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钥匙插进锁孔时,我甚至用了点力,因为它三年没转过,里面大概积了点灰,也可能是锁芯生了涩。
我站在玄关的声控灯底下,拍了拍手,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鞋柜上那双熟悉的男士皮鞋,鞋尖微微磨白,是周明远常穿的那双。我拎着拉杆箱,箱轮碾过木地板,发出咕噜一声轻响。我这次回来,目的很明确:把那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放桌上,把房子过户或折现的方案谈清楚,然后彻底结束这场拉锯战。
三年前,我们也是在这样一盏昏黄的灯下吵翻的。那会儿他刚升了部门主管,每天回家不是改方案就是接电话,连我发烧去医院,都是我自己打车挂号、排队输液。半夜我烧得迷迷糊糊,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想给他打个电话,屏幕上跳出一条工作群消息,他回得飞快,语气里有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劲头。
第二天一早,我把熬了一晚的粥倒进水槽,问他:“周明远,这个家里到底有没有我?”他皱着眉,眼底全是红血丝,说:“林晚,我现在拼命不是为了我自己,你能不能体谅一下?”
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一气之下,我接了国外一个交流项目的offer,买了张机票就飞了过去。起初我还等着他追过来,或者至少发条长一点的消息服个软。可等来的只有客套的问候、时差里的寥寥数语,到后来,连逢年过节的祝福都变得像走过场。
冷战拖着拖着,就变成了默契的疏离。在国外的三年,我忙着适应新环境、做项目、应付各种琐事,偶尔午夜梦回,心里那块地方还是会隐隐作痛,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算了,既然合不来,不如体面地散场。
这次回国,我提前一周就跟他发了微信,说周六下午到,有事当面谈。他只回了一个“好”字,没有问航班,也没有说来接。我心里冷笑,觉得这婚离得倒也干脆,连最后一点拉扯都省了。
门开了,客厅里没有我想象中的冷清,也没有堆满外卖盒和乱糟糟的衣服。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干净的皂角味,还有一点……炖汤的香气。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自己的鞋,又抬头看客厅。沙发上整整齐齐码着几个靠枕,茶几上放着一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几枝黄色的洋甘菊,花瓣新鲜得像是刚买回来的。墙角那盆原本快被我养死的龟背竹,此刻绿得发亮,舒展开好几片新叶。
厨房的门虚掩着,里面传来切菜的笃笃声,节奏不快不慢。
我提着箱子站在原地,一时竟忘了往前走。三年了,我脑子里演练过无数次见面的场景——他大概会一脸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或者找借口说改天再聊。我甚至把“我们冷静了这么久,放过彼此吧”这句话在心里排练了不下百遍。可眼前的景象,却让我那套准备好的说辞卡在了喉咙里。
“回来了?”周明远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条灰色的擦手巾,一边走一边擦手。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卫衣,头发比三年前短了些,鬓角居然冒出了几根白头发,眼角也有了细纹,整个人看起来沉稳了许多,却不再是当年那个紧绷着神经、随时准备冲锋的年轻男人。
他看到我,脚步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身后的大箱子上,又抬起头看我,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防备,只有一种很轻的、像老朋友重逢一样的平和。
“嗯。”我把箱子推到墙边,拉杆收进箱体,发出咔哒一声。我从随身包里拿出那份牛皮纸文件袋,捏在手里,指节有点发白,“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谈谈离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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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远没有立刻接话,他走到饮水机旁,接了一杯温水递过来:“先喝口水吧,坐飞机累了吧。”
“不用了,我不渴。”我站在那儿没动,把文件袋往前递了递,“协议我都看过了,财产分割按我们之前说的来,房子归你,我不要那份折价款了,就当这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