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
这是著名革命家瞿秋白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中的一句。《多余的话》全文2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正文分七个部分：“何必说”、“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
瞿秋白，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道中落债台高筑生母自杀，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翌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苏俄，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主持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政治局书记，后曾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遭王明打击被迫离开中央。
瞿秋白被俘以后，拒绝国民党的劝降，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自己灵魂的自白，是一个文人的反思。瞿秋白曾经在《赤都心史》中说：“‘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这个宣言宣告瞿秋白革命人生的开始，可是革命是残酷的曲折的，对于瞿秋白这个书生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经过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以后，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认为自己的本质还是文人，“‘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瞿秋白说自己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做了“调和派”的领袖。文人缺乏实践性瞿秋白看得很清楚，“‘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
瞿秋白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太勉强，“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我对这些学问，的却只知道一点皮毛”、“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所以瞿秋白自言，“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
瞿秋白说自己是半吊子文人，实际上就是革命精神与“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说“我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文人思想本质还是一个文人，所以坦言自己“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瞿秋白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问其含义，答曰：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谦他从政当领导力所不及。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瞿秋白毫不留情坦露自己性格中懦怯、伤感、颓唐的一面，这种淋漓尽致的自我分析和解剖，正是一个文人书生的本色。瞿秋白最后说：“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决！”
瞿秋白才华横溢被鲁迅先生视为知己，”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先生痛心愤慨，书写了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瞿秋白还给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了他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信：“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一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瞿秋白牺牲后，《多余的话》就一直都在争议之中。
199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瞿秋白文集》时，将《多余的话》以“附录”形式收入“政治理论篇”第7卷，编者交代：“《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与参考。”
由于迄今国内外从未公布《多余的话》之手稿，所以它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不同的意见。鲁迅看到《逸经》刊出《多余的话》之后，也认为“这是假的，是伪造的”，曾与郑振铎商量把原稿调出来鉴别。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瞿秋白所写的，又看不到原稿自然认为是假的，连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难以确定这份写作是不是由瞿秋白亲笔写下，或者有没有遭到篡改。
当年驻扎长汀、直接审讯并执行枪决瞿秋白的原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向调查人员出具了书面证明：“第一，瞿秋白没有叛令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了，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瞿秋白的文人情怀始终没有改变，最后还忘不了“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枪毙的时候依旧是革命浪漫主义，从容不迫坦然而言“此地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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