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完成第九轮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本轮使用彩色选票区分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票源,最终传出一个让人意外的结果:全部8名候选人都至少收到来自常任理事国的劝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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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只是意向摸底,不等于正式表决,但距离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31日任期结束已经时间不多。外界担心,如果一直选不定,联合国可能在新旧交接节点出现短暂的权力空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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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看似人气很高,为什么总是跨不过五常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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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候选人里面,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现任联合国贸发会议负责人格林斯潘,一直是呼声最高的人选。此前八轮投票,她有七轮排在第一,不少人看好她借着秘书长人选地区轮换的惯例,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秘书长。第九轮她依旧拿到 10 张鼓励票,是唯一跨过 9 票基础门槛的候选人,但2张来自常任理事国的劝阻票,直接把她拦在正式推荐流程之外。
其他竞争者同样没有赢的希望。圭亚那前外长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也拿到2张五常劝阻票;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阿联酋特使努赛贝赫等人,收到的五常劝阻票更多。
投票全程闭门、结果没有官方公示,外界只能依靠外交消息渠道拼凑信息,也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些常任理事国投下劝阻票。很多候选人本身履历亮眼,有长期多边外交经验,有的深耕全球经济治理,有的长期参与联合国改革,但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愿意放行,再高的民间与普通成员国支持度都很难转化成胜势。
很多人容易把这场遴选理解成一场人气比赛,看谁获得更多国家喜欢。实际上这套规则设计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个大国之间都能接受的协调者。意向投票不是最终决定,但每一张来自五常的劝阻票,都是一道实实在在的门槛。热门候选人可以拿到广泛支持,却很难同时满足不同大国的底线期待,这也是这一轮又一轮摸底反复卡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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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一再“难产”,时间上已经等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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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遴选流程从去年11月就已经启动,首轮意向投票在今年7月底举行,到11月20日已经走到第九轮。按照正常节奏,安理会需要在12月拿出一份唯一推荐人选,再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从明年1月1日接任。显然,时间确实很紧迫。
意向投票设置“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三类选项,用彩色选票区分五常与非常任票源,本身就是一套渐进式筛选机制。它不是一次定结果,而是多轮摸底,逐步筛掉争议过高、难以让五常统一意见的候选人。
拉长的遴选周期,本身也折射出当下多边外交的节奏变化。过去不少时候,大国之间提前沟通好大致人选,后面几轮投票更多只是走流程;而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提前拿到“通行证”。时间越往后推,各方的博弈压力就越大,要么继续多轮投票慢慢磨合,要么不得不重新考虑还没有进入视野的备选人物,甚至要做好最后一刻才能敲定人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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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周期不断拉长,也侧面体现出当下大国关系的微妙状态。以往顺畅的人事落地流程变得迟缓,并非缺少合适人选,而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分歧、战略考量难以快速调和。这种僵持并不代表多边合作彻底停滞,但足以说明,如今全球事务繁杂,矛盾多发,大国之间想要轻易达成统一共识,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如果熟悉安理会闭门博弈的潜规则,就会看懂这第9轮“8人全军覆没”背后的信号:这根本不是五常在犹豫不决,而是一场极具默契的“集体清盘”。当所有在台面上奔走了一年、履历亮眼的热门人选全部吃到红牌时,意味着现有的候选人名单实际上已经被宣判了“政治死刑”。五常把牌桌强行掀翻,往往只有两个目的:要么是在倒计时的极限施压下,逼迫各方退让,为某个尚未露面、但早已在私下达成妥协的“空降黑马”腾出跑道;要么就是把秘书长人选直接当成筹码,捆绑进其他更核心的地缘交易里,甚至不惜制造短暂的权力空窗来测试对手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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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陷入僵局,实则是大国立场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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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国际媒体在报道时,都点出这一轮投票背后藏着大国立场的分歧。比如格罗西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因为扎波罗热核电站等一系列议题,早就和俄罗斯方面存在明显摩擦;格林斯潘虽然在全球经济合作领域积累不少成果,但总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不同候选人的政策倾向、过往履历、和各大国之间的互动历史,都会变成五常反复权衡的依据。
这种博弈不是单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关乎未来五年联合国的方向。秘书长不只是一个仪式性岗位,他掌握着联合国系统大量资源分配、议题排序、危机处置的空间。如果人选偏向某一方的诉求,就可能改变一些国际议题推进的节奏。所以每个常任理事国都不会轻易放行一个明显不符合自身核心关切的候选人。
外界原本期待,地区轮换加上女性候选人的呼声,能够形成一股推力,推动遴选快速落地。现在看来,地区惯例和民意期待,都压不过大国之间现实的利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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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便很多候选人都拥有不错的个人能力,依然很难突围。能力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能不能在大国博弈的夹缝里面保持足够的平衡空间,才是决定能不能走到最后的关键。
当主要大国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共同接受的人选,遴选就自然从“选最好的候选人”,变成一场耐心消耗的外交谈判。更确切地说,选联合国秘书长,常常不是“选最好的”,而是选“最合适的”。这里的“最合适”,往往与候选人个人能力、政治资历关系不大,关键是要五常都不反对。
说到底,联合国秘书长从来不是能力越强越容易当选,无争议、能兼容各方利益,才是最终的入选标准。个人资历、专业能力只是加分项,能否契合五常的整体战略平衡,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也让联合国人事遴选,基本褪去了“择优上岗”的属性,变成大国战略平衡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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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频频卡壳,暴露联合国机制的深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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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难产的选举,刚好落在联合国改革呼声持续走高的时候。
二战之后建立的这套安理会与秘书长遴选机制,运行至今已经超过80年,全球力量对比早已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不断要求更大的代表性。古特雷斯在任内多次提醒,安理会常常因为大国博弈在重大冲突面前陷入瘫痪,同时联合国还长期面临经费紧张等现实难题。中方在讨论安理会改革时也明确提出,改革应当改变发达国家代表性过剩的局面,让这个机制更有效应对当下层出不穷的全球危机。
秘书长遴选的规则本身,就是这套改革机制的一部分。它依靠大国共识来锁定最终人选,初衷是避免联合国被单一力量绑架,保证它能够继续承担协调全球冲突的功能;但当大国分歧扩大的时候,这套依靠共识的机制,就很容易陷入停滞。连续多轮投票都没有结果,等于把这个矛盾直接摆在了台前:如果大国很难做出共同选择,这套以共识为基础的多边体系,到底还能不能正常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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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遴选僵局不等于联合国体系已经失灵。通常来说,外交渠道还有继续斡旋的空间,后面还可能安排更多意向投票,也不排除在最后时刻各方找到一个折中方案。但这件事已经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全球治理早已不是过去那样,少数几个大国坐在一起,就能轻松敲定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人选。无论最后是谁拿到推荐资格,这场漫长的遴选都在提醒全世界,多边体系需要更多改革,才能适配这个越来越多极化的时代。
张屹|国际政治博士、世界经济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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