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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荐读 | 法国外交档案中的日军南京暴行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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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林泓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法国政府秉持相对的中立态度,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相对客观,且能够与英美视角相互印证。法国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主要依托留在南京的美籍人士的目击证词与记者的新闻报道,并与法国外交人员对日军在其他地区的暴力失序行为的观察相互验证,使法国在华使团从一开始便清楚日军南京暴行的残酷程度。1938年2月,法国驻华空军武官受命返回南京查看法国使领馆损毁状况,通过与英、美、德三国驻南京外交代表的交流,对日军在南京所实施的暴行有了更为确切的认知。法外交人员分析日军暴行的主要原因是由日本作战部队内部军纪崩坏,以及日本试图以暴力手段在外交上逼迫中国投降等。然而,尽管法国在南京的机构蒙受损失,出于规避与日本直接冲突的考量,法国外交部最终仍保持审慎中立态度,并未公开谴责日军暴行。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 法国外交档案 南京暴行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行为模式的重要标志,“如果哪个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无忌惮的军事冒险主义十恶不赦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最好的例证”。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至今,从战时日本当局刻意遮掩,到当代日本右翼学者不断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已然成为日本美化侵华历史的惯用路径。有鉴于此,依托第三方的一手档案史料梳理、还原惨案原貌便具备突出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迄今为止,依托英美等第三方史料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学界围绕英、美、德等国对日军暴行的观察与反应,均形成了系统性专题研究。相较之下,有关法国的相关探讨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相较于英、美两国,法国对华经贸联结相对有限;加之其远东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远离中日交战核心区域,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法国长期对中日争端奉行中立政策。正是这一局外中立态度,令法国驻华外交官、武官留下的南京日军暴行相关记述拥有特殊的史料价值,能够和英美各方记录互为印证、补全史实。因此,本文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分馆档案,尝试梳理法国驻华使领馆针对日军南京暴行的情报搜集和报告及原因分析。

一、法国对日本侵华情报搜集与分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国对华情报搜集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为驻华使领馆,一为军事系统的驻华武官。其中,法国驻华使领馆最为重要,驻华陆军代表及空军代表亦依附于使领馆展开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法国公使馆沿袭旧制,设于北平,职责是统辖各地领馆,承办对华外交与商务谈判,处理中法交涉一应事务;同时以合法途径系统收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情报,定期向法国外交部呈报。在各地的领事馆中,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最为重要。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除统筹管理上海法租界各项行政事务外,凭借上海的区位优势,亦成为法国对华情报搜集、汇总与研判的核心枢纽。

1931年,在国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时任驻华公使的韦礼德(Henry Wilden)在南京筹办外交办事处,作为法国公使在南京的履职处所。1936年,中法关系升格后,南京外交办事处随之升级为大使馆。由于南京的法国使领馆设施老旧,新任大使纳吉尔(Paul-Émile Naggiar)到任后常驻上海办公。与此同时,他委任二等秘书拉科斯特(Francis Lacoste)负责北平使馆工作,任命吕西安·科兰(Lucien Colin)为大使代表在南京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侵占上海后,国民政府宣布将首都从南京迁至重庆,包括外交部在内的部分政府机构暂时迁至汉口。法国大使纳吉尔因此下令科兰及全体法国外交人员尽快撤离南京前往汉口。11月23日,科兰和所有法方人员乘坐“沙尔纳上将”号(L'Amiral Charner)炮舰离开南京。11月25日,科兰抵达汉口。随后科兰跟随国民政府外交部内迁至重庆,以大使代表的身份继续履职。

科兰撤离南京时,南京城内已无法国侨民。此后,关于南京前线的战讯均依靠法国大使纳吉尔在上海搜集和汇总,呈报外交部。纳吉尔的职业生涯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驻外生涯就是从1912年派驻上海总领事馆开始的,此后1915—1917年间,他出任上海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在1924—1925年间,任上海总领事。结束在中国的任职后,1927年纳吉尔返回法国,担任法国外交部主管远东事务的亚大司次长。1935年,时任驻华公使的韦礼德突发心脏病逝世,纳吉尔接替其担任驻华公使,随后升任法国大使。

南京沦陷后,上海成为有关日军暴行信息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在此期间,纳吉尔与秘书皮埃尔·吉尔贝(Pierre Gilbert)、罗贝尔·吕克(Robert Luc)、安德烈·内格雷(André Nègre)等昼夜工作,每日处理数百封电报、信件,搜集汇总相关消息。在这些资讯中,纳吉尔尤其关注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暴行。上海《字林西报》于1937年12月25日和1938年1月21日分别刊发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论。纳吉尔将这两篇文章全文发送法国外交部,认为“其内容确凿可信、无可辩驳”,《字林西报》对日军行径的严厉批判,“已充分阐明本使馆对上海-南京地区的看法”。

除了新闻报道以外,法国使领的私人关系也是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北平使馆秘书拉科斯特是法国著名画家夏尔·拉科斯特(Charles Lacoste)之子,在中国的外籍人士社交圈中有着广泛的人脉。他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蒂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的私交获取了关于南京陷落内幕的第一手资料。

法国驻华武官也从军事角度提供了对南京大屠杀的观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法国驻华武官定期针对中日作战形势撰述报告。其中,陆军武官萨巴捷(Sabattier)中校常驻北平使馆,主要观察华北地区的军事动向。空军武官蒂博·德·拉费尔泰‑塞尼克泰尔上尉(Thibaut de la Ferté Sénectère)主要驻地为上海,观察华东及华中方向的战情演变。萨巴捷中校和塞尼克泰尔上尉一个月撰述2—3份战情分析,在发给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同时,抄送外交部。驻华武官的战情分析主要从中日双方陆空军事行动入手,分析投入战斗的武器性能和战术效能。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法国驻华陆、空军武官对中日战事的观察,并非单纯研判远东局势,而是带有明确的战略借鉴目的:通过实地汲取中国战场的实战经验,类比预判未来欧洲战争的潜在形态,进而推演可行的应对之策。1937年11月23日,法国外交部即指示在华武官着意收集下列情报:“1.交战各方使用的航空部队轻重型装备情况;2.使用的炸弹类型;3.爆炸、火灾与毒气防护措施;4.伤员救护工作;5.民众的疏散与远离战区措施”。

在持续观察侵华日军战地行动的过程里,法国驻华武官对前线士兵肆意妄为的失序行径印象颇深。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曾告诉法国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严重,陆海军之间矛盾重重,青年军官与老派军官也存在严重分歧。基层士兵普遍滋生掳掠的恶习,有些作战部队甚至公然抗拒军令,拒绝从富庶的华中地区调防至环境贫瘠的华北前线,不愿放弃华中优渥的物质条件。在此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亦对从中国战场归来的所谓“胜利之师”感到担忧,认为这些作战部队深受劫掠、暴力、奢靡之风浸染,于战时养成的恶劣习气,使其难以回归本土简朴的日常秩序之中。此点亦得到法国驻日大使阿尔塞纳·亨利(Arsène Henry)的印证:“温和派担忧接连获胜的军方会发动政变,重演二二六事变。这种恐惧如此强烈,部分有影响力的金融界人士甚至希望战事延长,以暂时阻止‘胜利之师’回国,并最终消耗其力量、挫败其傲气。”

综上所述,南京沦陷期间,法国在华外交使领官员,诸如纳吉尔、科兰、拉科斯特及驻华武官萨巴捷和塞尼克泰尔等人利用地缘、职位、私人交谊等便利条件,积极搜集日军侵华战争情报,并利用邮件、电报等通信手段相互联络,实现信息情报共享。在情报搜集层面,法国驻华外交官与武官既密切追踪公开新闻报道,亦审慎搜集各类内幕情报,通过多方信源交叉比对、核实与研判。

二、南京沦陷前后法国外交官对日军暴行的报告

在法国外交人员撤出南京之前,作为大使代表的科兰是法国驻华大使纳吉尔了解南京形势的重要信息来源。1937年8月15日,日军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高频次的轰炸。由于法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紧邻国民政府和军政部,科兰偕同领事米歇尔·布洛(Michel Blot)及全体法方工作人员转移到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沙尔纳上将”号炮舰上避险。9月25日,日机对南京发动了自空袭发生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出动飞机94架次,投弹200枚以上,并用机枪进行扫射。在法国领事馆附近亦落下四枚炸弹,炸出直径十米的弹坑。日机轰炸下关江边电厂时,距法国军舰锚地仅1150米。科兰由此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目睹了一场永生难忘的空袭场面,大约二十架日本海军的双翼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俯冲下来。它们紧跟着领机,在距离目标500米前投下了炸弹。随后,这些战机引擎全开,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擦着我们的头顶低空掠过,斜向朝电厂猛冲过去。前面的几架飞机在屋顶投下数枚重磅炸弹,瞬间引发了爆炸,屋顶当场被炸塌;紧接着跟进的飞机则向厂房内部倾泻了大量小型炸弹。有一架飞机在俯冲时空中起火,没能再升起来,像一团火球一样径直坠入了江水之中。在那两分钟里,我们完全置身于激战之中,榴霰弹就在我们周围炸开。这次行动非常成功,因为哪怕过了一个月,那家工厂至今仍未恢复运转。

轰炸使南京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城内的外籍人士“整日谈论即将来临的战争,以及中国的溃败”。源源不断的伤兵涌入南京火车站:“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满身泥血,因为缺乏伤患转运车辆,只能成群结队地徒步寻找医院。”虽然南京已成日军的军事目标,但科兰仍未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认为中国已深陷绝境,“中国政府虽满怀统一、复兴之希冀,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粗粝且壮阔的古老中国始终未曾改变,而正是这样的中国,永远不会被日本人所驯服。”

1937 年 11 月日军攻占上海后,随即挥师向西挺进,意图形成合围态势直取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希望就地歼灭中国守军。从11月下旬开始,法国驻华大使纳吉尔和使馆武官就极其关注日军在沪宁战线上的动向,评估中国守军的抵抗意志。12月1日,纳吉尔获悉,日军正在推进芜湖方向的包抄行动,预计数日内可攻占南京。届时,“中国军队的残部将被驱赶到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地区,陷入绝境”。

中日军队之间悬殊的实力,使纳吉尔认为中国守军根本不具抵抗能力。纳吉尔认为中国守军的武器装备远逊于日军,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法国大使馆的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结合中日双方在淞沪作战中显示的战力,指出,“中国士兵并不缺乏勇气……但军事训练严重不足”。他认为,上海的作战已使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消耗殆尽,在日军压倒性的装备优势面前,中国接下来只能进行“极为微弱的抵抗”。来自日本方面的情报,更使法国确信日本将在圣诞节前攻占南京。塞尼克泰尔曾就此询问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原田答复:“到圣诞节,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伴随着日本的军事推进,日军针对非战斗人员的“恐怖主义”政策引发法方的严正关切。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东、南、西各城门,封锁全城,对城内居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南京沦陷后,由于城内既无法方外交人员,也无法国侨民,所以法国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依赖于美国渠道的报道。12月25日,《字林西报》率先刊登了题为《首都被攻陷后的奸淫、掳掠》的报道。该报道在正式发表前,已被美国记者哈立德·阿本德(‌Hallett Edward Abend)大量引用,并以《恐怖笼罩南京》为题刊载在《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和《字林西报》的报道使法国驻华大使纳吉尔格外关注日军在南京实施的暴行。纳吉尔特别针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撰写简报致送法国外交部,随函附上了《字林西报》25日报道全文的剪报。在这份报告中,他对日军在南京的行为作出评价:“即便以往在证实这类针对胜利方士兵的指控需保持谨慎,但毋庸置疑的是,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已丧失其在日俄战争中凭借纪律与人道主义精神赢得的崇高声誉。”纳吉尔结合美国“帕奈”号和英国“瓢虫”号遇袭事件指出,“即便非战斗人员与中立国人员,也未能在战斗中免受暴力侵害,而日军发言人试图以‘日本人骨子里燃烧的战斗热情’来解释这一切,由此不难想象中国平民的处境”。他指出,报道中所载日军对平民所实施的暴力行为触目惊心:“平民遭受的并非战火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所有证词一致表明,日军在战后对非战斗人员实施系统性屠杀,并纵火焚毁民房与工厂。”纳吉尔结合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认为《字林西报》的报道并非无的放矢:“我们在上海地区已目睹此类暴行:至今仍有日军士兵向路过的无辜中国农民随意开枪。”他还引用一位神父的口头报告进行佐证:“日军所到之处强征健康农民从事各类劳作与运输。这些年轻人往往在任务完成后被刀刺或枪杀。”在简报的最后,纳吉尔总结道:“亚洲,历来被视为屠杀与劫掠的温床。然而日本却打着‘更高等的人道主义原则’旗号,声称要将亚洲提升至更高的文明水平。但如今,它的军队给中国带来了野蛮血腥的恐怖入侵,这已成为其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日军攻占南京后,对南京城实施了严密的封锁与管控,切断了邮政和电报等常规通信渠道,致使南京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在此情况下,滞留城内的外国人士,成为外界获取南京真实情况的唯一信源。1938年1月,北平的法国大使馆秘书拉科斯特收到《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蒂尔关于南京沦陷的报道。美国记者斯蒂尔是5名亲历了南京沦陷时刻的外国记者之一,目睹了日军攻占南京后所实施的暴行。他所撰述的5篇报道,在1937年12月15日至1938年2月4日间陆续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上刊登。由于斯蒂尔与拉科斯特颇有私交,在将这些报道传回美国的同时,斯蒂尔也将他所撰写的全部见闻转发给北平的法国大使馆,随函还附上了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贝茨教授(Miner Searle Bates)的一份报告。

斯蒂尔的报道和贝茨的报告成为法国了解南京大屠杀内情的第一手资料。斯蒂尔发给拉科斯特的报道详述了他所目睹的日军的抢劫与屠杀场景。斯蒂尔记述了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开展无差别屠戮:“日军一心只想屠杀。他们不杀尽每一个能抓到的士兵或军官绝不会善罢甘休。投降的人也得不到任何怜悯,和其他人一起被押往刑场。没有军事法庭,没有任何审判。不出所料,在这场恐怖统治中,数百名无辜平民也遭到逮捕和屠杀。”斯蒂尔将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处刑的场景比作美国西部围猎长耳兔的狩猎行动,“南京的景象与此如出一辙,只是受害者换成了人。被困的人们像兔子一样无助,毫无反抗能力,大多数人早已扔掉了武器”。他认为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是以战争之名实施谋杀。

贝茨教授的报告中也记述了相似的场景:“任何因恐惧或紧张而奔跑的人,以及黄昏后在街上或小巷里被巡逻队发现的人,都可能被当场杀害。这些暴行几乎找不到任何借口,安全区内外都在发生。”日军还在南京城内进行大规模劫掠,从平民私产到使领馆保护下的机构设施均未能幸免:“士兵们的抢劫行为尤其可耻:难民营里的难民在大规模搜查中被抢走仅有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大学医院(鼓楼医院)的工作人员被搜走身上的现金和手表,护士宿舍的财物也被洗劫。这些是美国的房产,和其他被抢的建筑一样,都悬挂着外国国旗,并贴有各国使馆的官方公告。”对此,贝茨指出日军对南京所实施的屠杀劫掠,已使日军在军事上的胜利转变为一场可悲的失败。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的南京,彻底戳穿了日本所谓“文明之师”的伪善说辞,尽显其侵略本质。最后,贝茨提出日本国内当局需要承担起责任,采取措施纠正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

拉科斯特高度重视这两份材料,立即将其通报给大使纳吉尔。他认为,斯蒂尔的叙述足够冷静客观,与其他来源的新闻报道交叉比对,足证“对日军纪律涣散与残暴行为的指控完全属实”。他结合日常收到的来自中国内陆传教士的报告指出,日军劫掠与屠杀的暴行仍在河北、山西的农村地区小规模持续发生。这让他相信斯蒂尔与贝茨的证词所言非虚。

1938年1月6日,美国外交官返回南京城后,更多关于南京沦陷的内情被披露。2月2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博岱(Jacques Baudez)收到了贝茨在12月16日—27日间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抗议日军暴行的八封信函和一封贝茨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贝茨揭露了日军暴行的更多细节。

日军自13日入城以来,不顾美方人员的劝诫,多次闯入金陵大学校园,抢劫难民,侵犯妇女。南京沦陷后的一周之内,就有超过17000名难民涌入金陵大学寻求庇护,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日军反复撕毁大学建筑上的使馆公告,翻越围墙,只为洗劫钱财,强奸妇女。仅12月15日一天,日军就擅闯金陵大学收容难民的图书馆和农经系院落,强暴了超过30名妇女。但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暴行仅是冰山一角,同日,贝茨还收到发生在安全区内其他地方上百起类似事件的报告。17日,日军持续在大学蚕桑馆、农具店以及美方教员住宅内对妇女实施暴行,甚至有士兵再度闯入农经系院落,恰好遇到前来查看情况的贝茨,这些士兵直接用枪对他实施恫吓。截至1938年1月,贝茨统计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大约发生了300起强奸案,而南京市范围内大约发生了 8000—20000起相似事件。

即便贝茨多次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严正抗议,日军仍无视警告,反复劫掠难民。日本士兵不分昼夜地翻墙闯入金陵大学,持枪威逼难民,索要钱财、手表和妇女,殴伤或掳走难民及校方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深陷于恐惧之中,夜不能寐。即便是外国使馆亦未能幸免。贝茨记述:“城内几乎每栋建筑都被士兵反复劫掠,包括美国、英国、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大部分外国财产也未能幸免。各类车辆、食物、衣物、被褥、钱财、手表、部分地毯、画作及其他贵重物品都是劫掠目标。”抢劫后随之而来的是纵火,“城内每天仍有数起火灾,许多房屋也遭故意纵火”。贝茨及其他留守南京的外国人士均受到日军暴行波及。贝茨本人的住处就遭到四次洗劫,其中一次甚至发生在他前往日本大使馆与日方外交人员会面期间。有一天晚上,贝茨还受到醉酒的日本士兵持枪威胁。日军暴行已使南京成为人间炼狱。贝茨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哀叹:“今天已是日军入城第四周!回想起来,轰炸与炮击的日子,反而像是一种慰藉。未来又会怎样?”

上海总领事博岱将贝茨与日本大使馆的交涉记录及私人信函直接寄送法国外交部,评价这些文件,“形象地揭示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作为,证实了新闻报道中关于日军士兵暴行与军纪败坏的报道”。

自日军占领上海后,法国对华外交重心转向上海法租界相关的对日交涉,加之法国外交人员提前撤离南京,直接导致法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高度依赖美国方面提供的资讯。这一现实从侧面印证了战时美国亲历者、外交人员及记者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报道,在国际舆论与外交层面具有传播力与说服力。外籍目击者的亲身经历与英文新闻报道构成法国研判日军南京暴行的核心依据,二者互为印证;再结合法方外交人员对日军在上海及内陆施暴模式的观察,多种信息来源交叉验证,使法国驻华使团在南京沦陷之初即已认识到日军暴行的残酷程度。

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信息在国际舆论中广泛传播,亦在法国国内引发不小震动。自12月起,法国主流报刊如《小巴黎人报》《日报》《劳动报》等,纷纷援引英美方面的报道与信源,刊发揭露日军在华暴行的相关报道。日军的暴行激起法国民众的愤慨。1938年1月10日,日本驻巴黎大使馆海军武官在参观位于比扬古的法曼飞机制造厂时,遭到工人的抵制。19日,日本海军武官在参观萨尔森铸铁厂时也遭遇了类似的抗议活动。1月31日,当日本军事核查官员在工厂主管陪同下,前往勒瓦卢瓦兵工厂的装配车间,核验一批发往日本的机枪订单时,工人们立即停工以表抗议,高喊:“打倒法西斯!杀人凶手日本人!”,随后激昂高唱《国际歌》。有鉴于民间激烈的反日声浪,1938年1月,法国政府打破外交惯例,暂缓为即将离任归国的山田海军大佐授予勋章。

三、法武官返回南京实地勘验使领馆财产

除了相关的报告外,法外交人员也实地考察了南京,留下了一手见闻。日军攻占南京后,城内各国驻南京使馆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1938年1月1日—2日,南京的苏联大使馆发生火灾,建筑损毁严重。有鉴于此,英、美、德均派遣外交人员重返南京,实地勘验本国外交馆舍损毁状况。1月3日、4日,美国炮舰“瓦胡”号、英国炮舰“蟋蟀”号相继从上海启航,搭载两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恢复驻南京领馆办公。

法国大使纳吉尔亦向外交部要求,派遣使馆秘书吉尔贝返回南京检查法国使领馆状况。不同于英、美即刻派遣舰船赴宁的做法,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Alexis Léger)顾虑法国若紧随英美派舰,极易被日方视作三国联合施压。为此,莱热指示驻华大使纳吉尔,在没有可靠情报佐证在宁法使领馆遭遇劫掠损毁的情况下,暂缓实施赴宁的舰船派遣。

然而纳吉尔并不认同巴黎方面的审慎态度,他已深刻知悉日军南京暴行的酷烈程度,故而十分顾虑日军占领城区之后,法国驻华使领馆的各类资产遭遇劫掠和损毁。1月19日,纳吉尔从英美德外交官处获悉,驻扎南京的日军部队劫掠成风,“就连专供外交、领事机构使用的馆舍建筑亦不能幸免。”27日,纳吉尔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称,法国驻南京使领馆均遭到劫掠,使馆配属的两辆公务用车也被日军强行侵占。鉴于上述日方对法国使领馆财产的侵害状况,法国外交部最终同意了纳吉尔的请求,派遣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前往南京。塞尼克泰尔搭乘“都达·德·拉格瑞”号(Doudart de Lagrée),会同船长马塞尔·让·布斯凯尔(Marcel Jean Buscail)一行及一名美国传教士卡尼神父(Kearney),于1938年2月7日从上海启程,9日抵达南京,14日离开南京启程返沪,16日抵达上海。

日军掌控下的南京,严格限制外国军官及传教士的进入。在启程之前,塞尼克泰尔即与日本驻沪领事冈本季正和陆军武官木村中佐取得联系,希望为其本人、“都达·德·拉格瑞”号上的军官及卡尼神父申请在南京登陆的许可。日方虽然同意塞尼克泰尔进入南京,却百般阻挠“都达·德·拉格瑞”号随船军官和卡尼神父上岸。为此,塞尼克泰尔多次与木村交涉,请其向南京的日本军事当局据理力争。最终,在“都达·德·拉格瑞”号离沪的第二天,塞尼克泰尔才在航行途中接到日本驻沪领事的通知,允准了所有人均可进入南京。塞尼克泰尔认为这是“一次突破性的成功”,因为此前美国领事馆为卡尼神父申请进入南京的许可,耗时三周而毫无结果。

“都达·德·拉格瑞”号溯长江而上,穿过江阴防线,在9日抵达南京,停泊在南京上游的八卦洲浅滩附近。在航行过程中,船长布斯凯尔注意到标识航道的浮标均已被日方重新布设,法国炮舰亦只能在日方引航下进入南京港口。日军垄断了长江航道,战前繁忙的长江船运基本绝迹,江面上仅见军用运输船只。

为了掩盖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予法方人员以良好印象,南京的日本军方精心组织了接待事宜。塞尼克泰尔抵达后,立即偕同布斯凯尔船长和卡尼神父前往日本海军“安宅”号炮舰进行礼节性问候。近藤英次郎海军少将,及其联络官白浜贞三郎在“安宅”号上组织了接待事宜。会面时,近藤少将佩戴着法国战争十字勋章,而充当其翻译的白浜上尉因曾任日本驻法国使馆海军武官助理,说着极其流利的法语,对法方一行人给予“非常礼貌且亲切的接待”。随后而来的是日本总领事福井淳,他向塞尼克泰尔承诺,在其停留南京期间将提供一辆汽车和一名警察以便利法方实地勘察工作的开展。

在福井的陪同下,塞尼克泰尔和卡尼神父一起前往日本大使馆。在日本大使馆,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的代表本乡少佐主持了接待仪式。在宴请法方人员的过程中,日本外交及军事当局都竭力美化日本对南京的占领。本乡尽力向法方人员展现友善态度。他向塞尼克泰尔武官解释,他并非不知道,在各国看来日军在南京的行为已令日本“蒙羞”,但日军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所作所为,是因为需要对抗在战场之外活跃的中国游击队,“因此,在此情况下,日军根本无须在世界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本乡的解释没有打消法方的疑虑。塞尼克泰尔武官认为本乡少佐是日本军队中典型的激进派军官代表,“既无任何道德顾忌,也极度不尊重上级命令”。

塞尼克泰尔对本乡的印象后续在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阿利森(‌John Moore Allison)处得到了印证。阿利森告诉塞尼克泰尔,在日军召集的一场各国驻南京领事的正式会晤中,阿利森就美国军舰军官登岸赴领馆聚餐一事提出申请,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当即允准,但其下属本乡少佐则当场否决该项许可,天谷司令官为此不得不改口致歉。该事件给塞尼克泰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充分显示了日军内部基层军官权责僭越、高层军令缺乏约束力的现实。

2月10日,塞尼克泰尔武官在日方人员的陪同下前往法国使领馆。法国领事馆在日军哨兵看守下,建筑及建筑内物品完好,守卫使馆的中国警卫也得到了基本的物资供应。法国大使馆的状况较差,既无日军看守,中国警卫管理也很混乱,馆内酒窖遭到洗劫。但中国警卫向塞尼克泰尔表示,使领馆在日军的关照下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然而法国使领馆建筑保存完好,其实是日方刻意营造的表象。塞尼克泰尔对驻守使领馆的中国警卫稍加询问即得知,在法方人员抵达南京之前,日军便提前下达指令,勒令警卫规整馆内布置,务必在来访期间保证一切井然有序;同时以解雇相威胁,严令中国警卫不得透露有关日军的任何负面信息。随后,塞尼克泰尔和卡尼神父前往视察南京城内法国宗教和教育机构的状况。其中,南京城内的法国天主教教堂虽然建筑外观状况良好,但内部均被洗劫一空。震旦中学(Collège Ricci)遭到三枚炮弹击中而焚毁,剩余建筑物亦遭受劫掠。

2月11日,塞尼克泰尔武官拜会英美德三国驻南京外交代表。德国外交代表罗森(Georg Rosen)对日军的所作所为展现了尤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告诉塞尼克泰尔,日军是“一群无法无天、毫无怜悯之心的刺客”。罗森讲述了他新近获知的四件暴行:“1.一名日本士兵向一位母亲索要她11岁的女儿,遭到拒绝。日本士兵假意说,‘好的,我知道了’,随后趁母亲出门将其女儿关进小棚屋,纵火将其活活烧死。2.一位老人推着一把欧式椅子,在安全区外行走,一名日本士兵以‘椅子是偷来的’为由,开枪将其击伤。老人的姐姐目睹了一切,她和另外三名老妇人用门板搭成担架去抬伤者,却被士兵全部射杀。3.一名14岁女孩刚走出安全区,在附近田里种菜,一名日本士兵企图强奸她,她逃跑时被一枪击中头部。4.一对母子在南京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士兵扒光衣服抢劫,随后士兵逼迫儿子强奸母亲。儿子拒绝,说自己不是畜生,结果母子俩都被杀害。”罗森表示,他仍在不断收到关于日军暴行的投诉,但他很清楚这些不过是“实际发生的冰山一角”。罗森与其关系熟悉的美国传教士估计,南京已有一万名可确认身份的中国居民罹难,而实际的死难者人数预估在两倍以上。“都达·德·拉格瑞”号船长布斯凯尔则从其他渠道获悉,“最乐观的信息,有15000名中国人被屠杀”。

为答谢日方的款待,法方人员在离开南京之前于“都达·德·拉格瑞”号宴请了日方要员,出席人员包括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副领事、白浜上尉等人。日方着意利用法方此行为南京的占领状况进行澄清,在赴宴时还强行带来了两名摄影记者,拍摄能够显示“法日友好”的照片。日方人员为此特意询问塞尼克泰尔,对南京形势持有何种看法。塞尼克泰尔避开日军暴行,审慎地仅就其被派遣的视察使命作出回答,表示很高兴看到法国使馆未受到战火波及,对日方的特别关照及协助表达了感谢。直到“都达·德·拉格瑞”号即将离开南京之际,日本总领事福井还特别向塞尼克泰尔武官强调,在上海所流传的关于南京局势的消息大多是错误的,请他务必结合此行见闻,向法国驻华大使如实地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布斯凯尔船长认为日方的盛情不过是为了抹去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的刻意作秀:“他们似乎已接到指令,要以最大的善意接待我们,但他们表现出的友好态度明显是刻意为之,我们并未被蒙蔽。”

塞尼克泰尔武官一行人在南京的所有行程均按照日方精心设计的日程和路线进行,无法在没有日方人员陪同的情况下自由行动。因此,塞尼克泰尔承认,在日方的努力下,他确实对南京当前的状况留下了有利的印象。然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规模极其庞大且残忍,纵使日本外交人员极力掩盖,其罪责亦难免败露。与英美德各国领事的交谈,已使塞尼克泰尔洞察了日方所营造的“恢复秩序”的假象。即便是在日方刻意筛选路线、专供法方观摩的区域内,南京民众的怨恨痕迹仍无法被彻底掩饰。塞尼克泰尔在日方人员随车护送穿行城区之际,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看似麻木的群众之中,投向日本占领者的强烈仇恨的目光。

面对满目疮痍的南京城,日方虽处处曲意逢迎、礼遇款待,但法日两国均心知肚明其政治作秀的本质。塞尼克泰尔直言,即便福井总领事在法方勘察期间极尽殷勤示好,“他也并不认为我离开南京时会觉得这里是天堂”。日军对南京城造成的破坏极为深重。直至一年之后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再度派员赴南京检查领事馆状况时,整座城市仍旧未能从战火浩劫中复原。除了日资商铺云集的新街口商圈,城内其余街区皆是一片死寂:“曾经商铺林立的太平路如今空荡荒芜,沿街建筑尽数遭到焚毁劫掠,多个居民区的民宅亦未能幸免于难。”整座城市都处于日军的严密管控之下,不少幸存的中国居民在原安全区领域内艰难求生;外侨居民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其一举一动皆受日本宪兵尾随监视。

法方武官返回南京实地勘察的见闻与先期多方情报彼此印证,使法国掌握了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确证。德国驻南京外交代表罗森对日军暴行的讲述尤其给法国大使纳吉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递交塞尼克泰尔的报告时,再次提请法国外交部注意罗森的发言,认为日本作战部队“军纪废弛、行事残暴,已然玷污自身名誉”。法国驻华使团虽已洞悉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并对日军的暴行深感震动,但这份认知并未促使其转向公开的对日谴责,反而演变为愈发谨慎的中立外交姿态。法国外交部迟迟不肯批准外交人员重返南京勘验馆产,核心顾虑便是避免激化矛盾。自南京返回的塞尼克泰尔亦认为,在日本尚未同西方列强全面决裂的阶段,法国应当恪守严格中立的外交路线。

四、法外交人员对日军暴行的原因分析

法方外交人员依据搜集所得的多源情报及实地考察,从军事和外交两个维度,对日军暴行背后的成因进行了剖析。从军事角度来说,法国驻华武官认为日军在侵华作战中暴露出来的严重军纪问题,是其前线部队行为失控、制造暴行的主要根源。在考察日军战场表现的过程中,法国驻华陆军武官萨巴捷中校与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上尉均指出,日军内部存在军纪涣散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基层士兵作战狂热激进,时常违抗上级军令、不服从指挥调度。

1月22日,萨巴捷中校提醒法国陆军部和外交部关注比利时记者罗贝尔·勒尔昆(Robert Leurquin)发表在《新欧洲》(L’Europe Nouvelle)杂志上的《远东战地见闻录》一文。勒尔昆受到日本军方的邀请,在1937年间曾跟随日军部队在华北战线上行军。他认为日军虽然武器装备极为精良,但其作战思维依然遵循传统的“武士”做派:“日军士兵在战斗中也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诚然,他们是凶猛的战士,但他们更像是‘武士’而非‘军人’——也就是说,纪律并非他们的主导品质……日本士兵会瞬间失控,狂热地陷入肉搏战的癫狂中。他们想扮演‘可怕的武士’,用恐怖的嘶吼和挥舞的武器来吞噬对手。”萨巴捷中校在将勒尔昆的原文呈送陆军部时,特别将其对日军作战弱点的评语划线批注:“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日本军官的‘百人斩’记录,据称某中尉创下了斩杀百余人的‘纪录’。需要指出的是,日军有时将战斗与屠杀混为一谈,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

法国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亦在分析南京战役的报告中指出,日本士兵中的激进派已难以遏制,“每个士兵都相信,只要自己内心认为是在为天皇效力,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他提及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勒比戈上将(Le Bigot)与日本驻华海军司令长谷川清的交涉,“在回应法方就日军引发的无数事件提出的抗议时,长谷川清曾喊道:‘我什么都管不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的军官们根本不听我的。’”塞尼克泰尔由此得出结论:“在日军中,似乎没人知道下达的命令是否被理解,更不用说是否会被执行。”

法国驻华武官对日军作战状态的考察,揭露了日军内部军纪崩坏的严峻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下层官兵不受节制、暴力失序的乱象。日军制造的南京暴行正是这类军队结构性弊病的集中爆发。南京沦陷之后,日本民事当局的一位要员层私下向法国驻华大使纳吉尔透露,“南京-芜湖地区的作战部队已脱离上级的节制……日军对平民实施的暴行确凿无疑”。这些失控的日军部队,“通过在南京周边地区系统性屠杀平民来发泄不满”。纳吉尔据此判断,日本军方高层已无力节制作战部队的杀戮行为。此后,法国驻华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得以重返南京实地勘察,此次实地见闻进一步印证了关于南京沦陷后日军基层官兵失控施暴的预判。塞尼克泰尔认为,日军南京暴行之所以造成众多死难者,主要是由于日军内部上级军官管束不力造成的:“屠杀初期,各级军官对士兵的暴行视而不见;后来日军高层意识到此举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试图恢复秩序,但收效甚微。”

在外交维度上,法方外交官认为日军意图借攻占南京摧毁中国守军的抵抗意志,迫使蒋介石政权妥协。因此,日军制造的南京暴行带有逼迫中国当局投降的战略目的。在日军即将攻占南京之际,法国驻华大使纳吉尔就向法国外交部指出,南京沦陷绝不会是战争的终点:“日军高层认为,持续的军事行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枪杀、轰炸、纵火),以及将幸存者征召为随军奴隶,是迫使中国放弃抗日、接受和谈的必要手段。”法国驻日大使阿尔塞纳·亨利也指出,南京沦陷后,为了逼迫蒋介石政权臣服,“日方将采取最粗暴的措施”,并向法国外交部预警,“日本军方已彻底掌控权力,而其中最激进的一派正占据上风”。

南京沦陷之后,多种情报渠道所披露的日军暴行使纳吉尔更加确信,日军部队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削弱中方的抵抗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所采取的惩罚性举措。他向法国外交部指出,日军的所有暴行都是有预谋的,旨在令中国人放弃抵抗:“从未有报告显示士兵拒绝执行战斗命令。至于对平民的屠杀、强奸、纵火、劫掠,以及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日军不接受投降)、对外国人的蔑视与无礼行为,这些可能并非明确指令。但我确信,它们是惩罚中国的官方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因拒绝臣服日本、寻求外国支持而‘有罪’,日方旨在惩罚并将外国势力逐出亚洲。”

日军在实施“惩罚计划”过程中透露出的对列强的敌意,格外引起法国的关切。事实上,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对第三国权益展现的蔑视态度,已使法国极度担忧己方利益受到侵害。12月12日,南京沦陷前夕,日军在长江水域蓄意袭击中立国舰艇,制造了震惊国际的炸沉美国炮艇“帕奈”号(USS Panay)和英国炮艇“瓢虫”号(HMS Ladybird)遇袭事件。法国大使纳吉尔从英方获悉,英美舰船受到攻击,是因为日军声称奉命攻击所有国籍的民用及军用船只。纳吉尔由此推断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日本青年军官的极端心态:“他们蓄意扩大侵华战争,企图在德意两国支持下,驱逐英、美、俄、法等列强在东亚的势力,确立日本对东亚的支配,根除一切潜在的反抗力量”。纳吉尔还补充了从一位普通日本士兵处得到的情报:“日本军官已将英、美、俄、法四国列为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假想敌国。”

空军武官塞尼克泰尔亦认为日军此举是对驱逐西方列强的试探性作战:“日军对所有外国人抱有排外情绪……这些事件体现白人在远东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第一次冲突、第一次试探性攻击,就可能成为反对列强在华特权斗争的开端。日本与中国的纠纷,并未让其放弃对外国列强的固有目标:‘不准干涉中国’。”

日军在南京沦陷之后实施的大规模暴行,一方面是作战部队经年累月的军纪松弛所致。上级军官长期的管束缺位,令基层官兵的暴力失序行为形成惯性。另一方面,日方刻意选择南京沦陷这一时间节点制造惨案,意在依靠血腥的恐怖打击消磨中国军民的抵抗决心,迫使国民政府投降。除此之外,日军的暴力行径亦波及外国侨民,意图以此威慑驻华各国人员、阻隔中国获取外部支援,对外释放禁止列强介入中日争端的警告信号。

结 语

自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来,面对中日之间日益激化的军事对抗,法国始终持中立态度,避免过多介入中日冲突。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时任驻华公使的韦礼德就迅速确定法国对中日争端的局外中立态度:“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不能认为法国偏袒任何一方。”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法属印度支那和上海法租界遭遇日军进攻的风险陡增。在此情况下,法国仅愿给予中国最低限度的协助,意图依靠中国战场牵制日军兵力,推迟日方针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法国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态度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在华军事力量相对薄弱,其在远东的核心关切——法属印度支那和上海法租界又极易受日方牵制,因此长期奉行避战的对日绥靖策略,刻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摩擦与直接对抗,不愿因介入中日争端损害自身利益。然而在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案的事实认定上,法国却没有延续其一贯的消极中立态度,率先通过情报研判、外交信源与新闻报道确认日军暴行的真实性,并明确批判日军暴行丧失人道主义。这种立场上的微妙变化,恰恰从第三方视角印证南京大屠杀绝非战时单方面宣传或片面指控,而是证据确凿、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在情报来源上,法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主要是通过美方亲历者的陈述及新闻报道。但法国使领馆官员对这些信源并非不加甄别地采信,而是结合本国外交人员实地探查的实况进行交叉比对。在多方印证之下,法方自始至终未曾质疑南京暴行的真实性。然而即便本国使领馆在南京遭到日军劫掠损毁、外交人员目睹南京城内的战后惨状,法国外交部仍出于外交考量刻意克制措辞、不愿公开谴责日军暴行。这份克制、审慎的官方态度,同时也让法方留下的外交档案成为极具说服力的第三方佐证。由抱有对日绥靖立场的当事方留存的原始史料,客观印证南京大屠杀并非反日舆论刻意渲染,进一步夯实了暴行真实发生的史料根基,也令法国外交档案对南京暴行的相关记述在第三方见证文献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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