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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6年1月16日,菲律宾向中国普通护照开放14天免签;11月16日,第2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马尼拉落幕。
南海的浪还没平息,马尼拉王彬街的红灯笼照旧挂着。
同样是南洋华人,为何偏偏在这里,一直没有遭受排华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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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堂的门,比账房的门早开
马尼拉岷伦洛的清晨,王彬街的骑楼还亮着灯,中式糕饼铺的蒸笼先冒起白汽,几步之外的教堂里,早弥撒的钟声也跟着响。
十字架与红灯笼挤在同一条街上,已共存四百多年。
这条街建于1594年,西班牙人把改信天主教的华人,连同他们的土著妻子和混血儿女,一并安置在城墙外的这片滩地上。
被安置的人里,有的进了教堂,有的仍守着祖籍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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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也确实遭受过屠杀。
1603年,马尼拉两万三千多名华人遇难;1639年,又有两万四千人;1662年,约两万人。
三次都发生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起因多是猜忌——明朝官员来吕宋查看金矿的传言、郑成功要打马尼拉的传闻,都能让殖民当局一夜之间翻脸。
当时华人被要求住在城外的“八连”,人数被控制在大约几千人,出海要许可证,留宿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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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屠杀之后,殖民者做了什么。
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把华人抬成包税人,让华人代替殖民者向土著收税,族群仇恨就此形成;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做的是另一件事——按信仰分流。
改宗与未改宗的华人被分开安置,改宗的那一支被允许和本地人通婚、住进城里、走进教堂。
闽南来的男人娶了本地女子,生下的孩子被称为麦士蒂索,几代之后,姓氏改了,语言换了,面貌也不易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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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迫的也不只是华人。
同一时期,菲律宾土著在交人头税、服徭役、被强征去修船坞。
屠杀发生时,他们自身也处在压迫之下,没有余力把华人记成仇人。
仇恨的形成需要具体的现实基础,而当时西班牙殖民者掌握着实际权力、也主导着这种敌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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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美国接手后,局面又发生了变化。
华人继续开杂货铺、办碾米厂,1899年第一所华侨学校在马尼拉开办。
1941年日军南下,许多华人青年进山加入游击队,和菲律宾人一起打同一场仗,牺牲在同一条山路上。
战后立碑时,两边的名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
这段历史留下的不是恩情账,而是三样特别具体的东西:一座可以走进去的教堂,一批通婚生下的后代,一段共同流血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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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发护照,再谈家产
1946年独立之后,华人身份问题首先体现在法律和证件上。
1935年宪法沿用父系血统原则,父亲是中国人,子女就是中国人,而在菲律宾出生又被视为本地人。
身份悬而未决,从1946年到1975年,华人要拿菲律宾国籍,只能靠国会逐个通过个案法案批准,费用高、门槛高,二十多年里归化成功的不足五万人。
多数人拿着“外侨”证件,在别人的国家里做着本地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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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零售贸易国有化法》把零售业留给了本国公民,外侨被排挤出这个行业。
华人商人被迫转向批发、制造、进口,反而把生意做大了。
同一年,菲华商联总会成立,此后汇集一百七十个会员组织,从税务、劳工到教育,为整个族群争取权益、应对问题。
被关上一扇门,就去开另一扇,这条路走得很辛苦,也走得很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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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命运的是1975年。
这一年的6月9日,中菲建交;4月11日,马科斯签下第270号总统令,设立特别归化委员会;12月3日,第836号总统令一次性成批批准入籍。
此后十年,约二十万华侨拿到了菲律宾护照。
护照不是奖励,更像一笔交换:菲律宾得到稳定,华人得到身份,北京得到一个没有双重国籍争议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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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还有另一面,容易被忽略。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政府对全国侨校实施“菲化”,华校必须开足国民课程,每天的中文课被压缩到最多两小时,教材也换成本土编写。
曾经办起的三百多所华校,到2026年已减少到136所。
这说明,“没有排华”并不等于“没有限制”,文化同化的政策一直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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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安排也是一个观察华人地位的窗口。
2004年,阿罗约把春节定为特别工作假日,象征意味更重,当天照常上班;2011年11月24日,阿基诺签署第295号公告,2012年的春节第一次成为非工作公共假日,全国放假一天,公告里写的是与“华裔菲律宾兄弟”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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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也进入了政治领域。
科拉松·阿基诺出身许寰哥家族,祖籍福建鸿渐村,1986年上台;她的儿子在2010年当选总统。
SM集团的施至成,从马尼拉一家鞋店起步,做成遍布全国的商场。
财富没有变成仇恨,靠的不只是慈善捐款,还有最日常的一层:商场里的收银员、仓库工、保安、司机都是本地人,华校、义诊、防火会年复一年开在街坊门口。
老板与邻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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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气最后落在了谁身上
2012年黄岩岛对峙之后,中菲在海上就没有真正平静过。
阿基诺三世向美国靠拢,杜特尔特放软姿态,小马科斯再转回去。
2026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马尼拉出席第2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会上谈的是合作、机制与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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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往来已经在恢复。
2026年1月16日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以旅游、商务为目的可免签入境菲律宾,停留不超过14天,只能从马尼拉和宿务两个机场入境,不可延期,暂定实施一年。
入境政策放宽了一些,说明两国日常往来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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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火气确实有,方向却不一样。
2019年前后,离岸博彩业涌进大批中国籍从业者,房租被抬高,治安案件逐渐增多,“中国人”这三个字在社交媒体上被反复提及。
2024年7月22日,马科斯在国情咨文里宣布取缔;11月5日签下第74号行政令,要求年底前吊销全部牌照;2025年,国会通过立法彻底禁止。
财政部算过一笔账,这个行业每年的净社会成本接近995亿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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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禁止和打击的是博彩公司,并非华人社区。
土生华裔称自己为Tsinoy,护照是菲律宾的,立场跟着马尼拉走,家里挂着十字架,孩子在华校和公立学校之间来回上课。
博彩争议最凶的时候,菲华社团公开划清界限,指出老华人与新来的从业者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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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并没有消失。
海上一次擦碰、社交媒体上一段剪过的视频、选举季里一句随口的激烈言辞,都可能把国家之间的争执,演变成社区之间的嫌恶。
菲律宾并非天生免疫,只是暂时还没有被推到那个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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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阻止排华发生的是社会结构。
华人已经进入了投票箱,进入了教堂,进入了军营、法庭和电视台,动他们等于动自己的选民、教友和战友。
身份一旦写入制度,就不再是容易被抹掉的东西。
这也提醒人们,族群共处从来不是靠善意维持,而要靠一项项具体的制度安排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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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笼还挂在王彬街,教堂的钟声照旧在清晨响起。
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始终存在,本地华人却照常生活。
所谓例外,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代代人把门推开了一点点:改宗、通婚、入籍、上学、投票、雇工。
南海的风浪再大,也不该吹灭街口那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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