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兵临城下无人勤王,是文武百官尽皆不忠,还是大明早已失去底层与士绅的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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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本文依据《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崇祯实录》、《国榷》(谈迁)、《怀陵流寇始终录》(戴笠、吴殳)、《小腆纪年附考》(徐鼒)、《明季北略》(计六奇)等史料,并参酌今人相关研究。
文中日期以农历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为准,个别史事记载不一之处,正文已作说明。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十九日,天还没有亮透。

北京城里雾气压着屋脊,紫禁城里的钟声先响了起来。

一声接一声,撞得又急又沉。

按朝廷旧制,皇帝在宫中鸣钟,是召百官入朝议事的信号。

钟声传过皇极门外的廊庑,传过午门,传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胡同,等着的是头戴乌纱、身穿绯袍的大臣们鱼贯而入,在丹墀下列班叩见。

这一天,钟响了很久,殿上殿下冷冷清清。

偶尔跑来几个太监,缩着脖子贴着墙根走,不敢往朝堂上瞅一眼。

往日里最高的那座朝堂,这天安静得能听见檐角铜铃被风吹动的声音。

敲钟的人,是大明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检,年号崇祯。

他身边只剩一个随侍太监,名叫王承恩。

史书上记下他那天的模样,袍子凌乱,一只鞋跑丢了,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在位十七年,早起晚睡,批阅奏章常常到后半夜,衣食起居不敢有半点奢靡。

到了紧要关头,偌大一座京城,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应声前来。

城外,就是李自成的大军。

头一天夜里,外城城门已经被人从里面打开。

大顺军的火把连成一片,把西边的天空照得通红。

守城兵卒有的扔下兵器四散逃命,有的把炮口调转方向,对着自己人比划。

几天前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缒下城去,又缒进宫里,盛称贼势重大,请皇帝自己拿主意。

十八日那天,李自成派人入城谈判。

据《小腆纪年附考》记载,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一带给李自成建国,朝廷拿出百万两犒军白银,他退守河南,受封之后替朝廷内压群寇、外助剿辽藩,只是不上奏章、不进京朝见。

谈判没有结果,城也就守不住了。

十九日清晨,大臣张缙彦打开正阳门,把刘宗敏所部迎进城内。

午刻时分,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由太监王德化引路,从德胜门入城,经承天门步入内殿。

宫里的大臣,逃的逃,躲的躲,没几个还认得朝堂的方向。

崇祯带着王承恩出了宫,登上万岁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

山下是他坐了十七年的紫禁城,城外是他管辖了十七年的万里江山。

他在衣襟上留下遗诏,大意是:自己无颜见祖宗于地下,任贼分裂朕尸,只求不要伤害百姓一人。

三月十九日这天,崇祯在山上自缢,王承恩跪在对面,跟着殉了主。

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一个两百七十六年的王朝,就这样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到了头。

后世读史的人翻到这一页,心里总盘着一桩公案:李自成从西安出兵,一路打到北京,前后不过两个多月。

朝廷手里不是没有兵马,辽东有吴三桂,武昌有左良玉,山东有刘泽清,江北有高杰、黄得功,南京有史可法。

皇帝最危急的时刻,竟调不来一兵一卒解围。

这究竟是文武百官骨头里天生不忠,见风就倒,还是大明的人心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散了,散得比城门洞开的那一天还要早得多。

这桩公案,单骂一句奸臣亡国,未免太轻巧。

把时间往回拨,一拨一拨地看,诏书怎么发出去的,兵马怎么在路上磨蹭,朝堂上的人心里在打什么算盘,城外的百姓又为什么会扛着粮食去迎闯王,答案会一层一层浮出来。



【一】东征:两月之间,山西河北接连易帜

要说清楚无人勤王这桩事,先得把李自成这一路东征的脚步捋一遍。

看明白大军走得多快、城池塌得多顺,才看得懂朝廷上下那份来不及反应的慌乱。

崇祯十六年冬天,李自成在陕西站稳了脚跟。

这一年他先在襄阳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又在汝州、潼关一带击溃明军主力,击杀督师孙传庭,乘胜入潼关,占领西安。

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改西安为长安,定为国都,拜牛金星为丞相,宋献策为军师。

正月间,他统率大军东出潼关,杀向北京。

二月初二,大军在韩城禹门一带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

二月初八攻克太原,俘获晋王朱审烜,山西巡抚蔡懋德殉城。

接着大军取道忻州、代州往北推,在代州、宁武关一带遇上硬茬。

守宁武关的是总兵周遇吉。

他率部据险力守,拒不投降,激战数日,力战而死。

大顺军在这一仗里伤亡惨重,不少后来打进北京的士兵身上还带着宁武关的战创。

《罪惟录》里记了一笔:后来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受伤的,都是经过宁武关那一仗的人。

宁武关打下来,北路再没有能挡住大军的明军要塞。

这一仗打得艰难,军中一度萌生退回陕西的念头,几员大将商议之后,觉得沿途守军已是强弩之末,这才定下继续北上的决心。

后来一路所见,果然印证了这番判断。

兵分两路的部署也在这时候铺开:南路出故关,袭大名、真定,从南面逼向京师;李自成自率主力走北路,经大同、宣府,由居庸关直指北京。

南路军由刘芳亮统领,东出固关后,真定知府丘茂华、游击谢素福开城出降。

督师大学士李建泰退到保定,城破之日被中军挟制出城,成了大顺军的阶下之囚。

南北两线齐头推进,明军在河北、山西的防线被切成几段,彼此顾不上接应。

三月初一,大同失陷,巡抚卫景瑗、总兵朱三乐殉国。

三月十一日,大军开进宣府,城中"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巡抚朱之冯殉国。

从太原到宣府,前后一个多月,山西重镇接连易帜,守军有的战死,有的开门,有的直接投降。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抵居庸关。

这是北京北面仅剩的一道险隘,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关迎降。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大军过昌平,抵沙河。

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会师京郊,拱卫北京的明军三大营一触即溃,火炮器械尽为大顺军所得。

大军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

到此为止,北京北面、西面、南面的屏障全部落空。

崇祯为等待勤王援兵拖延时日,大顺军识破这番打算,十八日移驻彰义门外,射书入城劝降,又在西直、阜成、德胜三门架飞梯强登。

十八日夜,外城先陷。

关于开门的人,各家史料记载不一:有说太监曹化淳开了广宁门、彰义门的,也有考证认为曹化淳当时并不在京城,开门另有其人。

可以确定的是,十八日夜里到十九日清晨,内城各门相继打开,大顺军涌入城中。

回头看这两个多月的行军路线,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大顺军真正啃下来的硬仗,只有宁武关一战;大同、宣府、居庸关这些历代重镇,大多是开关迎降,没有打出像样的城防战。

一支从陕西山沟里拉出来的队伍,走到天子脚下,沿路的城池像一扇扇没扣牢的门板,随手一推就开了。



【二】勤王诏书发出之后

城池一扇扇失守那会儿,朝廷这边也在调兵。

要看清明末手里还有几张牌,这些牌又分别握在谁手里,得把几路人马的反应一家一家摆出来看。

正月里得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崇祯先派大学士李建泰督师出征。

李建泰是山西富家出身,主动请缨,说愿意散尽家财充作军饷。

这支队伍刚出京城,士气先垮了,走到真定一带兵卒一路逃散。

后来大顺军攻保定,李建泰被中军挟制出城投降,成了阶下之囚。

调吴三桂入关的念头,正月里就在平台召对中提了出来。

崇祯的想法很实在:从宁远抽调精兵随吴三桂回防京师,关外留下的人马还能撑住局面。

话说出口,他没有直接下旨,让大臣们先议论。

首辅陈演、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不赞成调兵,顾虑是吴三桂精兵一撤,宁远守不住,山海关能不能保住都要打问号。

这么大的事,谁也不肯担责任,君臣之间僵住,旨意一搁再搁。

山西一路塌下来,朝堂上再也没人敢慢悠悠议事。

三月初四,崇祯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东平伯。

三月初六,朝廷正式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率兵入卫京师,另行檄调唐通、刘泽清率部勤王。

朝廷又起用吴三桂之父吴襄提督京营,指望辽东将门父子同心守住京城。

只是京营多年缺额缺饷,名册上的兵丁十不存一,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很难顶得住城外压上来的大顺军。

诏书一封封发出去,各路兵马的回应,差别很大。

吴三桂这一路,离得最近,也走得最慢。

宁远在山海关外,接到命令要把关外兵民一起内撤。

几十万边民拖家带口,扶老携幼,队伍走在路上,日行不过几十里。

等收拢人马、搬运辎重,缓缓往关内挪动,北京城里的钟已经响过了。

城破的消息传到半路,吴三桂的人马刚到山海关附近,再往南追,追不上了。

这一趟行军里,有地理距离、撤民组织、诏书扯皮的耽搁,也有时局不等人的成分。

唐通这一路,来得最快,降得也最干脆。

他带着八千人入卫京师,和太监杜之秩一起守居庸关。

三月十五关隘失守,两人开迎大顺军。

八千人马放下兵器,关口易手,北边再无屏障。

唐通后来跟着李自成去打山海关,一片石一仗再败,又转投了清朝。

刘泽清这一路,连场面话都懒得编圆。

山东总兵奉旨入卫,他托词堕马受伤,不能领兵上路。

身体抱恙的说法传出去没多久,他带着人马在临清一带纵兵大掠,抢完粮饷辎重,调头南逃,一直溜到淮安才停下脚。

皇帝在北边催命,他在南边发财,圣旨到了他手里,跟一张废纸没什么两样。

左良玉这一路,兵力最厚,姿态最稳,也最不肯动。

他坐镇武昌,扼住南京上游,手下人马号称八十万,对外夸大成百万。

这支队伍是这些年剿抚兼并攒出来的,兵将多是他的私人部曲,钱粮地盘全凭他一人调度。

崇祯十五年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李自成击溃,从此不肯正面硬碰。

朝廷封他宁南伯,诏书催他北上,他上疏扯粮草不足、汛地要紧的理由,按兵不动。

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武昌,他照旧守着自己的地盘。

高杰、刘良佐、黄得功这几路江北兵马,各有各的盘算。

高杰原本是李自成手下的人,早年叛降明朝,跟闯营旧相识抬头不见低头见,心里先虚三分。

东征消息传来,他带着人马从陕西经山西、河南往山东方向窜,一路纵兵掳掠,屯到徐州,被凤阳总督马士英收编。

刘良佐屯在河南正阳一带,转头接受马士英邀请,移驻寿县。

黄得功出镇庐州,同样被拴在江淮防线,没有一支部队北上勤王。

南京这边,消息慢了半拍,人也慢了半拍。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持南都军务,北方战况传递到江南,隔着重重战报驿站。

等他摸清李自成东进的全貌,已是三月底。

四月初一,他领衔发出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准备率军北上。

这时候北京已经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还在路上。

江南在籍的官员、举人、百姓里,确有一批人闻风而起: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等人先后倡议募兵,义兵陆续集结。

可路途遥远,消息辗转传递,等各路义兵动身北上,援军开到黄河岸边,京师早已换了主人。

几路兵马摆到一起看,一个怪象就出来了:明朝手里不是没有兵,这些兵早已经不属于朝廷,只属于带兵的将官。

将领们先盘算自己的地盘、自己的部曲、自己的身家,朝廷诏令传到耳边,听不听、走不走,全看对自己划不划算。

等到皇帝真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些平日里拿着朝廷俸禄、吃着朝廷粮饷的人马,没有一路拼死来救驾。



【三】南迁之议与围城三日

武将按兵不动那会儿,京城内部还有一条活路摆在桌面上,只是这条活路,被满朝文武你一言我一语堵死了。

这条活路叫南迁。

正月初,李明睿就悄悄向崇祯建议,京师危急,不如皇帝暂赴南京,江南有完整的衙门、长江天险和财赋重地,留得青山在,再图反攻。

后来巩永固、李建泰、李邦华、项煜等人先后上疏,提出两个方案:崇祯自己南下、太子留守监国;或者太子先抚军江南,皇帝留京坐镇。

崇祯心里愿意走。

南京那套班子是成祖时代留好的后路,六部衙门一应俱全,钱粮、兵马、漕运都在南方。

可他脸上拉不下来。

历代君主离京南下,史书上记的多半是丧师失地、狼狈逃窜,他不想落下这么个名声,盼着大臣们在朝堂上集体固请,把他名正言顺地请出北京。

走的人是大臣劝走的,面子上好看,责任也有人分担。

大臣们心里揣着各自的小九九,谁先开口主张南迁,万一日后追责,谁就是弃守京师的罪人,谁也不肯当这个出头鸟。

僵持当中,光时亨站出来厉声斥责主张奉太子南下的人,说奉太子往南,诸位大臣是不是想学唐肃宗灵武即位那一套,另立朝廷,架空圣上。

这话等于把主张南迁的人安上图谋不轨的帽子,范景文、李邦华等人不敢再吭声。

崇祯脸色铁青,叹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散朝。

南迁这条路,就这么在一群人的沉默和另一群人的呵斥中断了。

城破前几天,崇祯号召在京勋戚、百官、太监捐助饷银。

国库早空,内帑掏出来的那点银子杯水车薪,皇帝让百官先带头捐,按官职高低摊派数额。

结果满朝权贵哭穷的哭穷,装病的装病,有的在大门上贴房产变卖字条,有的把锅碗瓢盆摆到街上叫卖。

太监王之心捐出一万两;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国丈身份,被劝捐两万两,只肯掏一万,皇后私下凑五千两给他,他还从中扣下两千。

围城那几天,文官想登城察看守备,屡屡被守城太监拦在城下,北京城防临了的指挥权大半攥在太监手里,文官连形势都摸不着。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四面攻城,城上守兵怨气冲天,兵器凑不齐,心里发虚。

十八日,投降过来的太监杜勋被缒进城,盛称贼势重大,请皇帝自己拿主意;申芝秀从昌平降来,转述闯王请皇帝逊位的话,崇祯当场发怒,把人叱了回去。

十八日夜外城失守,宫中乱作一团,周皇后在坤宁宫自缢,崇祯砍伤袁妃,斩断长平公主一条手臂,昭仁公主被杀,太子和永王、定王被换上旧衣,由太监分头送出宫藏匿。

他自己易服携刀,混在太监队伍里想从东华门、齐化门突围,被守门兵卒放箭挡回,只得退回宫中。

城破之后的百官群像,比诏书和城门更能说明问题。

有一批人真的赴了死难:范景文投井自尽,李邦华自缢于文天祥祠,倪元璐整衣冠向北叩拜后自缢殉国,王家彦战死或自缢城楼,孟兆祥死于正阳门下,成德、金铉等人或自刎,或投河。

还有一批官员连夜改换衣帽,等候在午门外,准备向新主朝贺。

首辅魏藻德城破后主动求见,想在新朝谋个职位,有记载说他见到刘宗敏,把亡国责任推到皇帝身上。

一边是殉国者的尸首,一边是迎降者的长队,两种人同处一座京城,同侍一朝君主,结局天差地别。

这一段朝堂上的沉默、城门前的取舍,看得见的是人的选择。

可满朝文武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各路兵马为什么宁可观望也不肯北上,光盯着朝堂上这几张脸解释不通。

要把这桩公案看完整,得把视线往下移,看看大明江山最底层的那些人,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四】账本两端:天灾、加派与被裁掉的生路

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在李继迁寨,幼年给地主放过羊,父母早亡,做过和尚,学过武艺,干过铁匠、屠夫一类营生。

二十一岁那年,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骑马送信,赚一份勉强糊口的口粮。

这个身份看似不起眼,恰恰是理解明末民变的一把钥匙:把他从跑腿驿卒推上造反道路的,不是什么天生反骨,是一套层层加码、层层失守的日子。

先说天象。

崇祯元年起,中国北方接连大旱,《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旱情一年连着一年,陕西、山西、河南颗粒无收,蝗灾紧跟着旱灾扑过来,遮天蔽日的蝗虫把仅剩的青苗啃得精光。

瘟疫又在饥荒的缝隙里蔓延,饿殍遍野,史书上出现"人相食,草木俱尽"的记载。

河南连旱多年,灾民啃光树皮,末了蹲下来挖白森森的观音土往嘴里塞,土吃下去胀在肚里,排不出来,活活憋死。

再说赋税。

朝廷在天灾之上,压了三套沉重的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

辽饷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事起征,最初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往后一再加码。

剿饷始于崇祯十年,名义上用来剿灭农民起义;练饷始于崇祯十二年,用来操练地方兵马。

这三笔钱本来说好临时筹措,战事一停即行取消,可一旦开征,就再也撤不下来,渐渐变成固定税目。

地方官吏下乡催征,层层加码,私下摊派的数目比正赋还多,农民实际交上去的,往往是法定额度的好几倍。

税负落在谁头上,账目并不均匀。

江南膏腴之地,士绅势力盘根错节,官绅田产享有优免,大商人、大地主有门路拖欠规避,赋税实际征不上来。

陕北贫瘠沟壑,农户分散势弱,官府说收多少就是多少,催逼得最紧。

灾年里颗粒无收,催税的差役照样上门,锁链、棍棒、枷号是标配,农民被逼得卖儿鬻女、拆屋掘坟去完税,走投无路的,不是逃亡上山,就是一死了之。

驿站那一裁,断的是另一批人的生路。

崇祯即位后听了大臣刘懋的建议,大规模裁撤驿站,为朝廷每年省下白银六十八万五千余两。

驿站赶车送信的劳役改由农民免费承担,数万驿卒丢了饭碗。

这些驿卒年富力强,熟悉道路驿站,多少带点组织纪律性,失业之后没有门路可走,成群结队投到流寇队伍里。

李自成本人,就是这股被裁下来的失业驿卒中的一个。

省下的六十八万两,对偌大的国防开支不过杯水车薪;丢掉的这几十万人的饭碗,转眼成了造反队伍里最懂行的骨干。

比农民更先哗变的,是边军士兵。

天启末年到崇祯初年,陕西那边的边军接连数年领不到军饷,积欠军饷以二十七个月计。

边地连年亢旱,粮价贵得像珍珠,士兵饿着肚子,衣裳单薄,战马瘦得站不稳。

兵部侍郎刘之纶泣血上书,说士卒剥树皮充饥。

这样的队伍,仗打完了溃退回乡,盘缠没有,户籍没有,沿途只能落草为寇。

援辽的陕西兵一批批溃散回来,跟本地饥民合到一处,民变里既有饿肚子的百姓,又有拿过兵器、懂行伍操典的逃兵,这是陕西起义跟别处民变最大的不同。

朝廷的应对,陷进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辽东要打仗,关内要剿寇,处处缺银子;银子从士绅、商人身上收不上来,只能往底层农户身上再加派;赋税越重,农户逃亡越多,逃亡的人汇成流民,流民聚成队伍;队伍越打越大,朝廷要剿的兵就越多,剿兵又要加饷,加饷又逼出更多流民。

一圈一圈转下来,火塘越烧越旺。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的队伍打进河南。

李信、牛金星、宋献策这批人先后入伙,替他出谋划策,喊出"均田免赋""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

这话对被三饷压了十几年的中原百姓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闯王来了不交粮,朝廷的租税徭役一笔勾销。

饥民成群结队投到闯营旗下,队伍滚雪球一样膨胀开来。

崇祯十四年洛阳陷落,福王朱常洵的家底被抄出来赈济饥民,闯王的名声在河南、湖北一路传开。

等到崇祯十七年大顺军东征,一路上的场面更能说明民心所向。

三月十一日大军开进宣府,城中"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大同、阳和、真定一路,守军开城的开城,投降的投降,老百姓在门口摆上香案贴上"顺民"字条。

这里头自有兵威压境、不得已而从顺的成分,可换一个王朝鼎盛的年月,攻城略地哪有这般顺手。

城还没破,城里的人已经不替旧朝守城了。

一个朝廷,当它治下最穷苦的百姓把活路全押到造反者身上,把迎降当成解脱,底层社会对这个王朝的认同,早已被一年年的饥荒和追比磨得所剩无几。

城池再厚,兵马再多,架在这种人心之上,不过是沙堆上的楼阁。

而当崇祯十七年三月那个天色未明的清晨,紫禁城里的钟声一声接一声撞过空荡荡的廊庑,站在万岁山脚下的人们还不知道,这座王朝真正守不住的,早已不是城外那几道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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