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一所北京的理工高校发了一则通报:教师裴某因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被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通报很短,措辞很硬,没有缓冲,没有余地。
放在十年前,这样的解除聘用多半被当作师德个案,很少有人把它和人事制度的大气候联系在一起。不过把它和今年以来一连串高校公告摆到一起,味道就不一样了:同济大学通知全校专业技术岗位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江西财经大学四十人降级;重庆文理学院五十一人转岗退出;河南科技大学的招聘公告写明,两年聘期考核不达标,工资可以减发、停发,由教师本人、团队和学院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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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升即走”到“退出机制”,高校这只传说中的铁饭碗,正在从边缘开始,一道一道裂开。
一、非升即走,先是一道只拦新人的闸门
要理清这件事,得先回头看看“非升即走”是怎么长出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高校开始试行人事改革。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晋升职称,就应当自行离开,这就是最早的“非升即走”。后来这套制度逐渐演变成“预聘—长聘”体系:先给一个几年的预聘期,论文、项目、教学达标,转入长聘;达不到,期满走人。制度蓝本借自国外的终身教职轨道,本意是建一个赛马场,让年轻人凭成果说话,跑得出来留下,跑不出去离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道闸门只拦新人。预聘期是一座独木桥,桥这头是博士、博士后,桥那头是编制和长聘。年轻人在桥底下拼命跑,而已经拿到长聘、端上编制的人,基本还站在围墙里面,岗位稳,待遇稳,考核多是走个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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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一些高校的人事文件里写得很明白。一所郑州高校的青年专职科研人员计划规定:一个聘期三年,最多两个聘期;聘期内分年度、中期和届满考核;长聘考核合格,才能进入长聘岗位或教师岗位、纳入事业编制;考核不合格,终止聘任合同。就连安家费也是分期发放:入职先给一半,中期考核合格发三成,届满合格再发剩下两成,不合格,余下的不再发。每一笔待遇,都拴在考核的绳子上。
河南那所公办本科的2026年招聘公告,把这套逻辑又往前推了一步。预聘副教授年薪三十五万,预聘讲师A类二十五万,B类十万,数字听着不算低。然而公告附加了一条:两年聘期内考核达到良好及以上,才可以转入首聘期;考核不达标、超出两年,学校将减发或停发薪资,缺口由教师本人、团队以及学院自行承担。消息传到社交平台,有人把它概括成“自费上班”。这已经不是传统的降岗续聘,而是把用工风险直接下压给了个人和基层团队。这一阶段的压力高度集中在入口:青年教师,尤其是人文社科、没有博士后流动站的学科,进门先跑一场两到五年的长跑,跑不过就得离场。至于长聘教师,那扇门暂时还没有被敲响。
二、这一次,连长聘也开始动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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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同济大学发布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及考核续聘通知:全校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预聘岗三年一考;长聘岗六年一次总考核,中间再加一次三年中期评估。考核不合格者,视情况面临不续聘、转人才中心、转岗、低聘、降低工作量津贴或年终绩效、暂停研究生招生等处理。
舆论把它解读成“取消长聘”。严格讲,长聘序列本身并没有被取消,变的是考核频次和结果挂钩的力度:过去五年一考,现在六年总考加三年中评,考核结果直接连着待遇、岗位和去留。长聘从一场比赛的终点,变成了半路上的又一道关卡。
数字陆续散落在各地高校的公开材料里。江西财经大学全面开展聘期考核,四十人降级,低聘率接近百分之四;重庆文理学院近五年六人因考核不合格降岗,五十一人因胜任乏力有序转岗退出;徐州工程学院规定聘期考核不合格的教师须退出教师岗位;淮北师范大学降岗还要绩效扣回,连续三个聘期不合格再降一级岗位;南京工程学院不接受低聘、转聘的进入待聘,培训后仍不能上岗,可能解聘。
这份名单里,有普通地方院校,也有头部名校。这已经不是某一所学校的局部修补,而是一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员流动体系,开始真正运转。退出机制第一次从入口的青年教师,蔓延到了院内的资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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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饭碗是怎么一层一层碎掉的
要看懂这场变化,得先看清高校人事的旧格局。
过去几十年,高校教师凭编制加持,加上终身聘任保障,稳居社会公认的“铁饭碗”行列。一旦进入高校、评上高级职称,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安稳无忧。岗位能上不能下,人员能进不能出,一批教师站在编内,课照上,研照带,考核更多流于形式。
这套格局之所以能维持,依托的是高校规模的持续扩张。扩招那些年,编制和经费跟着学生走,新增岗位不断出现,沉淀下来的人有空间消化。如今风向变了:生源出现拐点,办学经费收紧,学科竞争加剧,学校开始算人效这本账。哪些岗位真正创造价值,哪些人在岗位上松了劲,人事部门要一笔一笔重新盘。
非升即走,解决的是“新人能不能留下”;退出机制要解决的,是“老人能不能下来”。前者是入口过滤,后者是存量盘活。逻辑链条清楚得很:先把预聘门槛立起来,再把长聘考核续上,最后把不合格、不胜任的人逐步转出教师序列。只是执行到基层,变形也跟着来了:考核指标高度依赖论文、项目和经费,课堂教学的权重常常被挤到一边;青年教师一边扛教学,一边跑帽子,一边凑论文,还没等达标,先背上了工资风险;学院为了留人,又要替学校分担薪酬压力。退出本应是优胜劣汰的池子,到了某些环节,却可能变成指标分配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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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出之前,先把规矩立清楚
客观地说,高校教师退出不是一件坏事。终身教职不等于终身不考核,岗位能进能出,本就是现代大学治理的常态。把混日子、不胜任的人调出教师序列,对潜心教书和做研究的人,也是一种保护。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考核的底层规则。考核标准是否公开透明,申诉渠道是否通畅,教学与科研的权重是否合理,退出之后的转岗安排、待遇衔接、生活兜底是否有章可循。尤其是当“不达标自付工资”这类条款出现在招聘公告里时,用工风险究竟该由学校、学院还是个人承担,法律边界在哪里,劳动者的合同权益如何保障,都需要更细、更硬的规则来划线,而不是让一纸公告把风险甩给最弱势的一方。
那份豫地公告里的博士,读完条款再签字;围墙里的长聘教授,也该明白聘书不再是一张可以躺平的保单。时代的方向盘已经换了:高校不再是一个人进来就能托付一辈子的地方,它更像一份不断续约的合同,每几年就要重新证明一次自己配得上这个岗位。
从1993年的“非升即走”,到2026年的退出机制,三十多年过去,高校人事改革走完了上半程。铁饭碗没有一夜之间被砸碎,可裂缝已经从年轻教师的门缝,爬到了长聘教授的桌前。至于这套机制最后究竟能不能筛出真正的好老师,还是只筛出一堆更精细的表格、更繁复的指标,答案不在任何一份公告里,而在往后几年的每一次考核、每一次申诉、每一场退出的处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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