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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人民论坛网-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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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兴则国家兴,乡村美则中国美,县域强则根基稳。在县域现代化大框架下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遵循,也是对未来发展路径的主动选择。日前,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雷明在《学术前沿》刊文指出,县域现代化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需准确把握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尊重县域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又需要实践中的耐心和制度上的定力,让城乡要素流动的渠道真正畅通起来。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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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现代化是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支点
县域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县域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九成,县域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即使在大规模城镇化的今天,仍有相当比例的常住人口生活在县域范围内。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粮食生产、农产品供给、生态屏障等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功能,主要由县域承载。可以说,县域稳则大局稳,县域活则全盘活。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县域发挥的作用一直在变化。计划经济年代,县域是农业剩余的输出地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来源;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在县域异军突起,造就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化奇观;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沿海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县域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不少县域一度沦为“空心化”的留守空间;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产业转移的推进和数字技术的普及,县域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一批人口回流、产业集聚、功能完备的“新县城”开始涌现。县域发展的起落,本质上是城乡关系演进的缩影。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枢纽的机理分析。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城乡同质化,也不是乡村对城市的单向依附,而是城乡之间在要素、产业、公共服务、治理等层面形成双向流动、平等交换、功能互补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离不开一个承上启下、联通城乡的枢纽,而县域恰好具备这一功能。
县域现代化的内涵界定。县域现代化不是城市现代化向县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乡村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县域范围内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跃迁。就其内涵而言,至少包括产业现代化、人口现代化、空间现代化、治理现代化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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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现代化下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
县域尺度上的要素流动与价值实现。县域范围内,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内在机理可以概括为“要素下乡、价值上行、服务均衡”的循环。要素下乡,指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现代要素向乡村流动,激活乡村沉睡资源;价值上行,指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农产品价值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品牌建设实现增值,让农民分享增值收益;服务均衡,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在县域内城乡统筹配置,缩小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差距。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县域层面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基础动力机制。
产业振兴与县域产业体系的构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县域则是产业振兴的承载平台。构建县域产业体系,需处理好三对关系。其一,特色化与规模化的关系。发展县域富民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抓手。县域产业最忌贪大求全、盲目跟风。每个县域都有自己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产业传统,产业选择必须立足比较优势,走“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差异化道路。特色化不等于“小散弱”,特色产品要形成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组织化经营上达到一定的规模门槛。这就需要在保持特色的同时推动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组织形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产业链。湖北潜江的小龙虾产业、陕西眉县的猕猴桃产业、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无一不是从“小而特”起步、向“特而精”发展壮大的例证。
其二,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分工专业化的关系。乡村产业振兴的普遍共识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增值收益。融合的前提是各环节具备基本的专业化水平——种植环节的规范化、加工环节的标准化、流通环节的冷链化、营销环节的品牌化,任一环节的缺位,融合都无从谈起。县域产业体系的建设,应在专业化基础上推进融合化,以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发展,以市场化机制连接城乡产销。
其三,产业升级与就业吸纳的关系。县域产业往往面临两难选择,产业升级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用工需求下降,而县域又承担着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功能。解决这一矛盾,不能靠压减产能、限制升级,而要靠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在引进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保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电商物流等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可以说,县域就业的弹性与韧性,是城乡融合进程的“减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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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26年9月11日拍摄的闽宁镇原隆村。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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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现代化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空间重构,构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空间格局是城乡融合的骨架,应按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的层级体系,重构县域城乡空间。其一,做强县城,提升县城的综合承载力;其二,做活中心镇,打造城乡融合发展节点;其三,做美村庄,分类推进乡村建设。
产业筑基,培育县域富民产业体系。产业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根基,培育县域富民产业,应当把握以下着力点。其一,夯实农业基本盘,推动农业现代化;其二,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业增值收益;其三,培育新业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其四,健全利益联结,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
要素激活,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堵点。要素双向流动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心环节,其一,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盘活乡村资源;其二,健全乡村人才振兴机制,引导人才双向流动;其三,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资金下乡;其四,畅通技术扩散渠道,推动科技成果入乡转化。
服务均衡,推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直观衡量标尺,也是农民获得感的直接来源。推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其一,推动教育资源县域统筹;其二,深化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其三,完善农村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其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
治理赋能,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治理现代化是县域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应重点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增强县级统筹能力;其二,激活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其三,推动数字技术与治理深度融合;其四,守住乡村文化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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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现代化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
规划引领,以空间秩序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是发展的蓝图,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第一道制度关口。长期以来,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各成体系,城市规划较为注重集约高效,村庄规划的基础则相对薄弱、体系尚待完善,城乡在用地布局、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建立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就是要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把城乡放进同一张图上统筹谋划,实现“多规合一”、一体推进。
规划引领首先要解决的是理念问题。县域规划不能局限于县城层面,简单配套村庄点位布局,而应真正确立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把乡村作为县域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引领还要解决执行力的问题。现实中,一些地方换一任领导改一次规划,严重削弱了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应健全规划的法定程序,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约束力,修改必须履行法定程序并充分论证。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评估机制,将规划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县域发展考核,让规划真正成为“硬约束”。同时,规划编制过程应充分听取基层和农民的意见,把农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规划的指标项目,让规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财政保障,推动县级政府责权与财力相协调。其一,加大财政投入的总体强度;其二,优化转移支付的结构和功能;其三,拓展乡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其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
改革协同,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制度建设上,增强改革协同,国家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围绕城乡融合发展制定系统的改革规划,明确各项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序,理清改革之间的逻辑关系,先行突破前提性、基础性改革,协同推进派生性改革,试点先行、渐进推开风险较大的改革。
其次,县域层面应当好改革的“转换器”和“试验田”。县域政府要善于把上位改革原则转化为具体实施方案,把单项改革政策集成为系统改革组合。国家批准设立的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应当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研究、及时反馈,为完善顶层设计提供实践依据。
再者,推动改革成果的法治化。改革探索难免有不确定性,成熟的做法应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用法治的方式巩固改革成果、稳定社会预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已颁布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相关立法也应跟进,让各项改革于法有据、依法推进。法治的保障作用不仅在于确认成果,更在于规范行为——规范政府的行政权力,保护农民和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防止改革过程中出现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
社会参与,构建多方共建共享的格局。关于谁来参与。一是农民,农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主体力量,不能当旁观者、局外人。二是经营主体,包括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下乡兴业的工商企业、发展产业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他们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生力军。三是社会力量,包括驻村帮扶的单位和个人、投身乡村建设的规划设计团队、开展志愿服务的公益组织、捐资捐物的爱心人士。
关于如何参与。农民参与,制度化的渠道是自治。要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农民对村里的事有实实在在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村庄规划怎么编、产业项目怎么选、集体收益怎么分,都要交给村民讨论决定,杜绝基层工作中由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经营主体参与,靠的是利益机制和信用环境。政府应提供明晰的产权保护、透明的政策预期、高效的政务服务,让资本下乡有稳定的回报预期;同时要划定行为边界,明确工商资本下乡的负面清单,防止“跑马圈地”、侵害农民权益。社会力量参与,需要平台载体和激励政策。可建立乡村全面振兴公益项目库和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对参与乡村建设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税收优惠、信用激励等政策鼓励。
关于如何保障参与的可持续性。社会参与不能靠运动式动员,也不能仅靠情怀支撑,必须靠制度维系。要着力让参与乡村建设成为一件有回报、有荣誉、有前景的事业,对返乡创业者,在用地、融资、培训等方面提供实打实的支持;对下乡服务的人才,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待遇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对捐资助力的企业和社会人士,给予应有的社会荣誉和认可。同时,培育乡村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发展合作社、村民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让乡村的内生力量在参与中生长、在生长中受益。
原文有删减,选自 《学术前沿》2026年第19期
标题 | 县域现代化下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作者 | 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雷明
新媒体编辑 | 翟羽佳 曾子一
原文责编 | 方进一
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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