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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今年68岁,在县一中任教36年语文,在退休之前那段时间里,日子过得十分紧张,“一帮同学聚会喊了多少回”,他都没有出现过。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有空闲的时间,也没有闲心。他认为一伙老头老太太聚在一起,只比退休金、比孩子出息有意思罢了。今年春分的时候班长赵国栋打了一个电话说:“五月二号毕业四十八周年,能来的都来,你不去不行。”陈建国没有再推辞,换了件干净的衬衫,骑着电动车到了县城东边的农家乐。
院子里有葡萄架搭着的三张圆桌,坐的人很少,凳子也空着很多。赵国栋在门口握着福贵的手说:“福贵,咱班就差你了。”进屋细数之后发现三桌加起来不到三十人。陈建国问赵国栋全班四十六口为什么就来了这些人?赵国栋点上烟,声音压得很低:“走了八个,瘫了仨,还有俩在养老院,出不来。”
话没说完陈建国手里的茶杯差点要掉下来。赵国栋指着隔壁桌一个剃光头的人,那是李振邦,当年的数学课代表。以前160多斤的壮汉,现在瘦得只剩骨头了,站起来握手时手抖得厉害。李振邦说:“福贵啊,听说你当老师了?我退休前在粮所,在帕金森病发作的时候吃饭都要老伴喂着。”他咧嘴笑,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反复念叨:“活着就行,活着就行。”
王凤芝坐在旁边,当年能歌善舞的文娱委员,现在头发白了一半,走路拄着拐棍。膝盖换了两个人工的,花了十几万,儿女各掏一半,她自掏五千。她说:“福贵你这命值不值十几万?”陈建国说:“活着就挺好。”她叹了一口气,“腿不行了,在哪里都去不了,天天在家看电视,看了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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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是刘志强,当年班里最皮的一个,在打架、翻墙的事情上没有少受批评。现在人模狗样了,穿着Polo衫戴金丝眼镜,自称是镇上的退休副镇长。他笑着提起旧事:“那时候我老抄你作业,你告老师,我站了一节课。”陈建国说:“记得,你还瞪我。”刘志强举杯,“走一个,那会儿不懂事。”喝完后他眼神沉下去,“福贵,那走掉的八个,我送走了五个。每次送的时候心里都很难过。见面一面少一面了。”
话被堵在陈建国心里。饭后大伙在葡萄架下照相,前排坐着腿脚不好的人,后排站着的人也都拄拐或者靠着墙。陈建国回家后放大照片,一张一张数,能认出当年样子的不到一半。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就翻出七六年的毕业照。四十六个人挤在操场上,衣服破破烂烂,但是眼睛却是亮得惊人的。李卫东坐在他前面,老是借橡皮不还;马晓东跑得快,在校运会上拿了名次;李振邦胖乎乎的,一笑两个酒窝;刘志强站最后一排,歪着帽子。看着看着,眼睛花了,用袖子擦了擦,又接着看。
回忆起七六年毕业那天,在教室里哭作一团的全班同学,“约定每年聚一回,谁不来谁是孙子”。头几年真聚了,后来一年比一年人少,再后来就没人张罗了。今年赵国栋张罗了这回,下回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陈建国也想起了自己教过的学生当中有一个高二男生在打篮球时猝死的事,他当着全班哭了一场,这是他教学生涯中唯一一次在学生面前掉泪。后来那届毕业二十年聚会,四十二人来了三十九个,那三个没来的,一个在国外,一个在深圳,一个车祸没了。学生们硬让他坐主位,他看着底下那些四十来岁的脸,在他们的十六七岁时的模样里又感到高兴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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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问他为什么难受,他说不知道。心里盘算着账:两个人,一个六十八一个六十六,按平均寿命还能活十来岁,但照这班同学的走法,这十来年里还得走几个。他琢磨明白了一件事,想通了,决定不折腾了。第二天早上他给赵国栋打电话说:“明年再聚一回,别等五十周年了。”能来的都来,来不了的上门看去,别等人没了再张罗。”赵国栋同意了,并且把腿脚不好的人接过来一起照看,养老院的两个也一同去看。
挂了电话之后陈建国洗完碗以后骑着电动车去闺女家看外孙女。路上碰到老同事,问他精神怎么样。他说“多活一天赚一天,多看一眼赚一眼。”他想起自己当年的学生,现在正在挣钱养家,觉得日子长着呢。他真想告诉他们,别觉着日子长,日子不长。这话没有地方可以说出去的,人家也不一定听你劝说的,他就跟赵国栋说了,在下次聚会时请所有的能来的都来参加。
今早他看了下手机里的毕业照,四十六张年轻的脸底下写着一行字:县一中七六届高二班全体师生合影,一九七六年七月。他用手指头把手机里的照片逐个点一遍,把手机放在兜里,推开门出去晒太阳。院子里石榴花开得正红,媳妇在厨房喊吃饭,他应了一声,心想日子就这么过吧,能过一天是一天,能见一面是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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