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对务工夫妻身着统一工装、骑乘电动自行车奔赴施工一线,途中突遭重型货车撞击,生命戛然而止;事故发生近三十日,肇事方仅能兑现交强险限额内的赔付。
申请工亡资格认定过程中,总承包单位、专业分包企业、劳务输出公司三方均未主动承接用工主体责任,彼此间推责迹象明显。
通勤途中突发意外,为何被认定为工伤竟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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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时许,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夺走两位劳动者的生命,身后只余下尚未成家立业的两名女儿
2026年10月21日清晨6点10分前后,西安市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交汇处发生一起致死性道路交通事故。
李新银驾驶电动车搭载妻子钱顺凤,正赶往元朔路白桦林书香苑建筑工地开展当日施工作业。
二人长期从事外墙保温系统安装作业,本以为距目的地仅剩数公里,不料行至路口时被一辆失控重型货车迎面撞上。
事发后涉事货车短暂驶离现场,幸有周边群众及时察觉异常,迅速拨打电话报警并联系120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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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二人送医途中即已无自主呼吸与心跳,抵达医院时临床宣告死亡。
一个靠双手劳作支撑全家生计的家庭,在毫无征兆中同时失去两位主要劳动力。
李新银与钱顺凤户籍所在地为陕西安康市白河县冷水镇全家村,常年辗转于省内多个工地打零工,全部经济来源依赖二人共同劳动所得,用以抚育两名女儿成长成才。
丈夫此前已在该项目连续作业约二十个自然日,初步确认岗位稳定性后,才将妻子一并接来参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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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顺凤实际进场作业时间仅为十日上下。
他们原本期盼通过高强度劳动积累更多积蓄,助力子女未来生活少些负担、多些选择,却未曾预料,这份平凡而踏实的工作,竟成为人生终点的起点。
家中遗留两名女儿,长女30岁,幼女22岁。
大姐小云已组建家庭定居外地,小妹小萱则于2026年7月完成本科阶段学业,目前尚背负三万余元国家助学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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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出事当日,姐姐尚在安康老家休养,接到医院通知后星夜兼程奔赴西安,终因路途遥远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就在前一晚,母亲还在视频通话中叮嘱女儿按时用餐、注意保暖,次日清晨电话再拨过去,已是无人应答的忙音。
事故后续处置中,交警部门成功锁定肇事车辆及驾驶人,并依法对其采取控制措施。
令姐妹二人忧心的是,据多方核实,该货车仅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未配置任何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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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司机家属先行垫付四万元用于丧葬支出,其余赔偿款项至今未形成书面承诺或支付计划。
截至11月中旬,公安机关尚未正式签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对这对刚刚痛失双亲的年轻女性而言,眼前不仅横亘着操办后事的沉重压力与日常开销的现实难题,更有一笔悬而未决、迟迟无法落地的法定补偿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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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她们倍感无力的是,父母明明是在履行职务行为途中遭遇不测,可办理工亡申报手续时,连基本材料由谁出具、向谁索要都无从知晓。
她们所诉求的并非额外优待或特殊关照,仅是希望父母服务过的工程项目及相关责任主体能够坦诚说明用工事实,厘清权责归属,给出清晰明确的责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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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分包单位、劳务机构之间层层转嫁责任,两名女儿被迫自行举证父母究竟受雇于何方
相较交通事故民事索赔,更令姐妹俩陷入困局的,是父母真实劳动关系归属难以界定。
依据家属向媒体披露的信息,白桦林书香苑项目总承包单位为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外墙保温专项工程由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具体劳务用工则委托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李新银夫妇系经一名姓陈的现场工长引荐进入工地,父亲累计出勤约二十日,母亲亦随同上岗作业十日左右。
二人日常工作期间均穿着印有“中天杰能”标识的统一工装,所承担任务完全属于该项目外墙保温施工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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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行业惯例与基本管理逻辑,只要劳动者实际接受项目现场调度、执行指定工作任务,用人单位理应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协助核查劳动关系真实性。
然而当姐妹俩登门寻求协助时,事情远非想象中顺畅。
陈姓工长表示自身职责限于现场安全管理范畴,建议家属直接对接劳务公司处理。
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则强调,公司未对工人上下班时间作出硬性规定,员工通勤属个人行为,事故责任应由侵权方独立承担,与劳务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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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虽确认外墙保温工程确由本公司承建、劳务外包予策越公司,但仍坚持引导家属前往劳务公司主张权利。
11月11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在场见证姐妹俩前往工地调取考勤记录、工资发放凭证及入场登记资料全过程,却被拒之门外。
经现场报警,辖区派出所民警到场协调后,才有相关人员出面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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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直至当日结束,仍未提供足以证实劳动关系成立的关键性原始材料。
总包—分包—劳务之间的合同嵌套结构,反而成为两个女儿厘清事实真相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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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清晰可循,真正亟待解决的是证据链构建与责任主体锁定
从现行法律规定角度审视,姐妹俩启动工亡认定程序具备充分法理基础。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款明确规定:职工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视同工伤予以认定。
该条款设定了两项核心判定标准:其一为通勤行为必须符合时间合理性与路径必要性;其二为受害人在事故中不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
并非所有发生在上班途中的交通事故均可自动纳入工伤保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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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前首要等待环节,正是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正式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结论。
依照人社部相关规定,是否构成工伤须严格依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等司法文书进行综合判断。
李新银夫妇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已被查扣,驾驶员亦被依法控制,但截至华商报11月16日公开报道,事故责任认定书仍未正式签发。
缺少这一关键性法律文件,工亡认定流程尚处于前置核实阶段,尚不具备启动实质审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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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责任认定书的延宕,并不意味着家属只能被动静候结果。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用人单位负有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主动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义务;若单位逾期未申,职工近亲属可在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用人单位注册地或实际经营地所属社保经办机构提出认定申请。
换言之,姐妹俩完全有权依规自主发起程序,无需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用工单位是否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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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准备方面,除交通事故相关文书外,还应尽力搜集保存父母穿戴过的工装实物、与管理人员的微信语音及文字往来、银行流水中的工资入账记录、工友联名签字证词、施工排班表、每日打卡或签到登记册,以及从居住地至工地的完整导航轨迹截图等佐证材料。
对于由企业掌握且家属客观上无法获取的资料,可依法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交调查申请,请求启动行政调查程序;如发现存在违法肢解工程、违规分包情形,还可同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反映线索。
两位逝者虽为夫妻关系,但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各自独立的工伤主体,其用工事实、履职过程、事故细节均需分别查证、逐项比对,不可合并归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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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还需明确两条并行不悖的责任追究路径。
其一是基于侵权责任法框架下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请求权,指向肇事司机及其投保机构;其二是依据劳动法律法规确立的工伤待遇申领权利,聚焦于用工单位是否依法履责。
前者不能替代后者,后者亦不可因前者已启动而被搁置或减损。
若最终被认定为工亡,符合条件的直系亲属可依法申领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及按月发放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在内的三项法定待遇。
如查明用人单位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则上述待遇依法由用人单位全额承担,不得以任何理由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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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最值得社会深思之处,远不止于两名女儿能否顺利获得赔偿,更在于建筑领域用工管理体系是否真正落地见效。
工程可以依法分包,施工力量可以灵活调配,但一旦发生伤亡事件,责任链条绝不能随着合同层级不断稀释、转移乃至消失。
工人每日进出工地、接受指令、领取报酬,相关单位就应当同步建立真实、连续、可追溯的用工档案。
不能在需要人力投入时,现场有人安排任务、发放工具、记录考勤;一旦出现伤亡,便以“临时用工”“自由流动”“未签合同”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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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女儿此刻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慰问,也不是各单位表态式的“愿意协助”,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依据、依法合规的认定流程推进,以及一份盖有公章、权责分明的责任认定结论。
父母披星戴月辛勤劳作,只为托举子女走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
如今两人同时离世,留下两个尚在适应成人世界规则的女儿,独自面对冗长复杂的维权程序——这份重压,本不该由她们单薄肩膀全部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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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尊严与安全感,不应仅仅维系于一纸劳动合同的纸面效力。
用人单位是否落实实名制管理、工程分包是否符合资质监管要求、工伤保险是否全员覆盖、安全培训是否真实开展……这些基础性制度建设,都应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已完成闭环。
绝不能等到生命消逝、家庭破碎之后,才让悲恸家属在多个部门之间反复奔波、四处求证、艰难寻找那个本该早有答案的责任主体。
参考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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