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6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于8月在深圳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变·崛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在接受网易财经智库专访时，围绕户籍改革、养老金、人工智能等多个热点议题发表观点。
农民工落户可释放万亿消费潜力
需理顺央地改革激励机制
蔡昉指出，农民工落户本质上是户籍制度改革。近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居住，甚至有的人已经在城市生活、工作很多年，但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当地的户籍人口。相应地，他们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实现均等化，仍然存在一定差异。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工不管挣多少钱，仍然存在后顾之忧，这种后顾之忧会使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相适应。他们还需要为未来回到农村养老等问题做准备，因此消费水平会受到显著抑制。
根据中国社科院和OECD经济学家的调研测算：如果给农民工城市户口，仅仅这一项变化，就能够使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30%。当前有一亿多人稳定在城市的农民工，如果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能够提高，就能够带来1万亿至2万亿元的新增消费。
蔡昉表示，我国整体消费率目前在40%左右，如果农民工消费水平提升，至少能够带动消费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影响还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农民工落户以后，他们会更多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技能水平也会得到改善，并进一步融入城市。随着这些变化发生，他们的消费还会升级，消费水平也会继续增长。
谈及农民工落户改革推进中的难点，蔡昉称，实际上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与应该达到的水平仍然存在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还不充分。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党中央的相关文件一直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是没有进展。
蔡昉认为，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实际上走了两条并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直接给农民工城市户口，但目前还没有达到特别大的规模；第二条道路则是降低户口与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即使农民工没有得到城市户口，只要在城市工作、就业、生活，也可以逐渐享受到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方面推进得更快一些，今后也会进一步加大力度。
为何户籍制度改革推进速度不如预期？蔡昉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所谓的“激励不相容”。农民工落户能够带来非常明显的改革红利。从供给侧来看，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力供给；从需求侧来看，则能够扩大消费。但是，这些改革红利更多是宏观意义上的。中央层面的相关文件规定得很清楚，改革推进也比较快，但具体实施还与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积极性有关。
他表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知道这项改革是有好处的，但推进改革首先需要承担的是直截了当的成本，比如增加社会保障补贴、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等，这些在短期之内都会转化为政府的额外支出。但与此同时，改革长期产生的效益又是比较长期、比较宏观的。
因此，蔡昉认为，这里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对此，虽然他本人还不能提出特别具体、操作性的改革建议，但总的原则应该是把这项改革变成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中央政府来推动，同时让中央政府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并进一步界定哪些成本应该如何分摊、哪些收益应该如何共享。这样通过增强改革激励，可能会更好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不必担忧未来养老金变为“白条”
劳动生产率可以跑赢老龄化速度
针对年轻人担心“养老金20年后会不会变成一张白条”的焦虑，蔡昉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解释，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是现收现付，今天缴纳的养老保险，并不是等到缴费者退休之后再把今天缴纳的钱还给他，而是马上用于支付给现在已经退休的人。而年轻人将来领取的养老保险，则是由那个时候的劳动者所创造的财富来支撑。
对于未来人口老龄化加深、劳动力人口大幅下降是否会影响养老金保障的问题，蔡昉表示，第一，从逻辑上来说，首先不应该想着养老金未来会不会贬值，而应该去看未来的劳动生产率——不是看你今天交多少，而是看未来中国达到了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人均GDP是多少，国家财力是多少；第二，之所以有人担心未来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是因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抚养比、赡养比会提高，也就是未来社会中有较少人工作、更多人退休，人口抚养比和赡养能力会发生变化。
但蔡昉认为，即使人口老龄化会继续提高，从国际经验和历史角度来看，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赶不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
蔡昉表示，按照宏观的测算，我国从2025年到2035年这十年时间里，赡养比大约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这与人口老龄化有关，因此大体上可以把4.5%理解为老龄化的速度。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之后会感到担心，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目标，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并达到相应的人均GDP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实际上会快于老龄化速度。
蔡昉指出，按照宏观的测算，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概能够达到5.6%，比4.5%的老龄化速度高出约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是可以跑赢老龄化速度的。
蔡昉进一步表示，实际上未来我国还拥有两个红利：
第一是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就能够带来改革红利，而且是真金白银，还有其他各种方面改革，也都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如果改革红利能够进一步释放，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那么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不会只停留在5.6%。
第二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红利。蔡昉指出，现在人工智能还没有全面释放提高生产率的效应，但是从逻辑上，至少从目前的研发和应用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人工智能一定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所得，也应该计算到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当中。
蔡昉表示，根据现有一些研究来看，未来十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有可能达到7%以上。相对于4.5%的老龄化速度，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可以超过老龄化速度2个百分点以上。这当然只是一种设想，但人工智能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AI 提升劳动生产率只是第一步
做好分配才能转化为民生福祉
蔡昉表示，历史上历次技术变革有共同点，就是都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指单位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劳动投入作为分母，因此提升劳动生产率，企业首先会选择缩减分母，也就是减少劳动投入。对单个企业而言，该行为具备合理性，但如果所有企业都采取同样做法，又没能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就会带来就业层面的问题。
他认为，人工智能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且这一过程可能会来得更快。因此，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应对的问题是，不可能让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降下来，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要强调的是，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民生福祉的基础；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成果必须做好分享，如果成果无法共享，就不能够转化为民生福祉，因此分享尤为关键。
对此，蔡昉提出两方面建议：第一，做好制度建设，未来我们如何把做大的蛋糕更好地分配到每一个人；第二，着力提升人的能力，未来人才培养，不是着眼提高人与人工智能开展竞争的能力，而是培养人与人工智能协作、互补的能力。多项研究表明，人类存在现阶段人工智能尚难以企及的能力，我们仍拥有发展的时间窗口，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未来的教育模式、培训模式都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路径去发展，而不是一味强化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仍然拥有很多机会。
蔡昉表示，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收入分配的调节不能固守旧有路径，我国发展阶段已经来到强化再分配的节点，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不论市场初次分配收益高低，都要站在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开展再分配，推动从侧重初次分配向重视再分配转变；第二点，并非简单把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拿来平均分给低收入群体，再分配的手段应当以供给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再分配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
蔡昉表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未来的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加强调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这也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即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满足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地来自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个人生产的私人产品供自己消费。但当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以后，人们的此类生活已经得到满足，就会对环境提出要求，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公共品；人们会对社会保障提出要求，也会对更好的文化生活提出要求，而这些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
对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是否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蔡昉表示，边际效应递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效用和体验会随着消费的数量增加递减，但未来人们的满足感更多来自公共品，具有效应递增的性质。
AI时代不能只追着人工智能学
更要掌握人的能力的比较优势
谈及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样的人才最贵，蔡昉表示，在人工智能冲击下，应该加紧做好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培养模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但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是要去学习人工智能，要善于驾驭它。
蔡昉指出，从劳动力市场上可以看到，现在谁掌握AI，谁就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如果一个人的技能和AI无关，自己也不掌握这个工具，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就不受青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尽可能去懂得AI、驾驭AI，让AI为人服务。这是需要做的，也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方向。
但蔡昉表示，现在大家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具体的模型，而人工智能模型日新月异，每天都在变化。过去人们常说，一个人在最好的年华学会了一种技能，毕业以后却发现这种技能已经没有用武之地，变成了所谓的“屠龙之技”，因为那条“龙”已经灭绝了，掌握这项技能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
他认为，AI其实也是一样。因此，学习AI不能只停留在具体工具和具体模型层面，而且必须学到更加基础的东西，也就是掌握人工智能背后的逻辑。当然，这些问题目前大家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需要进一步探索，也有很多专家正在研究。
第二，未来在人工智能时代，蔡昉自认为是个乐观派。他认为，人工智能在相当多的岗位上、相当多的能力上，会达到人的水平，甚至超过人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AGI。
蔡昉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人一直追着人工智能去与之竞争，或者一直追着人工智能的模式去学习，是没有出路的。有一部分人确实需要与人工智能并驾齐驱，比如研究AI的人就必须超前掌握AI。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应该转向掌握人工智能相对不足的技能。
蔡昉表示，人们常常讲有一种“隐性知识”，即有些知识是会做但不会说，能够做却不能说、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这些方面可能恰恰是对AI来说比较困难的地方。
蔡昉指出，人工智能在推理能力、计算能力方面非常强，但是在动作能力、主观感受能力方面，目前仍然与人存在一定差别。从机器人和大语言模型之间的差别，也能够看出这一点。相对来说这些是人的优势所在。
蔡昉认为，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行合一”，西方古典哲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过“实践智慧”。这些都是人的独特优势，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发挥，以便让人类未来能够与人工智能形成更加有效的协作。
蔡昉表示，人机协作、互相补充，可能会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人不应该一味地追求在所有方面都追赶人工智能，而应该找到人工智能相对不足、而人类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对于当前一些家长担心孩子“掉队”，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习编程等AI相关技能，以及学生和家长在专业选择上追逐热点的现象，蔡昉表示，实际上现在的编程完全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蔡昉认为，即使选择了与AI竞争、或者站在人工智能最前沿的专业也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仍然需要学到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逻辑，比如可以增强人文、艺术和哲学方面的素养。
蔡昉进一步指出，所谓人与机器不一样的特殊能力，有些方面现在还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也许存在于一些更加深层的文化之中。因此，人文的东西、哲学的东西、古典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掌握的，至少“开卷有益”，这些知识不会让人觉得学了就是白学。所谓的“无用之学”，可能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就会发挥作用。
因此，蔡昉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追着AI跑”。一方面，人需要学习AI、理解AI、驾驭AI，让人工智能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找到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异，发挥人的比较优势，通过人机协作、互相补充，找到未来发展的更多机会。
生育率下降不会终结住房需求
房地产仍有巨大内需潜力
谈及“生育率下降，是否意味着人口变化将永久削弱住房需求”时，蔡昉表示，首先要厘清，未来我们是否还需要再造一个房地产大周期。从历史来看，房地产曾经形成了非常强劲的投资需求，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过去。因此，未来并不一定非要回到过去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非要重新再造一个大的房地产周期。
但蔡昉强调，房地产是不是未来中国经济重要的内需因素？答案肯定是。如果所谓“永久结束”指的是房地产需求永久结束，那么这个说法就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人口未来确实不会继续增长，而且还将面临持续老龄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和住房需求就会永久消失。
蔡昉表示，未来中国房地产和住房需求仍然存在巨大的潜力，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看到：
第一，城镇化率仍存在巨大提升空间。即使未来中国城镇化率接近70%，与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相比，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城镇化进程还没有结束，城镇化率仍然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而城镇化本身就会带来相应的住房需求。
第二，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大约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别，而这个差别里面也包含着巨大的住房需求。随着更多人口真正实现城镇化，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相关住房需求仍会得到释放。
第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目前中国人均GDP即将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毕业，未来中国将进一步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同的人均GDP水平，对住房需求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蔡昉进一步指出，未来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继续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甚至成为更高阶段的发达国家，到那个时候，人们对于住房的需求还可能进一步发生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住房需求是长期存在的，对于中国而言，未来房地产和住房需求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
当前房地产发展是否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对此，蔡昉认为，这一现象本质上是统计层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房地产是国内规模巨大的内需支柱，行业通过拉动大规模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民众为购置房产，长期积攒资金、背负房贷，导致日常消费无法充分释放，但抛开统计层面的定义与差异来看，传统房地产发展模式需要转型，而行业长期的需求潜力依然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