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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惹到中俄美三国,国际刑事法院干了什么?外交部给出明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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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1月20日回应《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涉国际刑事法院条款时,用的是一句在外交辞令中并不常见的表述:“任何国际司法机构都不应违背国家同意原则,不应滥用管辖权,应该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这段话的措辞值得逐项拆开看。“国家同意原则”指向的是管辖权根基,“滥用管辖权”指向的是管辖权的实际行使方式,“政治化和双重标准”指向的是行使管辖权时的选择性。三项批评对应三个不同的制度层次,而不是一次笼统的表态。把它们放在ICC同时遭遇中美俄三国不同形式反制的这一年里看,中方的回应不是在附和某一方的立场,而是在为一个三国各自用不同方式触及的共同问题提供法律语言上的概括。

美国对ICC的打击方式最直接,也最不留法律余地。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ICC“针对美国和以色列采取非法且无根据的行动”为由启动制裁,此后制裁范围从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逐步扩展到院长赤根智子、副检察官、多名法官和工作人员,截至2026年10月已覆盖17名相关人员。10月9日的升级将制裁对象从个人扩大到整个机构:冻结ICC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士控制的资产,原则上禁止美国人士与该法院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美国金融体系对ICC的通道被实质性切断。鲁比奥的表态没有停留在制裁本身,他说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这句话把制裁的功能说得很清楚:它不是对某个具体裁决的报复,而是迫使ICC在结构层面向美方立场靠拢的杠杆。ICC的回应是“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但一个需要美元交易、美国信息技术服务和数十名美国籍雇员薪酬来维持日常运转的机构,在面对全球最大金融体系的全面封锁时,“不屈服”能维持多久,是比任何逮捕令都更具体的问题。

俄罗斯的路径与美国不同,但落点相同。2023年3月ICC以涉嫌从乌克兰带走儿童为由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莫斯科的回应没有停留在外交抗议层面。2025年12月,莫斯科市法院对ICC院长赤根智子、前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前院长霍夫曼斯基等9人进行缺席审判,以“追究明知无辜者刑事责任”等罪名判处15年至3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随后将9人列入国际通缉名单。2026年10月,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正式向荷兰政府提出移交赤根等人的请求,荷兰方面预计不会同意,但请求本身的法律含义并不取决于对方是否配合。俄方的逻辑是一套对等管辖:你用国内法体系之外的一套规则来约束我的国家元首,我就用我的国内法体系来审判执行这套规则的人。这种反制在实效上无法真正将赤根等人送上俄罗斯法庭,但它制造了一个ICC无法回避的先例——ICC官员在履职过程中可能面临来自非缔约国的刑事追诉风险。对于依赖人员流动和国际合作来运转的司法机构而言,这种风险本身就会改变行为模式。

中国的位置与前两者有本质区别。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ICC对中国国民不具有条约上的管辖权,因此中方不存在被ICC直接起诉的现实风险。中方的批评集中在制度设计层面,孙磊大使在联大的发言把这一点说得比外交部记者会更为具体:法院的管辖权来自主权国家授权,未经非缔约国同意管辖该国国民“违背国家主权原则”;《罗马规约》第27条关于国家元首豁免的规定“仅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不能改变缔约国对第三国所负的豁免义务;法院在有关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后继续行使管辖权、仅以犯罪行为的部分要素发生在缔约国领土就主张管辖,“应予认真反思”。这三项批评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案件的结果,而是ICC赖以运转的管辖权逻辑本身。杜特尔特案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注脚:菲律宾已于2019年退出《罗马规约》,ICC仍在2026年4月裁定对该案具有管辖权并拒绝释放申请。中方对这一逻辑的拒绝,与三国宣言中“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至关重要”的表述在法理上完全同构。

把三条线并置,需要避免一个误读:中美俄并没有在协调行动。美国制裁ICC的驱动力是保护本国及以色列人员免受调查,俄罗斯通缉ICC官员的驱动力是对普京逮捕令的对等报复,中国批评管辖权的驱动力是对非缔约国主权边界的维护。三组利益诉求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战略设计。但恰恰是这种缺乏协调的状态,使ICC的处境更为棘手。如果三国的反制是协调过的,ICC尚可将之描述为一场有针对性的政治围堵,从而在缔约国群体中动员支持;但三国各自基于不同理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点对ICC的不同层面施加压力,恰恰说明ICC的制度设计在多个方向上同时触发了结构性反弹。一个机构如果只让某一类国家不满,问题可以被归结为立场分歧;如果同时让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无论其国内政治体制如何——都选择用对抗而非合作的方式与之打交道,问题就回到了机构自身的管辖权设定和执行力来源上。

ICC的执行力从成立之初就建立在一个未言明的前提上:主要大国要么是缔约国并愿意合作,要么至少不会主动阻挠。美国不是缔约国,但ICC的日常运转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金融和信息基础设施;俄罗斯在被触及核心利益后选择了直接的对等反制;中国不是缔约国,其批评指向的是管辖权向非缔约国延伸的合法性本身。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否定了ICC对自身或自身关切对象行使管辖权的正当性,而ICC的逮捕令和审判程序在缺乏大国合作时,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仅限于缔约国领土范围内的人员流动限制。赤根智子被俄罗斯通缉、卡里姆·汗被美国制裁、杜特尔特案在菲律宾退出后仍被推进——这些事件指向的并不是某一个法官或检察官的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在主权国家体系尚未完成让渡授权的前提下,试图以司法机构的名义行使超越授权范围的权力时,必然会遭遇的阻力分布。中方的回应之所以不需要点名任何一方,是因为它概括的对象不是某一国的行为,而是这种阻力在法理上的共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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