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州大地上，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往往是和其赖以生存的职业紧密相连的，而大多数普通人在一生中都只能拥有一个职业，扮演一个人生角色，这是大多数小人物的宿命。
但如果遇上了某个风口却不一样，俗话说“风口之下，猪都能飞起来”，而当这种风口是因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引起的话，它给小人物的赋能可能就不只是“飞起来”那么简单了。
管方洲就是这样一个在政策风口下飞得老高的小人物。他生活在明朝万历年间，那个时候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在大刀阔斧的搞财政改革，实行赋税和徭役折银的政策。
通俗的讲其实就是货币化改革，即政府的征税和徭役都用白银来衡量，让银本位成为明朝经济的基础。银本位政策推出之后，最先受益的自然是朝廷，收税更方便、计算更简便、最关键的是转运成本低。其次受益的便是各类钱庄，朝廷鼓励用白银交易，市场上白银的需求量自然也就会增加，作为金融流通的重要环节，钱庄获益自然不小。而最后获益的则是小人物银匠。
中国古代的社会层次分布从高到低分别为“士农工商”，即工匠的地位仅仅高于商人而已，而在有钱的商人面前，工匠的那点地位也显得微不足道。
管方洲就是一位银匠，生逢其时的他，在苏州的官银铸造所里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份铁饭碗的工作，但身处时代的风口之下，怎么可能满足于一份稳定的工作呢，作为一名银匠，他只需要一点点手段，就可以以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官银吃官银的方法，让自己过上连许多苏州公职人员都羡慕的生活。
实质上，管方洲确实如此，只不过和一般的银匠相比，管方洲的胃口要大得多，他利用职务之便所攫取的可不是什么碎丝渣银，而是足以达到千两之巨。
管方洲能有如此大的胃口，和他所处的苏州这座城市有很大的关系。
苏州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海港，但却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整个明朝陆海贸易的商业枢纽。批发商将大宗出口物资汇聚于此，再分批发往太仓、上海、嘉兴等地的潮港，最终运往沿海各地，甚至远销日本。管方洲可能并不懂外贸生意，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见到了太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珍奇异物，它们被装载在一艘艘海船上，这其中，经由菲律宾，从拉美而来的白银，是管方洲最为关注的。
如果说官银所里的白银已经多得让人瞠目结舌了，那么这些海船上的白银，则多得让人无法想象。身处如此环境的管方洲，此刻想的已经不仅仅是如何拥有如此多的白银，而是在思考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些满载白银的船从何而来？
伴随着这些思考，管方洲更想看到，和体验的是另一种阶层的人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欲望，一种不再满足于吃饱喝足，而渴望阶层跃升的欲望。
因此他从官银所里拿走的官银越来越多，直到这个窟窿变得越来越明显，最终东窗事发，管方洲被羁押在了苏州卫的镇抚司监狱中。
如果是之前的小人物管方洲，他的人生多半也就到此为止了，按照《大明律·工律》第451条“冒破物料”的规定，应援据《大明律·刑律》第287条“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论处，即盗官钱40贯者斩首。或者，应以第288条“常人盗仓库钱粮”罪论处，如果这样的话，盗窃得财80贯者绞刑。
即管方洲的最终结局只有斩首与绞刑的区别。
但风口之下飞起来的管方洲已经不是一个小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呢？
在被羁押期间，苏州卫的官员们在等待朝廷的最终判决结果，但管方洲却过起了和平日没有什么两样的生活。
他在白天可以随意出入这在外人看起来高度设防的监狱，晚上按时回去即可，这跟富裕起来后的管方洲结了一个在监狱当百户的亲家有关，最主要的还是跟管方洲的勾兑谋划有关。
整个镇抚司衙门，从兵卒到上官，几乎都为管方洲开了后门。
但管方洲却给他们这个后门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那就是在判决下达的前一天，和往常一样外出溜达的管方洲，在傍晚时分却并没有如期回到监狱。
很明显管方洲逃走了，镇抚司出动了所有的兵卒也没有找到管方洲的踪迹，合理的解释时，他上了某条船，去了广袤无垠的大海，而必须要为这张船票买单的就是他那个当百户的亲戚。
管方洲跑了，但管方洲的故事还没完，他是如何上的船，市舶司的检控人员竟然一点没有察觉？这些都成为了疑问，而张居正所刮起的那场风却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有更多的小人物等着起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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