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飞行员王宝玉驾战机叛逃至苏联,苏联人用黑布蒙住他双眼称要送他去美国,摘下蒙眼布的刹那才发现周围全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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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转《重庆晚报》《党史纵横》《建国后最后一起驾机叛逃:让前苏联大吃一惊》;央视网《新中国最后驾机叛逃事件:1990年8月叛逃苏联》;文汇网《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飞行员驾驶歼-6叛逃苏联,震惊中外》;大学生网络党校数字图书馆《新中国最后一起震惊中外的驾机叛逃事件》。
说明: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90年8月的一天,远东一座苏军军用机场上,一名中国飞行员被人用一块黑布蒙住了双眼。

苏方人员告诉他,军方正在研究他提出的赴美政治避难请求,眼下要把他换到另一个地方等候消息。

转移路上必须保密,眼睛要蒙上,希望他谅解。

他欣然同意,心里盘算着大洋彼岸那个想象中的世界。

车子停下,蒙眼布被摘下的那一刹那,他抬头一看,四周站着的全是中国人。

那块黑布并不厚,蒙上去以后,眼前只剩一片模糊的光。

扶他上车的人动作客气,说话也客气,语气里听不出半点破绽。

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他心里反倒更踏实了几分。

从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的停机坪,到中方专机停放的位置,直线距离并不算远。

这一小段路,走过去的是他从“政治避难申请人”到“被引渡人员”的身份转换。

只是坐在车里的他,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王宝玉,是当时空军航空兵某团一大队的一名飞行员。

他驾驶的那架歼-6战机,从中国东北的训练空域起飞,超低空越过边境,降落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从升空到被引渡回国,前后不过几天时间。

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

一个千里挑一的飞行人才,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蒙住双眼的转移背后,中苏两国之间又经过了怎样的外交交涉?

这架带伤落地的战机,又是怎么飞回祖国的?

一块黑布,遮住的是眼睛,遮不住的是一路上的心思。

这桩案子在当年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

它主要在军队内部被反复讲起,当作一根扎在心上的刺。

三十多年过去,当事人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提起。

可那块黑布,和黑布揭开的那一刹那,依旧是这桩旧案里最锋利的一笔。

一个自以为算得很精的人,临了被一句客气话送回了原点。

这大概是命运给他开的最不好笑的一个玩笑。

那一代人里,能开上喷气式战斗机的年轻人并不多。

天上一架银色的机影掠过,地上的人会停下脚抬头看好一会儿。



一、青岛海边走出的招飞青年

王宝玉,1962年12月出生,山东青岛人。

青岛靠海,海风里长大的孩子,对天空和大海往往都有一股子天然的向往。

栈桥边的汽笛,八大关的海浪,都是他少年时听惯了的动静。

1980年7月,他通过招飞入伍,穿上了空军的军装。

那年月,招飞选拔一关接着一关,身体、政审、文化成绩样样过硬,能脱颖而出的都是同龄人里的尖子。

体检要把人从头到脚查一遍,视力、平衡、反应,一项不合格就得打道回府。

政审要查到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一笔一笔都得说得清楚。

文化考试也不含糊,数理基础差一点,进了航校以后就跟不上进度。

能走到最后的人,往往一个县也挑不出几个。

进了航校,他一步步完成飞行训练,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航校的日子不轻松,地面苦练,空中精飞,一个动作要重复上百遍。

起落航线、编队飞行、仪表科目,样样都要练到手上生记性。

航校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当上了一名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

据徐秉君回忆,从表面上看,王宝玉少言寡语,但很有“思想”,而且个性很强。

他平时很爱看书,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

他善于钻研飞行理论,飞行技术中等偏上。

他的自尊心非常强,疑心较大,不善交际,群众关系一般。

在分配到部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是把他作为重点帮带对象,想让他尽快融入作战部队这一特殊团体。

作战部队的飞行员队伍,是个讲究协同的团体。

长机与僚机之间,一个手势、一句简短的暗语,就要把意图传清楚。

谁也不能只顾自己飞得漂亮,把队友甩在身后。

地面准备会上,谁有疑虑都要摊开讲,飞上天以后可没有商量的余地。

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

可他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还是很难与大多数性格豪爽的飞行员真正相融。

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

大家并不介意,只当他书生气浓一些,因而从不计较。

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

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

那些表扬在他心里慢慢攒成了一种优越感。

那点优越感,也暂时满足了他深埋心底的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

老家亲友提起他,都觉得这孩子有出息,飞上了蓝天,端上了让人羡慕的岗位。

他自己对这份职业也看得很重,心里给自己定的期望值不低。

可真正进入作战部队,他才慢慢发现,身边的战友个个都是从各路人马里挑出来的好手。

论技术,论资历,论人缘,想在这群人里头冒出头,并不容易。

据公开记述,他这个人自尊心很强,平时不爱跟人打交道。

战友之间开个玩笑,他都容易觉得对方水平不够,话不投机。

日子一长,他把自己活成了部队里的一个孤家寡人,跟谁都尿不到一个壶里。

部队领导看出他情绪上有疙瘩,私底下没少做工作,让战友们多带带他。

他非但不领情,反倒觉得自己处处被人针对。

这种性格上的拧巴,为后来发生的事埋下了一条不容易被人察觉的暗线。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他驾驶的机型。

歼-6是我国在米格-19基础上仿制发展的单座双发超音速战斗机。

它从1960年代起装备空军,长期是部队的主力机型之一。

这种飞机低空机动性能扎实,飞行员对它的操纵特性摸得越熟,越容易在低空飞行中找到感觉。

话又说回来,当一名熟悉机型、熟悉空域的飞行员动了别的心思,风险才格外值得警惕。

飞机不会骗人,能飞多远、能飞多低、油还能撑多久,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份清楚,用在本分上,是本事。

用在歪处,就成了算计国家的本钱。

部队里常说,飞行员是用黄金堆出来的。

这话不算夸张。

从招飞到放单飞,从基础科目到战术科目,往往要好几年时间。

国家在一个飞行员身上投下的,是航校、机场、油料、机务和无数人的时间。

歼-6的座舱窄,仪表密,操纵靠的是手上和脚上的真功夫。

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么多辅助设备,飞行员全靠经验和手感。

飞得好不好,落地那一刻就见分晓。

也就在这一点上,一名飞行员的去留,从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

他身后站着的,是教员、机务、场站,是一整套托着他上天的体系。

他入伍那年刚满十七岁。

一个十七岁的青岛少年,背着行李走进航校,心里装的都是出人头地的念头。

航校那几年,学员的日子是按小时算的。

早上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背数据,熄灯以后还得在脑子里过航线。

飞行教员带飞,一个细节不对就要重来。

他学得进去,也飞得出来。

性格上那点孤傲,在航校还不算显眼。

到了作战部队,才成了摆在明面上的问题。



二、落差在职务与家庭两头积压

飞行部队的晋升台阶,一级压着一级,名额有限,论的是综合表现。

随着时间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由于综合素质提高很快,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王宝玉几次盼着提拔中队长、大队长,名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

他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时却没有自己的份儿。

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伤,心理日渐失衡。

他心里憋屈,把账算到了领导头上,觉得是有人压着他。

1988年,王宝玉结婚,婚后不久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

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时期,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

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就此变得十分困难。

妻子迟迟等不到合适的岗位,家里的气氛也跟着紧了起来。

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把一肚子不满往外倒。

组织上后来经过努力,在师部驻地为他爱人安排了工作。

他爱人性格外向,善于交际,两地分居的时候,他心里一直不放心。

他找到已经调任副师长的老团长,提出想调到师部驻地的飞行团工作。

他本以为老首长能给他一些关照。

这位老团长治军严格,没有顺着他的个人想法来,反倒对他过多考虑个人问题的念头给予了严肃批评。

没过多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

他由此认定,是老首长从中作梗,是在打击报复自己。

部队这边不顺心,家里的日子也跟着起了摩擦。

他与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

妻子多次嘲骂他没能耐、窝囊,这些话一句句砸在他心上,让他更加心灰意冷。

事业上看不到奔头,家庭里得不到温存,两头的落差挤在一起,人就容易往歪处想。

换了旁人,遇到这种关口,多半会在训练里找补,在同志间化解,把日子往前过。

他选的路却跟旁人完全两样,心思一点点从部队、从家庭挪开,挪向了外面那个他并不真正了解的世界。

事实上,团里对他的思想变化一直是重视和掌握的。

1989年2月,团政治处鉴于他不能正确对待家属工作安置、与领导关系紧张等情况,把他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

除了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团里还尽可能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他帮助和照顾。

团领导为了改善他的夫妻关系,尽可能创造机会和条件。

借着妻子回青岛老家生孩子的机会,团里特批他单独去青岛疗养院疗养和休假,时间长达两个多月。

这份照顾出于好意,实际上却造成了管理上的失控。

那段时间,正是社会思潮十分活跃的时候。

徐秉君后来评价,这也是造成王宝玉政治立场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

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

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

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的身份。

表面上的那一页,翻过去了。

藏在底下的那一页,才刚刚翻开。

回头看,职务上的一时不如意,在任何行业都不算罕见。

真正把人拖进泥潭的,往往不是落差本身,而是面对落差时不肯自省、只向外归因的心态。

把每一次不如意都记在别人账上,日子久了,心里就只剩一本糊涂账。

1980年代中后期,部队干部家属的安置,正赶上一个尴尬的坎。

地方上的岗位在缩,部队的随军政策还在,两头一挤,事情就拖成了难题。

这类困难在当时并不只他一家遇到。

别人怎么熬过去的?

有人托亲戚,有人等几年,也有人把怨气咽回肚子里。

他把这难处,记成了组织亏欠自己的账。

账越记越厚,人的心也就越缩越紧。

飞行部队的干部提拔,看的是飞行技术、组织能力、群众评价和任务完成情况。

名额就那么多,排队的人却一批接一批。

有人提得快,有人提得慢,这在任何一支队伍里都算常态。

把提拔慢一律理解成“有人压我”,往往是把自己看高了。

他心里的那杆秤,慢慢就只称自己的委屈,不称别人的付出。

说到家属随军,当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实情。

随军名额、落户指标、接收单位,哪一环卡住,一家人都得跟着耗。

组织上替他跑下来的那个岗位,背后是不少人一次次去地方上协调。

这些过程他未必知道,他只看见自己等得久。

1989年2月被列为思想工作重点人以后,团里的工作做得并不含糊。

谈话、走访、帮带,一样一样都上了。

问题在于,思想上的扣子,得本人愿意解才解得开。

外面的人拽得越用力,他心里那点抵触反而长得越快。

家里的争吵,大多不是什么大事。

柴米油盐,孩子的事,谁去接谁去送。

吵多了,话就变味,句句都往人心口上戳。

一个人在部队受着憋,回到家还要挨数落。

两头都堵,脾气就只剩往下沉。

部队驻地在哪,家属的工作就在哪,这事本来就不好安排。

有的家属干脆放弃工作,跟着部队走,一年搬一次家。

有的家属留在城里,孩子老人两头照应。

各家的难处不一样,能做的只有互相体谅。

孩子生下来以后,家里的开销、老人的身体,一样一样都要钱要人。

分居两地的夫妻,能商量的事本来就少。

电话里说不到三句就吵起来,放下电话各自生气。

部队做思想工作,最怕的就是“看不出来”。

一个人嘴上说通了,心里那扇门是不是真开了,谁也摸不准。



三、心思慢慢偏向了另一边

据公开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王宝玉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所谓的“学习”上。

他看了许多西方哲学著作,还有一些宣扬西方“民主、自由”的学说。

书是越读越多,想法却越来越偏。

他开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甚至发展到违反有关规定经常偷听反动广播。

零碎的信息拼在一起,在他脑子里勾勒出一个被美化过的外部世界。

收音机里传出来的那些词,听起来都很亮,却没有人告诉他背后的代价。

他对眼下的岗位越来越看不顺眼。

想法一旦跑偏,行动上就跟着偷偷做准备。

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

这些关键数据,他一条一条记在心里,熟记在心。

一个飞行员最熟悉的就是天空,航线、高度、油量、备降场,这些都是他吃饭的本事。

当这些本事被拿来算计叛逃,危险就已经在云层底下酝酿。

部队日常训练照常进行,战友们看他出操、上课、准备飞行,表面上看不出太大异样。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飞行员,已经在心里把一条越境的路线盘算了许多遍。

1990年的国际局势,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两边高层往来逐渐增多。

站在国家层面看,一个普通飞行员的个人诉求,根本不可能同一个国家的双边利益相提并论。

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是几代人谈出来、攒起来的。

谁也不会为了一个人的去留,把刚修好的桥再拆掉。

这一层大局,沉浸在个人情绪里的王宝玉并没有真正想明白。

他依据零碎信息拼凑出来的那个世界,早已经同现实严重错位。

错位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事人往往越走越觉得对。

他把心里的不满攒成委屈,把委屈攒成怨气,再把怨气攒成了一个“换个地方活”的念头。

念头一旦长成计划,日子就过成了两副面孔。

地面上照常出操、照常讲评,飞行服洗得干干净净。

心里却在反复推演另一条航线。

1990年8月25日之前的那段日子,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边是组织眼里的“进步”,一边是暗地里越拧越紧的算盘。

思想的滑坡,通常不是一步跨下去的。

先是不满,再是怀疑,接着是给自己找一个“更高明的道理”。

找到那套道理以后,人就不再觉得自己有错了。

他读的那些书里,讲自由讲得多,讲责任讲得少。

他把前半截记住了,后半截随手翻过去了。

那个年代,境外广播的信号时强时弱,夜里才听得清楚。

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听,越听越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信息是碎的,情绪是满的,两样东西一搅,判断就失了准头。

书上的道理,离开具体的国情,很容易变成空话。

他偏偏把这些空话,当成了人生的说明书。

飞行准备会上,他照常记数据,照常发言。

谁也没能从这些日常里,看出一点异样。

他把计划藏在心里,把表情留给日常。

这份“稳”,事后被不少战友回忆起来,说那才是最难防的地方。

他嘴上少了抱怨,心里那本账却一直没合上。

表面上的“进步”,反而给他腾出了更多独处的时间。

独处的时间一多,那些念头就长得更快。

他在书里找答案,书却只给了他一堆概念。

概念套不上日子,人就更容易烦。



四、8月25日,超低空越境的歼-6

登机之前,他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了与他交接飞机的飞行员。

两人是航校的老同学。

那位飞行员觉得有点奇怪,以为王宝玉是嫌戴手表碍事,请他暂为保管,也就没太在意。

一句玩笑话,事后想起来别有一层意思。

随后,王宝玉转身登机,旋即起飞,正常出航。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他驾驶一架歼-6飞机正常起飞,进行昼简训练。

当天的训练科目是低空特技。

这个科目难度和风险都不小,稍有不慎就会酿成飞行事故。

到达预定空域以后,他突然转航脱离编队,右转弯,以100米左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不久就飞过了边境。

超低空贴地飞行,地形可以遮挡雷达信号,也最耗油。

山脊、河谷、树梢,都成了他的掩护。

他原本计划直飞苏联的乌格洛沃耶机场。

飞到机场上空以后,他发现这个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

他只好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很大,到达机场上空时,飞机油料已经快耗尽。

好在克涅维契是一座轰炸机机场,跑道既长又宽,他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他把飞机滑出跑道,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整个过程竟然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

停机坪上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

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一名苏联士兵朝飞机走了过来。

王宝玉看到那名士兵,便向他招手示意,这才引起苏军的注意。

那名士兵旋即离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级报告去了。

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一名军官和几名士兵。

当他们确认这的确是一架中国飞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种惊异的眼神分明在问,这架中国飞机怎么会飞到这里来。

他们随即架好梯子,帮助王宝玉下了飞机。

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接着,这位军官又苦笑着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这句玩笑话,说中了大半。

当天下午,军区空军政治部值班室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时任秘书的徐秉君接到指挥所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

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

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

当时他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

他分析,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

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

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

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

剩下的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

可中苏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清楚,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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