉儒各种《大武》叙述之间的差异才更容易把握。他主张回到孔门七十子大义理解《诗》《乐》,提出《大武》六章次序为《我将》《武》《賫》《般》《时迈》《桓》。《周颂·酌》并非《大武》中之一章,而是周公“告成《大武》”、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作,这体现出周公对《大武》的扬弃,孔门最终以《酌》为归宿。孔子之所以毕生尊礼周公,或可由此略窥一二。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吴小锋报告的是《重思“先天八卦”之义》。他重新解读了《周易·说卦》第三章,反对将“先天八卦”简单理解为八卦的时空方位。他认为该章真正主题是自然秩序的内在构成与运化机制:“天地定位”确立上下空间框架;“山泽通气”表述水循环;“雷风相薄”表述气循环;“水火不相射”以日月为动力推动水气周流不息。据此他尝试重绘“天地定位图”,认为其逻辑较宋人“先天八卦图”更贴合经文,并指出“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把自然秩序归纳为气数、历数,最终以“乾君坤藏”将自然秩序引申至人世共同体的治理。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博士研究生卢海燕以《时空一体与秩序构建:〈周礼〉“辨方正位”思想诠释》为题发言。“辨方正位”不只是空间议题,而且兼摄时间结构与政治伦理秩序,其中“辨方”统合时空,“正位”贯通宫庙方位与人伦规范。“辨方正位”的手段包含晷天步数、立圭置槷、琴音测量等,可与多种传世、出土文献互证。历代经传注疏者的诠释涵盖了自然秩序和人伦政治等级秩序,对理解时空建构与经学诠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西古今之争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省思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成官泯作了题为《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两个设定》的报告。他指出当前学界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预设:一是“理念论逻辑”,即在论证时仅关注纯粹理念,忽视了事物自身持续存在的时间性以及发展变化中的中间状态。施特劳斯据此建构了“雅典与耶路撒冷”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二是“非生存论立场”,即研究者抽离自身真实的生存根基,以理念代替现实,自居为超然的哲人。他引入中国传统的“处身性”视角,指出孔子专注六艺,不依凭理念论逻辑,而是扎根于真实的政治生存体验。他进一步警示,雅-耶之争实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内斗,若生搬硬套其范式来复兴六艺,恐将衍生出新的问题。因此,反思理念论局限并回归中国传统的处身性,对重构伦理范式具有启发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缨带来题为《列奥·施特劳斯论迈蒙尼德作品中的神法与神意》的报告,围绕施特劳斯对迈蒙尼德与法拉比的研究,探讨哲学、神法与政治科学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哲学与法”是施特劳斯思想中的核心论题,体现了启示宗教与哲学、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通过考察施特劳斯讨论迈蒙尼德的两篇文章,她指出,迈蒙尼德的神法学说、预言学说与神意学说均属于政治科学,其思想传统可经由伊斯兰亚里士多德学派追溯至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此外,迈蒙尼德通过区分律法所主张的显白神学说与自身所遵循的隐微学说,展现了哲学写作的修辞艺术。


白钢教授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白钢的报告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与中西古今之争》。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智)与伦常德性(德);而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德”系于“智”,“智”高于“德”,“智”为根本,“德”为枝叶,这有别于儒家“仁智并称、以仁为本”的格局。他进而比较亚里士多德与索福克勒斯的幸福观,并指出,涉及人事的“明智”(φρόνησις)低于沉思天理的“智慧”;而霍布斯的国家学说有意略去了城邦对于共同福祉的追求,马基雅维利以“命运”取代了古典意义上的“审慎”(φρόνησις),都凸显出近代政治哲学有别于古典的一面。最后,白教授指出,亚里士多德以各阶层德性融合为根基的混合政体,有别于波利比乌斯以权力制衡为要的转向,其政治视野未能回应“天下时代”。

哲人写作与城邦秩序


彭磊教授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彭磊的报告《缺德的乌托邦——色诺芬〈富邦之法〉的修辞及意图》对色诺芬晚年所作短篇《富邦之法》(Poroi)作整体解读,尝试超越“施政手册”与“空想乌托邦”的二分,追问色诺芬的写作意图。他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首先是“德性的缺席”:不同于《治家者》推崇农耕以培养“既美且好”的公民,本作只谈商业与银矿创收,而不言公民德性。其次,本作的乌托邦特质在于,色诺芬设想了一个“世界主义”的城邦,雅典将彻底放开,完全奉行和平政策,而放弃武力自保,这在政治现实中难以成立。最后,色诺芬既未如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作品那样激烈批评雅典民主制,也并未从正面赞美,而是保持沉默,对雅典民主制表现出极为暧昧的政治态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昊以《哲人的自然与哲学书写》为题作报告,围绕哲人自然、哲人生活与哲学书写之间的关系,探讨哲人如何在城邦政治与自然间安顿自身。他认为,《法义》中的雅典异乡人实为匿名哲人,其与僭主的组合,回应了现实中的哲人王难题。他指出,柏拉图从未将绝无可能之事界定为最高层级,因此哲人王的不可实现性恰恰反证了其作为最高标准的地位。哲学书写本身即一种立法行动,雅典异乡人从克里特走到半山腰的洞穴,也是一次立法行动。哲人始终身处城邦政治之中,但仍不懈探求真实。由此,哲人的自然既表现为对整全知识的热爱,同时也构成哲人深入城邦生活的内在动力。哲学书写既是哲人对自然的发现,也是哲人的自然本身。

北京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王双洪以《柏拉图〈克里同〉中的正义与法律》为题作报告,尝试从《克里同》切入,探讨“苏格拉底之死”这一重大问题。对话中,苏格拉底诉诸哲人的正义,认为逃亡有害于城邦与法律,故而不听从克里同,以不义还击不义。她进而指出,《克里同》的行文,以法律的出场为界,形成了苏格拉底的一次下降——即从哲学对话向布道式演说的下降:哲学对话未能真正说服克里同,于是苏格拉底让拟人化的“法律”出场,谈论诸多身体性存在,方才令克里同折服。最后,她提出,《克里同》展现出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人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在不破坏民众对城邦与法律的虔敬的前提下,引导民众过美好且正义的生活。

礼法、教化与人伦之辨


关长龙教授报告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关长龙报告的是《礼以成人:伦理范式的生命践履》。关教授从中国古典礼学出发阐发“礼以成人”的伦理范式,指出礼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主体具有终极关怀、以成就完美为目的的行为方式。礼作为系统由礼意、礼义、礼术、礼仪、礼乐、礼器、礼法七要素构成四维结构。传统礼制重等差,庶人之礼似有缺失,但朱熹依据《大学》学理加以改造,使礼下庶人。在成人境界上,他区分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及困而不学,强调个体通过修养进入相应境界,礼仪形式的变化服务于个体生命的完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高强带来《道德何以可教可学?以〈周礼〉“三德三行”诠释中的儒道分野为中心的探讨》的报告。《周礼・师氏》“以事喻德”,以三德、三行施教,但至德、敏德无对应行迹,引发可否学习的难题。后世形成儒道分野:贾公彦援道家之说,视其为上古遗迹,今人难及;朱子则以天命之性立论,把三德由圣王专属的境界,转为常人可修习的工夫,构建起以孝德为入手、上达敏德与至德的教化体系,对当代伦理生活颇具启发。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明珠在《爱欲与礼法的古今之变:〈诗经·国风·关雎〉的阐释变迁为例》的报告中,考察了《诗经》阐释史中爱欲与礼法的古今张力。她指出,古代经学在宇宙论框架中,把男女相感视为天地阴阳化生,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神圣性。随着古代宇宙论构架失落,宋学面临诗、经之间的巨大张力;现代阐释去经学化,以浪漫化方式凸显自然爱欲、消解礼法,结果也使爱欲面临原子化、物质化的危险。出土文献重新问题化“色”与“礼”的关系,承认爱欲并关注其向礼法的转化。君子通过领悟礼乐精神,把个体爱欲纳入节制和谐,达成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共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程郁报告的是《恶的问题与〈春秋繁露〉人性论新探》。她以“恶的问题”为切入点,重新审视董仲舒的人性论。在借鉴方岚生的研究后,她指出,“恶”并非基督教专有,中国式“恶的问题”不追问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何容许恶,而追问“天是否关心人”及人的价值依据何在。她发现,董仲舒对待伍子胥等悲剧人物的态度不同于先秦的哀叹或归因命运,而是直接批判作恶者,通过春秋笔法建立历史正义。董仲舒在建立历史正义的同时,保留个体的道德抉择能力和情感珍视,并引入“气”的概念作为人性的根据。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朱赢作题为《惨虐、放逐、争诉:“后娶”的伦理危机》的报告。《颜氏家训·后娶篇》明确指出“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势使之然也”,说明后娶的伦理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对续弦后娶之事应慎之又慎。她通过分析舜、伯奇、周平王的案例,说明了古代对“后娶伦理危机”的三种解决方案,包括谨守伦理底线、有限度的隐忍,以及教化和立法等。

柏拉图的政制建构


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肖有志的报告《“高贵的谎言”的伦理问题:细读〈王制〉414B8-415D5翻译与义疏》系统梳理并阐释了《王制》中的“高贵的谎言”神话。他指出,该神话包含两层叙事:一是大地母亲叙事,意在确立城邦公民同源手足的关系;二是铸造神叙事,主张依据灵魂天性将公民划分为金银铜铁,分别对应统治者、护卫者与生产者三个阶层,倡导各安其性、各司其职。他进而指出,该神话作为城邦必需的“高贵的谎言”,并不以陈述真相为目标,而是旨在培育公民的政治信念。最后,他将此段落关联至《王制》第四卷的灵魂三分学说,揭示出金属隐喻与灵魂品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深入反思了城邦共同体的整体统一与阶层分化之间固有的张力。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亮鑫带来题为《理智何以成为善的混合生活的原因?——论柏拉图〈斐勒布〉中理智的因果作用》的报告,围绕理智如何同时作为善的混合生活的原因与要素展开论证。他指出,真正的混合并非不同成分的简单聚集,而是各种要素按比例整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在混合生活的形成过程中,理智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理智通过认知活动,规范并调节快乐所依赖的认知内容,限制快乐趋向过度的倾向;另一方面,理智通过整合不同种类的知识与快乐,将秩序引入人类生活。因此,理智既是混合生活的内在构成要素,也是塑造其整体秩序的构成性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岳圣豪的报告题为《柏拉图论“好僭主”的救治》,他聚焦《法义》中“年轻的僭主”与立法者的相遇,探讨柏拉图为何将此视为建立良好政制的有利起点。他指出,《法义》中的年轻僭主并非真正具有僭主式灵魂的人,而是凭机运取得统治、尚未受到僭主制腐蚀的人,其种种优良天性,与《理想国》中哲人的自然相近。通过比较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好僭主的讨论,他进一步强调,其他哲人主要试图劝谕真正的僭主,却无法从根本上净化其灵魂;而柏拉图则着眼于救治整个政治共同体的灵魂秩序。在年轻僭主身上,这种强力和劝谕的组合,可能成为理想政制的可思起点。

神性、宇宙与灵魂秩序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助理研究员张霄带来题为《从“诸神之争”到“不动的一”:克塞诺芬尼多神论批判的三重维度》的报告。她指出,克塞诺芬尼对传统多神论的批判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与城邦教化三层面:本体论上,他批判神人同形同性,提出至高、不动、以思想驱动万物的唯一之神;认识论上,他强调人类认识有限,无法认识整全与神性;城邦教化上,他借哲学诗批判传统神话中的暴力纷争,主张以德性与正义引导城邦生活。她强调,克塞诺芬尼并非彻底否定传统宗教,而是立足城邦需要,以哲学反思改良虔敬观念、争取城邦教化话语权,并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神学思考提供了先导。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郭文娅的报告《“必然性”与“异”——柏拉图宇宙生成论中的“非理性”探究》围绕《蒂迈欧》发问:若理性是秩序根基,宇宙中的偶然如何解释?她反对将非理性简单理解为理性阻碍或被动质料,指出“必然性”是宇宙秩序得以成立的条件:它如同“容器”,承载着前宇宙元素的无序震动,在秩序化后仍以“异”的圆周运动关联可感对象,是理性运作不可还原的前提。在宇宙与灵魂的混合生成中,“异”使灵魂产生意见与信念,弥补理性局限,使其既把握理念又感知具体事物。她提出,非理性无法消除或压制,只能经“说服”完成转化;它并非理性的对立面,而是秩序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

浙江传媒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铠在《〈斐多〉灵魂不朽的循环论证中的灵魂轮回》的报告中,剖析了该篇首个灵魂不朽循环论证内含的轮回思想。他指出,该论证并非神话与哲学的简单糅合,而是苏格拉底为回应刻贝斯,对传统轮回观所作的理性化、原则化重构;轮回既是共识前提,也有待哲学澄清。柏拉图依托“对立生成原则”建构整体性、基质性与非本质性的轮回图景,该图景不承载个体叙事,看似消解了人在生前净化灵魂、求索智慧的实践意义。但这并非全部结论:借助对“逆反对立面”与“非对称性对立面”的辨析,该原则得以容纳对死亡的价值评判,从而契合苏格拉底“死亡利于灵魂净化”的立场。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邵楠题为《柏拉图论时间与灵魂秩序》的报告提出,把握时间的本性及其与理念的联系,是理解灵魂何以通达理念世界的关键。《蒂迈欧》对时间有双重界定:时间是天体的运动,又是永恒理念的影像。既往研究存在两种困境:将时间等同于行星周期运动,或将可感世界与理智世界割裂。柏拉图认为,时间既非纯粹物理对象,也非超验之物,而是世界灵魂在两界的不同显现,本质上是以数的方式显现的灵魂理性运动。柏拉图最终给出一条灵魂上升之路:个体通过反思时间意识与灵魂自身本性,使灵魂服从理性秩序,追求德性完善、“与神相似”,最终实现属人的最高幸福。

德性伦理的古典演进


庞俊来教授报告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庞俊来的报告《美德、品德与道德的中西流变及其范式差异》主张重回伦理道德的“原初性”理解。他首先反思了当今学界与辞书中对“美德、品德、道德”等语词的混用,《伦理学大辞典》《伦理学大百科全书》与《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等词典常将morality与virtue交叉互译,而忽略了德性的希腊语词“arete”所蕴含的“卓越”(excellence)之意。接着,他梳理了西方道德思想史的一条“在必然中克服偶然”的普遍化路径:从荷马史诗中的“卓越”(excellence)或“美德”(virtue),到苏格拉底那里的“道德”(morality),再到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德性或品德”(moral character)。最后,庞教授对比中国从先秦典籍中“俊德”、孔孟的“德行”与“德性”到宋明“道德底形而上学”(牟宗三语)的演变,指出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在偶然中建构必然”的道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邓连冲的报告题为《亚里士多德论睡眠与道德缺陷》,尝试解释为何亚氏在其文本中多次称“熟睡之人不可能有美德”。他首先介绍睡眠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定位,他指出,睡眠属于“第一现实性”,而美德属于“第二现实性”,这是二者的形而上学错位。亚里士多德将睡眠界定为一种知觉受阻的状态,而伦理美德赖以成立的“决断”与“实践智慧”均与知觉高度相关,故熟睡者不具备伦理美德。最后,他依次驳斥了熟睡者可具备理智美德的三种可能:梦中的表象是虚假残缺的、梦中的应答并非真正的理智、睡眠可能会遮蔽努斯;基于此,他提出,亚里士多德借此阐明,德性生活本质上要求人运用理智的“清醒”。

湖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葛送分享了题为《城邦落幕与个体觉醒:社会转型视阈下泰奥弗拉斯托斯伦理学的希腊化转向》的报告。他指出,随着城邦政治的崩溃,以城邦公共善为核心的古典伦理范式失去了现实根基。为此,泰奥弗拉斯托斯在伦理载体、幸福论结构和德性体系上进行了三重重构。他强调,泰氏这种兼顾德性核心与现实条件的立场,构成了希腊化伦理谱系中区别于斯多葛、伊壁鸠鲁的第三条道路。他最后指出,泰氏在旧共同体瓦解后重建日常伦理资源的经验,对当代个体应对原子化与意义虚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韩旭的报告题为《好利是否为恶:〈希帕库斯〉中的辩难》,他指出,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从“谁是好利者”出发,借助辩证法审视年轻友伴的灵魂。友伴充满道德意气,在根本上并未意识到什么是“利”。苏格拉底做了“利”就是“善”的论证,得出“所有人都是好利者”的惊人结论。直到最后,这一论证都无法令友伴信服;尽管如此,苏格拉底所引用的希帕库斯故事值得注意。在这之中,雅典僭主希帕库斯被塑造为一位教化明君,苏格拉底在表面上为其辩护,更是在教育年轻人,不要自欺欺人,而应学习德尔斐箴言,“节制地自我认识”,才能获得属己之善,过幸福生活。

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展开


王慧宇副教授报告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王慧宇在《卫方济拉丁文〈中庸〉译本对工夫论的释译》的报告中,考察了耶稣会士卫方济1711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六经》中《中庸》拉丁文译本对工夫论的释译。她指出,卫方济为调和教会内部关于儒家思想的争论,采取了哲学化的诠释策略,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哲学概念及耶稣会灵修传统融入翻译。具体而言,卫方济将“慎独”之“独”译为内心最隐秘的趋向;将“中”译为“不变之中”;将“诚”译为包含行动与自查的真理落实过程。这些译释借助耶稣会《神操》传统寻找中西思想的共性,从而赋予宋明理学以存在价值。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特聘研究员李明书报告的是《儒家角色伦理学与关怀伦理学的道德动力比较》。他比较了两种理论在“道德动力”问题上的异同。他指出,角色伦理学主张在关系中自然生成价值,人在不同关系中充分扮演角色;关怀伦理学则强调关怀者对被关怀者产生“关怀”的自然情感。两者均反对以原子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注重特殊而具体的道德情境。但他强调,两者的道德动力有别:角色伦理学的动力更多来自角色实践与关系中的价值生成,关怀伦理学则以“关怀”为根源性概念,更易于解释儒家“仁”的情感根源。正因道德动力机制不同,二者在解释儒家时,对道德是否有必然保证的论证强度也有所不同。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孙伟鑫带来《纯否定与良知坎陷:牟宗三论“魔”及其现代性反思》的主题发言。牟宗三对“魔”的思考,源于对现代政治思潮的批判,关涉道德工夫、情欲生命与价值观念。他将“魔”界定为“纯否定”,即否定人性与正面价值,同时魔也可表现为精神障蔽偏失,分为工夫、生命、观念三类。牟宗三批评科学一层论与泛政治主义,指出局部理性越界否定人文价值,即是魔性,这也体现了其贯通道德与政治哲学的思路。

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傅佳一的题目是《康有为“去家界”思想对近代中国家庭伦理的冲击与重构》,她指出,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家庭定位为“据乱世、升平世必须之要,太平世最妨害之物”,由此提出“渐次去家”的过渡方案。其依托天生说与原质概念淡化血缘伦理,以公共制度承接家庭职能,用大同之乐作为伦理愿景。这套方案兼顾家庭情感与普遍解放,也为当代家庭伦理的现代建构提供了可资反思的思想资源。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陶磊在《道、德分离与伦理困境:神经认知的视角》的报告中,从神经认知视角解释古代中国“道、德分离”的伦理困境。他指出,“道、德分离”指社会建构中过度依赖个人行为类型一侧或社会生活形式一侧来完成社会共同伦理塑造的现象,这与文明发生的“绝地天通”模式相关。属天派过度依赖个人德性,属地派过度依赖社会生活形式,其根本困难在于属天派神经认知模型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事物。不同派别所谓道与德关系远近,实质差别在于一派反对接纳社会涌现新事物,一派持开放态度。孔子晚年试图发展双视角融合观照模式但未成功;进入传统中国,社会共同伦理塑造模式发生颠倒,神经认知模型也随之转向。

伦理边界与时代境况

香港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方凯成在会议上围绕《斯多亚哲学中的诸伦理同心圆模型》展开分享。他深入探讨了斯多亚学派内部处理“自我与他者”伦理关系的两种同心圆结构及其思想张力。第一种是以希罗克勒斯为代表的外推模型,主张通过扩大亲属称谓,将关爱从自我逐步推展至全人类。然而该模型面临“亲情浓度”的严峻挑战。第二种是以塞涅卡为代表的内收模型。塞涅卡强调自我的边界感,警惕爱的无限外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与外界危险。他主张必须“设定界限”,抛弃按照同心圆无限推演的传统结构,从而重构了一个以自我美德及其实践范围为基本框架的新同心圆模型,为思考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提供了新方向。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庄玄朴作题为《平等、平等主义与平等关系》的报告,围绕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主义争论,探讨分配平等主义与关系平等主义的理论分歧。他指出,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平等主义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分配正义理论,而关系平等主义认为,平等的核心不在于分配的均等,而在于建立社会成员之间平等相处的关系。针对安德森关于关系平等主义具有“第二人称”证成方式的主张及其引发的争议,他尝试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出发,为这一观点提供有限度的辩护。他认为,平等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是平等观念历史发展的核心主张;同时,平等关系的要求能够进一步派生出平等分配的要求,因而在理论上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

重庆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罗勇作题为《学习的快乐与痛苦: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伦理》的报告,以柏拉图《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为切入点,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与教育问题。他指出,苏格拉底将哲学探究比作灵魂的分娩,强调学习者必须经历困惑与思想上的“阵痛”,才能自主获得知识。人工智能虽然能够提升效率,却也可能消解学习过程中必要的理智挣扎,使学习者陷入未经反思的效率崇拜。学习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发展理智能力、涵养人格。因此,评价学习效果不能仅依据成绩和效率,还应关注学习者在求知过程中所经历的快乐与痛苦。

古典学与现代伦理


圆桌论坛以“古典学与现代伦理”为主题,由重庆大学教授张文涛主持,会谈学者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白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鹄,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庞俊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明珠,诸位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冲击、现代伦理困境与古典秩序的重建展开对谈。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白钢在圆桌论坛发言中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学价值反思,探讨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及人类生活意义的挑战。他指出,人类主要文明的核心伦理价值观大多奠定于轴心时代,尽管历史境遇不断变化,传统价值框架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伦理学思考增添了新的维度,使传统的古今、中西之争面临新的挑战。他特别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对以客观标准衡量的知识与能力形成巨大冲击,而人类经验中仍存在不可通约、不可替代的内在维度。以中国、印度文明的内证传统以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所体现的精神修行为例,他强调,人的觉悟必须通过自身的内在体验实现。即使人工智能未来形成属于自己的内在证成或解脱道路,也无法取代具体的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命体验。因此,面对高度发达的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持人的独特价值与生命意义,关键在于追求一种觉悟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鹄探讨AI对人类伦理生活的影响,思索如何借助古典学化解其负面效应。他认为,依托科学主义迅猛发展的AI,可能给人类带来严峻风险。相较于仅由少数人把控的原子弹,深度渗透生活各处的AI,潜藏着难以预估的威胁。哲学之中存有制衡这种风险的思想力量,依托笛卡尔、康德等人对人性的阐释,我们能够反思唯科学主义,回应现代伦理困境。落实到古典学研究层面,一方面,可以在自身生命体验里效法古典哲人,体会学问和生命之间的呼应,古典学不只是一套学术思维,更承载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可以把人性观置于当下真实的伦理场景中研讨,避免沦为抽象理论,例如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今日,将如何看待、应对AI带来的种种问题。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庞俊来指出,中西古典学首先是理解和回应伦理学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而非研究的最终目的;古典研究应当在把握思想史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应当代社会的伦理处境。古典伦理学更关注何种生活值得过,以及如何寻找指导生活的知识;现代道德哲学则更多面对人们如何在不同理论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谈及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他提醒当下的讨论往往过度聚焦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更值得追问的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能活出什么样的人生。他提出“道德偶然”与“伦理理解”两个理论方向,强调当代伦理学不应仅仅面向先验的道德规律或过去的思想传统,还应面向当下与未来,关注具体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使每个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绽放生命、造就美德。最后,他强调,伦理学是沟通不同文化与思想传统的共通性语言,当代伦理学应当立足生活世界,成为激发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磊指出,受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确立了一种以“个人本位”为基本特征的伦理形态。在这一境况下,伦理价值日渐受到挑战,人与人之间由亲及疏、层层外推的链条遭到瓦解,甚至真正的伦理生活也将难以为继。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一种“去伦理化”的生活肆意蔓延,如何应对这一危机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难题,而古典学恰恰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无论在古希腊还是中国传统中,家庭伦理与城邦伦理皆高于个人伦理,并指引着个人生活;学人之所以倡导重返并学习古典传统,正是因为它朝向一种整全的古典伦理,引领人们取法古典的人格理想与德性典范。因此,学人在研习古典学时,需要认识到,古典学并非外在于生命本身的知识,而在于知行合一。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缨结合自身对施特劳斯与迈蒙尼德的研究作了精彩分享。她指出,施特劳斯解释学的核心在于像过往思想家理解自身那样去理解他们。她梳理了从迈蒙尼德在信仰与理性张力下的隐微写作,到斯宾诺莎的隐秘继承,再到施特劳斯将之揭示出来的思想脉络。她强调,由于哲学在根本上具有极易冒犯神学传统的“无神论”性质,施特劳斯等人的隐微写作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哲学”。她指出研究古典思想家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承担一种“潜在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丧失对永恒基础信仰的语境下,古典哲学家探索基础的责任感面临消亡或变质,因此,保护古典哲学与哲学家的责任,实则是保护大众伦理道德生活得以成立的根基与可能性。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明珠表示,对AI的反思不应局限于技术本身,而应置于现代技术文明的整体视域中。直面技术革命带来的伦理冲击与时代焦虑,回应技术文明对人的生命秩序、生活秩序构成的挑战,正是古典学的时代使命。古典学与中国经学蕴含深厚的秩序意蕴,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有一种秩序之爱”、柏拉图提出的“人是朝向整全的存在”,以及中国传统“五行之秀,天地之心”的思想,共同说明人对秩序有体认与向往。古今之争带来的断裂体现为伦理根基的失落,古代伦理学中,西方以基督教神学或希腊宇宙论为奠基,中国经学也有宇宙论的根基;但现代伦理学的困境正是这套古典根基被拔除。现代伦理学塑造出原子化个体,割裂了人与家庭、社会、家国乃至宇宙的整体性联结,妨碍人实现完整的生命安顿。就此而论,古典资源能够贯通日常生活层面,为现代人安顿身心、重建秩序感提供精神支撑。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林志猛指出,古典学着重探讨德性,恰恰旨在回应放纵、无知与政体败坏等现实危机,背后关涉良好生活方式、城邦政治秩序与世界秩序三个层面,并最终落脚于塑造有序而强健的灵魂——灵魂的混乱终将引致政治的失序。反观现代社会,正面临三重严峻伦理困境:其一,过度娱乐化与算法驱动的“字节时间”全面侵占闲暇,对AI的依赖更使人丧失深度阅读、独立思考能力与“苏格拉底式的困惑”;其二,不婚不育、高离婚率及人伦边界的滑坡,折射出传统家庭伦理趋于瓦解的危机;其三,人工智能引发大规模职业替代与高度内卷,导致普遍焦虑和精神秩序的不断崩塌。为此,他呼吁回归古典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原初自然,重拾古典学对灵魂秩序、政治秩序与整全的关切,以此为基点审视并安顿当下生活。

重庆大学教授张文涛总结道,古典学与伦理学研究始终怀抱深切的现代关怀,绝非封闭的书斋学问,而是在古今中西的张力中深切回应现代文明建构难题。面对人工智能与技术加速时代的冲击,他强调,反思伦理困境,必须重返苏格拉底“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原初问题,并深挖至人性论与灵魂观层面,警惕现代科学取代古代“灵魂学”。针对当代的去伦理化危机,他指出应重拾古典德性与对秩序的热爱,借哲学探索重铸伦理根基。最后,他援引“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表示,面对种种时代问题,人文学者的审慎态度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将忧患想到前头的道义与担当。


林志猛教授闭幕式致辞

闭幕式由林志猛教授致辞。林教授表示,本次会议研讨的议题纵贯中西古今,涵盖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伦理传统中的《诗经》、戴震、康有为等诸多思想脉络。两日来,与会学者既深耕原典义理与文献考释,又直面不确定性时代、人工智能冲击与个体安顿等现实议题,在坦诚而深入的切磋中展现出古典学与经学回应时代之问的生命力。随后,林教授特别肯定了青年博士在学术研究中展现出的纯粹热忱,他强调,兴趣与热爱是从事古典学与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根基——无论是追问宇宙秩序、现实政治,还是省察个体灵魂的内在世界,唯有怀抱真问题与满腔热情出发,方能实现学问与生命的彼此滋养,将人生“活得通透”。最后,林教授向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以及诸位参会学者、会务组师生表示了诚挚的谢意,至此,第四届古典学与经学年度会议圆满结束。



(综述由孙亮鑫、卢海燕、邵楠、车美慧、邵楠、孔静一、刘佳雯、谢员睿整理,韩旭统稿)

韩旭、孙亮鑫、卢海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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