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23号武汉封城，16号我离开武汉回家。6月份，新发地疫情爆发前，我正好离开北京去了武汉。上周末，我从北京飞广州。
每次同疫情擦肩而过，我觉得自己并非完全是幸运，而是因为工作更自由。
之前北京新发地和顺义两次疫情的爆发，证明了体力劳动者更容易暴露在病毒面前。流调数据里，有人从清河到燕郊通勤两小时，有人下班骑电驴去顺丰兼职分拣，网约车司机更是接连中招。这一次大兴二次爆发，又是打工人通勤必须经过的4号线。
与此同时，却有端着铁饭碗的媒体人写下了标题，“可恨!26岁石家庄女子确诊前连续六天下班兼职”。
忘掉那种对“大灾变”可能导致社会重置，人人平等的浪漫幻想吧。灾难只是进一步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全球范围内，低收入者在接受放水救济，但是优质资产的价格却在暴涨。比特币上天，美股上天。最近房市行情启动，深圳一房难求的是豪宅，北京涨得最凶的是学区房。
如果全球的疫情不结束，疫苗没有完全普及，再拖个两三年，可能每一个严防死守的冬季，都有这样一次小范围的多点爆发。这种打工人吃土，资本狂欢的场面可能一再上演。
差距拉大的结果是，人们的共情能力在迅速丧失。比如最近郑爽的这个热搜。
在我的印象里，代孕该死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两年才变成主流的。
之前LGBT代孕，独立女性代孕都是理解万岁的。原来的理念是，是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以后大家都有机会。所以几年前徐静蕾在节目上根本没有讳言，冻卵，准备以后“借个肚子”。
郑爽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还处于那种社会氛围的尾巴。中介告诉你行，律师告诉你行，圈子里很多人都干了，钱更不是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两个人感情生变，经济纠纷，孩子成了牺牲品。
那些伤天害理的话，都是两个处于情绪对立的家庭之间的表达。不把孩子当孩子，也是因为郑爽本人没有十月怀胎，没有跟孩子建立那种血肉相连的感情。所以我一直非常赞成中国法院近年来的一次判决，把孩子判给代孕妈妈，而不是生物学意义的妈妈，法官的原话充满了人文关怀，
“在公众最朴素的伦理观念当中，母子关系的确立并非基于生物学上的基因延续，而在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和分娩阵痛带来的情感关联，这也是《出生医学证明》以孕育分娩来记载母亲的原因所在”。
代孕妈妈跟奶妈有点像，都是帮助经济上处于优势的女性摆脱生育惩罚。在封建社会，从皇帝到读书人，尚且知道尊重奶妈和孩子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康熙称曹寅的母亲为“吾家老人”，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以卑微之身获太后之尊。红楼梦里诸位公子的奶妈，地位都高于老爷的妾。阿长并非鲁迅的乳母，只是保姆，鲁迅还是要称之为长妈妈。
反而到了更加具有人文关怀的现代社会，代孕妈妈却被一纸文书隔绝，成了彻底的商品。所以贫富差距一大，代孕原来还有的一点女性互助的色彩就迅速消失了。把低收入者的身体商品化的色彩就浓重了。
也无怪，现在大家的观点是，你的自由对我就是剥削，你凭什么先自由？
于是老女权，就变成了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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