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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信诈骗中“行为—结果”双重属地连接点的规范构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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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原标题:跨境电信诈骗中“行为—结果”双重属地连接点的规范构造——以刑法空间效力的“最小联系原则”为核心

摘要:跨境电信诈骗的管辖困境,根源于属地原则在“行为—结果”双重维度上的连接点泛化与位阶缺失。我国现行规范将十余项物理痕迹纳入“犯罪地”范畴,却未提供筛选与排序的规范标准,导致积极管辖冲突与消极管辖真空的悖论性共存。本文在检讨既有“实害或者影响关联性标准”之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主张以经过教义学校正的“最小联系原则”作为连接点筛选的基准规范。该原则区别于美国法上的“最低联系标准”,其功能不在于扩张管辖,而在于将管辖权的正当性锚定于与法益侵害具有实质且直接关联的连接点之上。据此,行为地应区分“物理控制型”与“技术远程型”两个层级,前者具有优先位阶;结果地应依实害确认的终局性程度排序,财产处分的实际完成地居于首位,被害人所在地则依附于处分行为地而非独立存在。在国内法层面,上述位阶规则宜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成文化;在国际层面,应以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的主权平等原则为框架,推动以“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为基准的管辖协调机制。本文的规范建构旨在使属地管辖从“存在联系即可管辖”的粗放逻辑,转向“联系愈实质、管辖愈优先”的分层逻辑。

关键词:跨境电信诈骗;属地管辖;最小联系原则;行为地;结果地;位阶化

一、问题的提出

跨境电信诈骗的管辖难题,并非晚近才进入刑法教义学的视野。但当诈骗窝点系统性转移至东南亚,GOIP设备将境外信号伪装为境内号码,资金经由多层“水房”账户跨境流转时,刑法第6条“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经典表述,便面临一个远比传统跨域犯罪更为尖锐的追问:在行为链条被有意切割、分散于多个法域的场景中,何种“行为”或“结果”与领域内的联系,才足以正当化刑罚权的启动?

我国实务部门的回应是持续扩张连接点清单。2016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犯罪行为发生地”扩展至诈骗电话的拨打地、发送地、到达地、接受地,将“犯罪结果发生地”延伸至诈骗所得财物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2021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进一步将手机卡、信用卡的开立地、销售地、流转地纳入犯罪地范畴。这一策略在操作层面缓解了管辖真空,却在规范层面制造了新的紧张:当被害人所在地、资金汇出地、收款账户开立地、服务器所在地同时指向不同法域时,管辖权的“竞相主张”与“相互推诿”往往并存,而连接点的数量与管辖权的确定性之间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反比关系。

既有研究对网络空间刑法效力的讨论,多集中于对“实害或者影响关联性标准”的评析,或对“最低联系原则”能否移植的争论。刘艳红教授曾系统检讨该标准的四项缺陷:形式模糊、内容不确定、借鉴不充分、根据不明确,并指出其“时而扩大刑法的空间效力射程,时而又缩小刑法的属地管辖范围”的不稳定性15。这一批判是切中要害的。然而,既有研究并未进一步回答一个更具操作性的问题:在跨境电信诈骗这一特定犯罪类型中,既然连接点的扩张已不可避免,应当依据何种规范标准对诸连接点进行筛选与排序?

本文的论证路径如下:首先,检讨双重属地连接点在跨境电信诈骗中的规范失序及其制度根源;其次,论证“最小联系原则”作为筛选基准的教义学功能,并厘清其与美国法“最低联系标准”及我国既有“关联性标准”的实质区别;进而,分别对行为地与结果地的连接点进行位阶化构造,提出可操作的分层规则;最后,探讨国内法位阶规则与国际协调机制的衔接可能。

二、双重属地连接点的规范失序及其根源

(一)连接点扩张的规范逻辑与内在张力

我国刑法第6条第3款确立的“行为或结果择一发生在领域内”规则,在传统犯罪中运行良好,因为行为地与结果地在物理空间上通常具有可直观判断的邻近性。杀人行为的实行地与被杀者的死亡地,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重合或邻近;盗窃的取财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同一物理时空内完成。属地原则的确定性,建立在物理空间的这种“可定位性”之上。

跨境电信诈骗打破了这一预设。诈骗行为的实施者可能在境外操控设备,被害人在境内接听电话并完成转账,资金最终在第三国被取现。行为与结果在物理空间上的分离,使得传统的“行为地”标准无法单独支撑管辖——实行行为在境外,若严格依照物理空间的“行为地”标准,管辖基础便只能诉诸结果地。司法解释的应对策略,是将“行为”与“结果”的概念从物理空间延伸至信息空间与资金链条。诈骗电话的“到达地”成为一个连接点,服务器所在地成为一个连接点,手机卡的开立地成为一个连接点。

问题在于,这种延伸缺乏位阶意识。以“诈骗电话的到达地”为例,被害人手机振铃的瞬间即产生一个“到达地”,但该连接点与法益侵害的实质关联极为稀薄——电话可能被自动拦截、被害人可能未及接听即挂断、诈骗信息可能落入垃圾短信文件夹。将其与“被害人实际处分财产地”等量齐观,无异于将预备行为的细微痕迹提升至与实行行为同等管辖权的规范地位。刘艳红曾指出,通说将“实行行为与结果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经过的中间影响地”亦纳入犯罪地范畴,而这些中间影响“只能被归属到影响标准的范畴中”,其结果是“主权的恶意膨胀将使实害或者影响关联性标准简化为影响关联性这一单独标准”1。这一诊断精准地揭示了连接点扩张的规范后果:当“影响”本身足以证成管辖时,属地原则的实质约束功能便告瓦解。

(二)过度管辖与管辖真空的悖论性共存

连接点的无序扩张产生了两个方向的负外部性。一方面,任何与案件存在微弱地理关联的机关均可能主张管辖,引发积极的管辖权冲突。实践中,多地公安机关对同一跨境诈骗团伙分别立案的情形并不罕见。张印的研究指出,部分国家管辖权的扩张导致“管辖权积极冲突”,而跨国网络犯罪的地域界限模糊化使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后续的并案协商与指定管辖虽能在个案中化解冲突,却消耗了大量司法资源,且协商结果的可预期性极低。

另一方面,当连接点过于分散且缺乏明确的位阶规则时,各机关又可能以“主要犯罪地不在本地”为由相互推诿,形成消极管辖冲突。悖论在于:连接点越多,管辖权的归属反而越不确定。一个机关可以援引“服务器所在地”主张管辖,另一个机关同样可以援引“资金汇出地”,而第三个机关可能认为两者均非“主要犯罪地”而拒绝立案。连接点的增殖并未带来管辖确定性的提升,反而为选择性管辖与管辖推诿提供了规范上的借口。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将“连接点的存在”等同于“管辖权的正当性”。刑法空间效力关涉的是国家刑罚权的边界,而非单纯的侦查便利。一个连接点是否足以支撑管辖,需要独立的规范性判断,而不能由连接点的数量或技术上的可取证性自动证成。刘海东在讨论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管辖协商机制时也指出,协商过程中应兼顾“主要犯罪地”“取证便捷性”“侦查便利性”等要素,但“主要犯罪地”的判断本身即需要位阶规则予以具体化,否则协商将退化为纯粹的权宜考量。

(三)国际法层面的主权约束

连接点的过度主张不仅是一个国内法问题,更触及国际法上的主权边界。202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第4条明确宣示:“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赋予缔约国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管辖权和履行该另一国本国法律规定的专属于该国机关的职能的权利”4。这一条款虽属宣示性规定,但其规范意涵不容忽视:一国以微弱连接点为由主张管辖,若实质上侵入了另一国专属的属地管辖领域——例如以“诈骗电话到达地”为由对完全在他国境内运作的诈骗窝点行使排他性管辖——便可能构成对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违反。

公约第22条在列举管辖权基础时,将“犯罪发生在该缔约国领域内”置于首位,同时允许缔约国在“犯罪针对的是位于该缔约国境内的计算机系统、装置或数据或人员”时确立管辖4。后一规定中的“针对”一词值得玩味:它暗示了连接点须与犯罪的核心指向具有实质关联,而非任何技术性的“触及”。这一表述为国内法上的位阶化构造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规范支撑。

三、“最小联系原则”的教义学定位与筛选功能

(一)从“最低联系”到“最小联系”:一个必要的术语校正

美国法上的“最低联系标准”(minimum contacts)源于国际鞋业公司诉华盛顿州案,其功能在于为州法院对非居民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权设定正当程序门槛。该标准的核心追问是:被告与法院地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最低限度的联系,使得维持诉讼不违反公平竞争和实质正义的传统观念”。我国学者在讨论网络管辖时,常以该标准为参照。然而,“最低”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为“只要存在哪怕最微弱的联系即可”。刘艳红在批评“实害或者影响关联性标准”时即指出,该标准“从形式上借镜于美国的最低联系标准,但拒绝美国的长臂规则”,由于“误解了长臂管辖规则和最低联系标准的关系,又没有充分吸收实质的最低联系标准”,因而“借鉴不充分”1。这一判断揭示了术语移植中的关键问题:最低联系标准的规范功能在于限制而非扩张管辖,其精神内核是“联系须达到足以使管辖正当化的程度”,而非“任何联系均可管辖”。

本文采用“最小联系原则”的表述,意在强调其筛选功能而非扩张功能。在跨境电信诈骗的语境中,该原则应被理解为:在诸多的地理连接点中,唯有与法益侵害具有实质且直接关联者,方能作为行使属地管辖的基准;联系愈间接、愈偶然,管辖权的正当性愈弱。这一理解与刘艳红所主张的“结果及与行为的关联度模型”具有方向上的一致性:“实害结果及其与行为的关系越直接、集中的法院地法院管辖地位越高;危险结果及其与行为的关系越间接、松散的法院地法院管辖地位越低”5。区别在于,刘艳红的模型以“结果”为单一轴线,而本文主张在跨境电信诈骗中,行为地与结果地需要分别进行位阶化构造,因为该犯罪类型的行为链条切割程度远高于一般网络犯罪,行为地的独立筛选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意义。

(二)最小联系原则的规范基础

该原则在我国实定法中并非无源之水。刑事诉讼法第25条确立的“犯罪地为主、居住地为辅”管辖原则,本身即隐含了对主要法益侵害地的优先考量。2022年《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定,有多个犯罪地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其中“主要犯罪地”的表述已然承认了连接点之间应当存在位阶差异。刘海东亦指出,在管辖协商中应“兼顾‘主要犯罪地’‘取证便捷性’‘侦查便利性’等要素”,而“主要犯罪地”的判断恰恰需要最小联系原则提供实质标准。

在国际法层面,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的主权条款为最小联系原则提供了另一重规范依据。公约第4条的主权保护条款与第22条的管辖权基础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规范结构:管辖权的行使须以主权平等为边界,而以微弱连接点主张管辖则构成对这一边界的逾越。张印在讨论跨国网络犯罪管辖冲突时主张“以法益侵害原则作为管辖权行使标准,以利益衡量原则和构建阶梯性优先次序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这一思路与最小联系原则的位阶化方案在方向上一致,但本文进一步主张,位阶化不应停留于冲突发生后的“利益衡量”,而应在连接点筛选阶段即通过规范标准予以前置性约束。

(三)最小联系原则与既有标准的区别

有必要将最小联系原则与我国既有讨论中的“实害或者影响关联性标准”作一区分。后者由学者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试图以“实害或影响”作为判断刑法空间效力的标准。刘艳红批评该标准“形式较模糊”“内容不确定”,其根源在于“影响”与“关联性”的弹性过大19。最小联系原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试图提供一个覆盖所有连接点的单一标准,而是要求对每一类连接点进行具体的实质关联判断,并通过位阶排序将判断结果制度化。换言之,关联性标准追问的是“是否存在关联”,而最小联系原则追问的是“关联是否足够实质以证成管辖”,且将这一追问嵌入分层规则之中,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与可预期性。

四、行为地连接点的位阶化构造

(一)物理控制型行为地与技术远程型行为地的区分

跨境电信诈骗的行为链条中,行为地可依行为人对物理设备的控制状态分为两类。物理控制型行为地,指行为人肉身所在或直接操控设备所在的地点,如诈骗窝点的所在地、用于拨打电话的手机持有人所在地、取款车手操作ATM的所在地。技术远程型行为地,指行为人通过远程指令或预设程序间接作用的地点,如境外服务器所在地、GOIP设备入网地、诈骗电话的到达地。

这一区分的规范意义在于:物理控制型行为地与行为人的身体活动具有直接同一性,证据的集中程度最高,侦查取证的可操作性最强,且与“行为人在此地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举止”这一归责基础最为契合。行为人对其肉身所在或直接操控设备所在的地点具有事实上的支配,在该地点形成的违法意志与法益侵害之间具有最短的规范距离。技术远程型行为地则往往只是信息传输链条的中间节点,行为人可能对该地点的法律秩序毫无认知,亦无在此地形成违法意志的实质可能。服务器所在地尤其如此:一台位于第三国的云服务器可能同时服务于数十个不同法域的犯罪活动,其所在地与任一具体诈骗行为之间的关联均属偶然。

(二)位阶规则的具体展开

据此,行为地连接点应作如下位阶安排:

第一顺位:诈骗实行行为的人身所在地与直接操控设备所在地。这是最狭义、也最无争议的行为地。若诈骗团伙部分成员在境内被抓获,其被抓获地或窝点所在地当然具有优先管辖地位。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不要求该地点是“全部”实行行为的实施地,只要行为人在此地实施了诈骗链条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行为——例如拨打电话、发送诈骗信息、操作转账——即足以证成第一顺位的管辖权重。反之,若行为人在境内仅从事生活起居或与诈骗无关的活动,则不能以其“所在地”主张行为地管辖。

第二顺位: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中,与财产处分行为直接关联的终端所在地。需注意的是,此处并非泛指“被害人所在地”,而是特指被害人实际完成转账操作的设备或场所。单纯的电话接听地不应单独作为行为地连接点,因其仅涉及意思形成的初始阶段,尚未进入财产处分的核心环节。这一限制的实质理由在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处分财产”,而被害人的处分行为在规范上属于构成要件结果的组成部分,其发生地与行为地的关联须以“处分行为正在此处实施”为限,而非以“被害人的身体在此处”为限。

第三顺位:技术远程型连接点,包括服务器所在地、GOIP设备入网地、诈骗电话的到达地等。此类连接点仅在无法查明前两顺位地点时,方可作为补充性管辖依据。其正当性基础不在于“行为在此发生”,而在于“若不以此为基础,将出现处罚漏洞”的辅助性原则。在适用第三顺位连接点时,主张管辖的机关应承担说明义务:为何前两顺位连接点无法确定,以及该技术远程型连接点与本案法益侵害之间具有何种非偶然的关联。这一说明义务的设置,旨在防止技术远程型连接点被滥用为争夺管辖的便利工具。

五、结果地连接点的实质化限缩

(一)实害结果与危险结果的管辖权重差异

电信诈骗的结果地连接点同样面临泛化风险。司法解释列举的“诈骗所得财物的实际取得地、藏匿地、转移地、使用地、销售地”中,各连接点与法益侵害的关联程度并不相同。实际取得地(如取款地)与法益侵害的关联最为直接——财产损失在此刻、此地被终局性地确认。转移地、藏匿地则发生在法益侵害完成之后,其功能在于掩盖犯罪痕迹或实现犯罪收益,而非构成法益侵害本身。将转移地与取得地等量齐观,意味着犯罪既遂之后的每一个后续行为地均可成为独立的管辖基础,其结果是将管辖权重叠至犯罪链条的末端环节。

检察实务中已有论者提出,犯罪结果发生地的管辖顺位应遵循“实害优于危险、实害程度更大者优于较小者”的规则。这一思路值得肯定,但需进一步明确:在电信诈骗中,财产处分的实际完成地(即被害人账户资金转出地或行为人账户资金入账地)应当具有第一顺位的管辖权重。理由在于,诈骗罪作为结果犯,其既遂以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发生为标志,而损失在哪个法域被确认,该法域便与犯罪结果建立了最实质的联系。与之相比,取款地虽然与“实际取得”相关,但取款行为发生在既遂之后,其功能是掩饰和实现犯罪收益,而非创设法益侵害。取款地可以作为补充性连接点,但不宜与处分完成地并列。

(二)被害人所在地的功能重述

被害人所在地在现行规范中被列为结果地连接点之一。但在跨境电信诈骗中,被害人可能身处A国,其账户开立于B国,转账经由C国的支付系统完成。此时,“被害人被骗时所在地”与财产损失的实际发生地可能完全分离。刘海东在讨论国际管辖协调时主张“被害人主要所在地优先管辖”原则,即“被害人仅在某一国家时,由被害人所在国家管辖;被害人涉及多个国家时,由被害人人数多的国家管辖”。这一方案在实务层面具有可操作性,但其规范基础需要进一步澄清:被害人所在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管辖基础,并非因为“被害人的身体在此处”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因为被害人的财产处分行为通常在其所在地完成,从而该地点与法益侵害之间建立了实质关联。

因此,本文主张,被害人所在地的管辖权重应依附于财产处分行为的发生地,而非独立存在。若被害人在境内操作转账,则其所在地与资金转出地重合,管辖权重自然成立;若被害人身在境外而通过远程指令操作境内账户,则财产损失在账户所在地被确认,被害人所在地仅具有辅助性的证据收集便利,不足以单独支撑管辖。这一限缩的必要性在于:否则任何一国公民在境外受骗,其母国均可主张管辖,属地原则将实质蜕变为消极属人原则,与刑法第8条保护管辖的制度安排产生功能重叠。公约第22条将“犯罪针对的是位于该缔约国境内的计算机系统、装置或数据或人员”列为管辖权基础4,其中“针对”一词同样要求连接点须与犯罪的实质指向相关,而非仅仅是被害人的偶然所在。

(三)中间影响地的规范排除

在行为地与结果地之间,还存在一类“中间影响地”:诈骗信号的中转服务器所在地、资金流转的中间账户开立地、通信链路的交换节点所在地。刘艳红指出,通说将这些中间影响地亦纳入犯罪地范畴,其结果是“主权的恶意膨胀”1。本文认为,中间影响地在跨境电信诈骗中应被原则上排除于独立管辖基础之外。理由在于:这些地点的功能是信息或资金的“通过”而非“作用”,行为人对该地点的法律秩序并无任何指向性,该地点与法益侵害之间的关联属于纯粹的技术性偶然。允许中间影响地独立证成管辖,将使任何一个通信基础设施过境国或国际金融节点国均获得管辖权,属地原则的边界将彻底消解。例外情形仅限于:中间影响地同时构成第一顺位行为地或第一顺位结果地(例如中转服务器同时是诈骗团伙实际操控的设备所在地),此时依其所属顺位处理,而非以“中间影响地”的名义独立主张。

六、双层构造的衔接:国内位阶与国际协调

(一)国内法层面的规范整合

上述位阶规则宜通过司法解释的修订予以成文化。具体而言,可在现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一条之后增设一款:“多个连接点分属不同公安机关管辖区域的,由具有第一顺位连接点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第一顺位连接点无法确定的,依次由次顺位连接点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技术远程型连接点及中间影响地,仅在无法查明物理控制型行为地及财产处分完成地时,方可作为管辖依据。”同时,明确“主要犯罪地”的判断应以本节所确立的位阶规则为准,而非由各机关在个案中自行裁量。

这一成文化方案的功能在于将管辖争议的解决时点前移。在现行制度下,管辖争议往往在立案之后才通过协商或指定管辖解决,而此时侦查活动已经展开,管辖变更的成本高昂。位阶规则的明示化使得各机关在立案审查阶段即可依据规范标准判断自身是否具有优先管辖地位,从而减少“先立案、后协商”的倒逼效应。

(二)国际层面的协调可能

跨境电信诈骗的根治,终究无法仅凭一国管辖规则的完善。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的通过,为缔约国之间的管辖协调提供了初步框架。公约第22条虽未强制统一各国的连接点标准,但其第4条的主权保护条款与序言中“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的宣示,为以最小联系原则为共同基准的协调机制提供了规范空间。张印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细化管辖权规则及冲突解决方案”,以“法益侵害原则作为管辖权行使标准”,这一方向值得肯定,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

本文建议,我国可推动在公约缔约方会议框架下形成一份“管辖协调示范备忘录”,以最小联系原则为共同基准,约定:当多个缔约国均主张管辖时,优先由“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所在国行使管辖权;若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难以确定,则由“核心实行行为实施地”所在国行使;其余缔约国通过证据分享、资产冻结与人员引渡予以协助。刘海东所主张的“被害人主要所在地优先管辖”方案在多数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中与“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重合,但后者在规范上更为精确:当被害人数众多且分布多国时,“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可依资金损失总额或被害人数量的集中度予以确定,而“被害人主要所在地”在操作中可能面临统计口径的争议。

这一路径的现实可行性在于:它不要求各国放弃现有的连接点清单,仅要求其在主张管辖时进行自我限缩。对于电信诈骗的高发流向(如从东南亚某国指向中国境内),主要实害结果发生地通常易于识别——资金从境内账户转出、被害人在境内完成处分行为——协调成本相对可控。同时,备忘录的非条约性质降低了谈判门槛,可作为公约框架下的渐进式安排。

七、结语

跨境电信诈骗的管辖难题,折射的是属地原则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双重压力下的适应性危机。连接点的扩张本身并非错误——在行为与结果被系统性分离的场景中,固守物理空间的单一连接点将导致处罚漏洞。错误在于将扩张等同于正当,将“存在联系”等同于“可以管辖”。本文以“最小联系原则”为筛选基准,试图在行为地与结果地两个维度上重建位阶秩序:行为地以物理控制为核心,技术远程型连接点退居补充地位;结果地以实害确认为核心,中间影响地被原则性排除。这一构造的规范意义在于,它使属地管辖从“存在联系即可管辖”的粗放逻辑,转向“联系愈实质、管辖愈优先”的分层逻辑。

当然,位阶化构造的实效有赖于司法实践的检验与调适。不同法域对“实害结果发生地”的认定可能存在分歧,资金流转的瞬时性亦可能使“损失确认地”的确定变得困难。区块链支付与加密货币的介入,更可能使资金链条的物理定位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技术性难题有待后续研究结合具体案例类型予以细化。但方向应当是明确的:在刑罚权这一最敏感的国家权力领域,联系的“量”不能替代联系的“质”,管辖的“便利”不能僭越管辖的“正当”。联合国网络犯罪公约所确立的主权平等框架,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规范契机,而国内法上的位阶规则,则是将这一契机转化为可操作制度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 刘艳红.《论刑法的网络空间效力》[J]. 中国法学, 2018(3). 15

[2] 刘海东.《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法律适用问题检视与解决》[J]. 人民检察, 2026(5).

[3] 张印.《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困境及冲突解决》[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25(2).

[4] 联合国.《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Z]. 2024年8月8日通过. 第4条、第22条. 4

[5] 宋珊珊、朱峰、林喜芬.《涉外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办理难点》[N]. 上海法治报, 2024-11-25(B02). 6

[6] 张秀恒.《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问题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 2025.

[7] 宋佳伟.《跨国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研究》[D]. 山东大学, 2024.

(文章编辑:唐从祥,笔名唐驳虎,研究方向:法学思想与历史文化;注: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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