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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记:流浪三十年的“黑户”补办身份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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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影像本可能被淹没在网上数目庞大的寻亲视频中。镜头里,是一张饱经风霜、像木刻作品的面孔:头发蓬松,眼皮下垂压着眼珠,眼底泪沟分明。他用极弱的声量陈述自己的过往。

寻亲的人叫于羡军,东北人,小时候由养父母从隔壁乡镇抱养。养父母没有为他上过户口,双双在他青年时期过世。约三十年前,他离开老家打工,一直没有身份证件。

近些年,因找工作需要看证,他逐渐失业、居无定所。今年他五十五岁。

他因此在网上寻亲。与于羡军一样,许多流浪人员有寻亲需求,他们或是被抱养的,或从小遭遇拐卖、与家人走失,或由于一些精神问题、智力障碍,说不清自己的家乡在哪,只能通过祖源分析等科学手段推断出大概的出生地。这个群体寻亲不仅是为了团圆,也是为了有个户口,进而办身份证,回归正常生活。

多名从事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士表示,因各种原因没有登记过户口、想在出生地重新登记的,近年一般需要获得证明亲缘关系的生物学证据——也就是找着亲人。不过,这个要求只是一种“惯例”,没有扎实的法律依据。

在没有DNA证据的情况下,于羡军通过乡邻指认确认了身份。那条寻亲视频获得极高的热度,老家的邻居、同学大量留言,热情地表示认得出他。于羡军的老家黑龙江省铁力市,以他在网上与许多本地人相认作为证据之一,确认他是铁力人,为他办理了户籍。

公益人士欧勇认为:“(于羡军)确实幸运,当地领导有担当。”

但重获身份后,于羡军没有在老家办理“低保”,或找发小叙旧。在拿到身份证的第二天,他便离开了家乡,启程继续漂泊。

我最初接触于羡军,是想了解流散人员补办身份证困难的问题,而随着对他采访的深入,我模糊地触及到一个逃离者的内心,他回答了我的另一重疑问:为什么有人长期排斥社会交往,宁愿生活在救助机制之外。他与另一岸人们所谓的“正常生活”之间隔着什么。

或许,深入了解流浪人员的经历和他们的心理状态,才能给予更合适且有效的救助。专注流浪人员救助领域多年的社会工作师王连权认为,帮助流量人员重建社会联系,要建立信任、充分共情,站在流散人员自身的视角,既看到可能性,更要接受其局限性。

补办户口之后

去年失业并流浪一年后,于羡军决定去一个暖和的地方。他一开始想去三亚,但路费不够,最远能去福州。

他回忆,他之前在天津的一家烧烤店里打工。没身份证,自然也没有签合同,老板给他一个自己名下的微信账号,工钱打在里面。钱也不多。2025年3月,老板患了病,店就黄了。

他拿着微信账户里的七八千元,住50元一晚、不看身份证的小旅馆,同时寻找工作。但他已五十多岁,且“来路不明”,很难有人会接受。钱要用完了,他逐渐睡在路边上。

于羡军藏有一张三十年前捡来的身份证,他流露出对这张证非常满意的神情,“和我长得很像”。他去火车站的铁路公安制证窗口,报这张身份证上的信息,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明,再去买火车票。但他到了福州,还是没找到工作,生活无法维持。

今年3月5日,他主动进了福州市连江县救助站。他回忆,当天,救助站工作人员开始拍摄他,问他的家乡在哪儿,小学在哪儿读、中学在哪儿读,后来为什么漂泊在外打工。他留下了那段寻亲视频。

视频中,工作人员问他:“想不想回去?”

于羡军说:“不想回去。”

于羡军觉得自己的人生没遇过啥好事儿,所以,他从不主动和人说自己的身世,也不懂救助站的人问这些往事有什么用。他们解释,是补办户口要用。

救助站的职能之一是助人恢复社会身份。2014年,民政部出台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要求,救助站应为前来寻亲人员提供便利和帮助,尤其是“受助人员因长期流浪被注销户籍的,其户籍注销地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接收受助人员,并协调公安机关办理恢复户籍手续”。

多位公益人士介绍,恢复户口一般需要完成带有证人证言的“生活轨迹证明”,这令求助对象需要面对过去,甚至触碰一些心理创伤。

还有一些接受救助的人,从没有过户口,根据受访人士的经验,为他们办户口更难。

欧勇所在的公益组织与一些救助站有合作关系。他表示,自己曾遇到难以推进的情况:受助人员李强强自述,四五岁时与家人走散,从此没见过家人,他被儿童福利院收养,但“不愿意待里边,跑出来”了,后流浪多年,现在想要重新登记户口、申领身份证。欧勇为李强强联系了当年的福利院,也有几位工作人员表示认得出他,但他们不是亲属,无法靠验血在生物层面证明李强强与档案里的儿童是同一人。

目前的局面是,儿童福利院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回复称,不能证明李强强是本地人,也不能为他登记户口。李强强只能在流浪地的福利院里滞留,无法正常务工。

于羡军一度面临着与李强强类似的困境。

3月9日,于羡军被转送至福州市救助站。据福州新闻网,福州市救助站党员寻亲工作室负责人黄沣回忆,他们联系于羡军自述的户籍地,即黑龙江省铁力市王杨乡的救助站、派出所等部门,一开始,得到的回复均是“查不到这个人”、“户籍底卡根本没有”、“他从小就没有户籍信息”。

今年7月,我见到于羡军,他已办好户口,拿着新身份证,找到了工作。他在一个以前从没去过的位于山海关内的城市,住在一个小区的单元房里,那是一个施工小队的宿舍。面对来访记者,他说不清自己办户口的事怎么能峰回路转,只笼统地解释,“政策变了”。

施工小队的老板问我:“你采访他干啥呢?他话都说不清楚。”在老板的观察里,于羡军完全没有社会交往,听说有人要采访他,老板以为我看上了他的腰子。

面对我这个生人,于羡军乜着眼,说话声越来越含糊。

他现在有了身份证,办了电话卡,已注册一个社交账号。谈到未来,他说,打算“参与跨境电商”。

我表示疑惑,于羡军接着说,他在网上看见一个教程,“把中国市场的产品搬到国外市场”,要先交一笔保证金,然后用人工智能做短视频广告,就可以把供货商提供的小商品挂在自己账号的商品橱窗里出售,赚取佣金。这是他理解的意思。不过,他拿不出那么多保证金,就先跟着这个施工小队干活。

几个月后,我在于羡军的社交平台上看见了一则制作简单的广告,互动量不多。他只有两个粉丝,一个是我,一个是为他转发过寻亲视频的公益组织的账号。于羡军几天后删除了这则广告。

根据《社会救助法》,往后,如果他需要申领“低保”,或者想获得大病社会救助,都要回到户籍地向乡政府申请。也就是说,于羡军需要回乡。但是,和于羡军聊这些,他会一言不发,站起来离开。

王杨乡往事

那条救助站为于羡军制作的寻亲视频,曾被不同的寻亲博主转发,评论区里,一些同乡人议论起于羡军的旧事。博主们在铁力当地人的留言下问:他还有亲人吗?有志愿者能去王杨乡问一问吗?

今年8月,我联系上于羡军的发小王健,说起“小于军”,他感慨“多少年没见过他(于羡军),有时候还想着他”。

据福州新闻网,这条视频在网上发酵之后,今年3月27日,铁力市救助站给福州市救助站回信,表示可以为于羡军落户。4月3日,于羡军在福州市救助站拿到户口本,四月中旬回到铁力市补办身份证。

于羡军回忆,回乡后,他在王杨乡派出所做笔录,讲述自己的漂泊过程。这个派出所距离他养父母家的房子不到一公里远,他没想去转一转。他说,要是警察带他去现场指认,他会难过。

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与过去隔绝。

今年8月,我来到铁力市王杨乡,乡里多是半新的自建房。当地人习惯沿用“公社”与“农村”的称呼划分乡里的区域,“这一片是公社,那一片是农村”,公社是乡镇干部、供销社职工等人早先居住的地方,农村则指大部分普通农民的住处。乡里的王杨站,是绥佳铁路上的一个四等站点,以接发车、调车为主。车站门口,挂有“供销社食堂”字样的餐厅及多家旅馆,已不再营业,空挂着招牌。


王杨乡里已不再营业的旅店。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摄

1977年左右,于羡军读小学时,王杨乡还称为红旗公社,铁力市所属的伊春林区处于大量出产木材的阶段,铁路线非常繁忙。王杨站曾设有铁路职工子弟学校,一名于羡军的小学同学回忆,红旗公社人家的小孩一度可以到铁路学校借读,“十八九个村组的孩子”都在这里,时不时分为“铁路”与“地方”两个阵营打架。

在当地人李杨的印象里,于羡军“不乐吱声”,走路慢悠悠,整个人“肉了肉了”的,“招呼他快来,他快走了几步,又肉了肉了的”。东北话里,“肉了肉了”形容一个人笨笨的、不太机敏。李杨还说,于羡军在打架中的角色是“纯挨揍”,不利索。

同学们的回忆里,于羡军的头发有一点自然卷,容易乱;喜读小人书,还有点“隔路”,不合群。同学、邻居都自然地对我提起,他是家里“要”(指抱养)的。

于羡军回忆,小时候,养父是乡会计,养母在供销社食堂上班,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属于在当地条件很好的家庭;他以为自己会按照当年的子女顶班政策,接养父的班,也当乡干部。这么说的时候,他露出非常羞愧的笑容,仿佛自己对这样的话也感到不可置信。子女顶班政策在1986年他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被废止。

于羡军说,养父在他读小学时患了脑溢血,他初中毕业后,乡政府给他安排了一个收电费的工作。

他只干了几个月。于羡军解释原因说,他遭人排挤。于羡军父亲的一名同事则回忆,于羡军工作不认真,被开除了。

林木资源很快被消耗,当地产业也在变化。铁力境内,有铁力、双丰、桃山三个林业局,同属伊春林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曾在1984年发文《谈“红松故乡”的资源危机》:测算得知,铁力林业局的资源只能维持砍伐十年左右,“双丰局森林资源所剩无几”。

于羡军回忆,要是不能在乡政府上班,乡里没有多少工作机会。木材运输不景气,除此之外,当时王杨乡只有几个农业用品商店。他印象里,王杨乡最大的老板是开饭店的,“后来听说这人也往南边去了”。

那些与他一样没赶上“顶班”政策的公社子弟,据他们回忆,他们后来大多去饭店打零工、农忙时往附近的农村打些小工、在乡里打更。

“那时社会上人多。”于羡军的发小王健说,“我们60后很多人都没有工作。市场经济刚开始,北方也没有啥工厂。”

后来,外地人来了,在铁力城里开起歌舞厅、台球厅,找本地人看场。于羡军坚称自己没有参与小团伙,只是认识他们。几名邻居记得,他后来也因“小偷小摸”被抓过。

按照于羡军与他邻居们的回忆,1990年左右,他的养父母相继过世。

今年8月,我在王杨乡寻访时,与他的发小、同学和邻居聊起他。他的一名同学评论说,于羡军想挣钱,但找不到法子。在同学们口中,他们都遭遇过这个坎儿,但“也过来了”。

对于于羡军后来遭遇了什么,他们鲜少再听闻。王健在电话里分析,于羡军胆儿不大,又好面子,也许是他“在外混得不好”,不乐意与朋友们来往。

寻亲视频下回忆于羡军的留言,也有一些对他年轻时的评价:“不务正业”“人不咋的”。

于羡军说,如果继续在老家待着,“我就是一个二流子”。

他自己记不清是一九九几年离乡的。他的邻居也记不清是哪一年,这人突然把家里每一个盆、每一个碗都卖了,什么都不剩,人消失不见了。


王杨乡的农田。

流浪者的“知足”

为了不当“二流子”,于羡军想着到经济更发达的地方,学个手艺。

他没有门路,到了南方,发现没有身份证,没有用人单位要他。他过上流浪生活,打那时候学会了睡桥洞。

当时,桥洞里的流浪者会被验看暂住证。于羡军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有办过身份证,任何证件都无从谈起。

于羡军回忆,他学会了逃票,用捡来的身份证信息买一站路,然后尽量藏在火车上,就这么又到了深圳,接着睡桥洞,逐户问商家是不是需要工人。

他认为,当时的深圳比其他大城市稍微包容一些。他遇到一个农村出身的老板,不知是什么历史原因,也证件不全,能接受他,他留在老板的餐馆里打下手,切菜、洗碗。

我不理解,于是问他:既然有种种不便,为什么不回家,试试看登记户口、办身份证,“那会儿你在乡政府不是有同学吗?”

于羡军的脑海里好像没有这一选项。他认为,乡派出所不会管这些事,又说,他刚从老家出来,还和人打架,看不顺眼就打。

后面,他不打架了,“我的棱角慢慢地给磨没有了”。

“我很知足呢。”于羡军说。要不是深圳的餐馆后来关门了,他会一直干下去。

他的中心思想是迅速认命。在深圳,于羡军没有存折、银行卡,那张捡来的证是别人的身份证,只能用来买车票。老板给他发的是现金。于羡军的逻辑是,既然没有储蓄的方法,就把收入都消费完,不攒钱。没有本钱,就参与不了市面上的小生意,而且他不懂做生意,“没有门路,没有信息”。

于羡我说,餐馆老板愿意收留他,他想好好“维护”老板,好好为他工作。

在大城市,于羡军一般不与东北老乡搭话。他对老乡的印象,还是当年在铁力的一些“朋友”,但“没做生意的观念”,被时代抛下。他说:“他们没用。”

按照于羡军的说法,深圳的那位老板不开餐馆之后,他回到家乡,又离开了。当时他身上的钱只够他去天津。他记得,在天津,自己好像只遇到过一个从前在铁力认识的人。他们吃了一顿饭就分开了。他不存别人的联系方式。

于羡军说,深圳那位老板是“富二代”,在天津收留自己的这位烧烤店老板,也“认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总有人来订餐。这是于羡军对做生意的理解。

在天津又打工十多年,直到再次流浪,在旁人看来,于羡军是任由没身份证这一问题堵死自己的路。

每次搬家,于羡军会把不多的家当尽数卖掉。他回忆,在天津的烧烤店打工时,他花过4000元在电脑城里买了一台电脑,用来玩儿。烧烤店关闭之后,“电脑卖二百都没有人要”。他心疼自己的电脑,但还是想轻装上阵、出去流浪。

社会工作师王连权曾著有《归途》一书,副标题是“流浪乞讨者口述史”。其中描写了一些流浪者,从不联系家人,没有朋友,不主动争取福利,好像只追求基本的生存。

有些人显得连生存也不大在意,坚持过着在王连权看来很危险的生活方式——白天睡在闷热的立交桥下,晚上到处拾荒,看到有社工到流浪者聚集的地方来,用扇子捂着脸。

王连权看到的是,一些流浪者正在经历逃避、角色失衡,或者自我伤害的过程,社会身份、功能和心理已经溃败,需要自我重建。他们没有生活动力,没有生活目标,也没有生活乐趣,“自我”意识弱化、缺乏主体能动性。

王连权表示:“个体要感受到被爱、被尊重、被接纳,才能有动力去好好生活;如果感受不到,就会逃避,并伴随自我伤害的出现。”

王连权也出生于东北。他解释,于羡军用来形容自己的“二流子”一词有强烈贬义,指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的人。大多数流散人员,是因病、因残、因故以及临时遇困而流浪乞讨,与“二流子”截然不同。

带着过往活着

在今年4月办身份证之前,于羡军曾两次回过老家,都没有登记户口。

于羡军解释的理由,是一个微小的细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补办身份证的制证周期为一个月。于羡军对我说,他听见“要在本地住一个月”,想想自己没钱,住不起旅店,就走了。

几位接受采访的流浪者救助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补办户口流程复杂,而一些无户口人员常年流浪,与社会交流的能力减弱,他们走进派出所,一听见户籍窗口说需要各种文件,感觉听不懂,很容易放弃。

救助站可以代走行政流程,但流浪人员在面对救助站时常常会犹豫。社工周焱提到,虽然救助制度近年变得规范化,但像于羡军这样,多年前就有流浪经验的人,早年经历过现在已被废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对救助站有不好的印象;另外,还有一些救助站工作人员会对流浪人员随口用一种比较硬的口吻问话,例如“你,哪儿来的”,流浪人员会自觉遭到歧视。

长期住救助站,生活也有不便之处。据周焱观察,有的流浪人员可能认为住在这里影响自己务工挣钱,有的救助站可能担忧站内出现偷盗情况,会阻止流浪人员把手机带进寝室。

有很多年,于羡军打心眼里拒斥向人开口求助。今年8月,我在他的老家找到了在他前两次还乡时看见他的人。

王杨乡的一个老板回忆,二十年前,他在乡里的一个饭馆看见过小学同学于羡军,请他喝了酒,但没怎么聊天。他那天忙,拉着一车装卸工去拉货。他说,想不到于羡军在外流浪。

于羡军另一个小学同学的媳妇记得,七八年前,于羡军回乡,找她丈夫喝酒,但不谈近况,问也不说。于羡军多喝了几杯,他们招他进屋睡觉,他不肯,非要躺在她家门前的水泥板上。夫妻俩不明白,只以为于羡军是不是生病了。

今年4月中旬,于羡军获得“可以落户”的回复后,由一名福州的民政干部陪同,坐飞机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与他一起坐火车到铁力。铁力市救助站把他安排在一个老年康复医院住下。


王杨站。

于羡军回忆,他回到王杨乡,在乡政府遇到同学,对方说他讲话“已经不是东北口音”。乡派出所里,给他做笔录的人,不是他的故人,是年轻人。于羡军说,他完全不想去乡里走走,在等待身份证制作的一个月时间里,他都待在老年康复医院里。一拿到身份证,他就去办了银行卡、手机卡,又住了一宿,便离开故乡。

在王杨乡走访后,我再一次见到于羡军。我说起,我和你从前的朋友王健打过视频电话,他想念你。于羡军一言不发,过一会儿,站起身走开了。

王连权表示,他认为,只有流散人员自己想明白了,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他说:“对于帮助(协助)流散人员重建社会关系(社会网络),通常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建立信任关系,让流散人员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二是长期陪伴,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行动;三是充分共情,共情不是要去同情与怜悯,而是站在流散人员自身的视角、视野,既看到无限可能性,更要接受其局限性;四是肩负起多重角色,在对流散人员的服务过程之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多元化的,要去赋能,更要扶志。”

此外,有社工对我提及,有些多年在外务工的人,对家乡已没有归属感,对于他们,“户口也只是一张纸而已”。这些人会回到流浪地,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继续关照他们,给到温暖。

现在,于羡军习惯向人工智能提问。他问过AI,铁力有哪些工作机会?AI回复,这里是农业为主,机会不多。

他还会问些别的,比如,社保是什么,怎么办理?水果烂了,还能不能吃?

见面前,我对于羡军说,有一些人,还在试图完成“生活轨迹证明”、申请办理户籍,“你的故事能给他们一些安慰”。见面后,于羡军对我说,他愿意接受采访,只是因为感激福州市救助站、感谢公益组织。

于羡军所在的施工小队的老板,原先筹备开一个饭馆,招他当厨师。我采访的那两个月,老板遇到一些周转问题,饭馆开张延迟,能给于羡军的钱很少。他非常不好意思,对于羡军说:“我先教你做几个菜。你那东北烧烤不正宗。以后你到别人家店里,也能做事。”

据老板娘说,于羡军在施工小队里也非常沉默,但说过一句动情的话。他说:“不给钱,我也愿意跟着你们。”

老板养了一条狗,洗得非常干净、又听得懂人话。我第四次见到于羡军,陪他遛狗。在小区里走着,一条野狗跑来,想与这狗嬉闹。于羡军赶忙驱赶野狗,又厉声呵斥:“你跟它跑?你再这样,我就打你。”

他是嫌那野狗太脏。

那次,我忍不住劝说于羡军补缴养老保险。于羡军露出愠怒的神色,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激动起来。

又沟通一番,我才明白,他理解错了养老保险要在同一地点持续缴纳的涵义,以为要交养老保险,他就必须在一个地方待着,不能离开。他的意思是,他不愿意在老家待着。他希望余生一直凭他意愿漂流下去。

(欧勇、李强强、王健、李杨、周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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