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民族为国家，张作霖为了谁呢？看看他和日本是什么关系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指挥军警宪特300余人，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袭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强行逮捕了李大钊和在该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党员共60余人。

李大钊被捕，震动舆论。北京九大国立大学校长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之策，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张作霖能够采取宽大主义，把李大钊移交法庭办理。章士游说奉系总参议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不要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杨度更是积极奔走斡旋于北洋官僚之间。

1927年4月28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李大钊等20多人死刑，李大钊年仅38岁。北京《晨报》称赞李大钊“着灰色棉袄，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张作霖为什么这么恨李大钊，非要除之而后快呢？

李大钊不仅是北大的教授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

李大钊和张作霖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军阀，一个是为了民族和国家，一个是为了地盘和利益。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坦言：“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李大钊的革命理想和行为，深深触动了张作霖这些军阀的根本利益，正如张宗昌称李大钊“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蒋介石还给张作霖发来“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的密电，所有军阀都害怕李大钊。张作霖杀李大钊，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前途的恐惧，因为军阀是革命的对象。

张作霖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伪造文件《致驻华武官训令》，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习五一为此专门访问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写出了《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的真相(访原张作霖外交特派员张国忱)》,揭露出这份训令是张国忱根据张作霖的指示，找了一位白俄人哈尔滨《喇叭报》主编来塔列夫斯基伪造出来。

张作霖派人到苏联大使馆抓人后苏联提出抗议，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张作霖就是土匪，敢到大使馆抓人不过是利用了西方仇视苏俄而践踏国际法。

李大钊为民族为国家，张作霖为了谁呢？看看他和日本是什么关系就明白了。

张作霖，一个兽医出身的军阀，在日俄战争时期就是日本的间谍为日本人服务，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为一大军阀。国民革命军北伐，军阀的末日来临了，吴佩孚 、 孙传芳 、 阎锡山等推张作霖为全国 “讨 赤 ”总司令 。 张作霖发表 “讨赤宣言 ” ， 称 “今冯玉祥 、 蒋中正等 ， 勾结外援 ，侵略祖国 ， 是石敬瑭何异 ”。

张作霖说别人是石敬瑭，自己好像多正义伟大似的，可是一转脸就向日本要援助了。不管是讨赤军还是杀李大钊，无非都是实现自己的野心，张作霖时刻忘不了日本的军火和武器。张作霖授意亲信杨宇霆 、 莫德惠分别致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 请求日本对他的 “讨赤 ”计划予以援助， 说什么“幸值吾公出秉钧衡 ， 必能本亲善之精神 ，为友谊之指导 。 翘首台垣 ， 无任神驰 ”。

张作霖显然高估了自己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1 9 2 7年6月 ，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锐市还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时局的考察》报告书 ，关于张作霖的主要意见是 ： 一 、 保全满蒙的权益 ， 维持满洲的安定 ， 以支持张作霖为唯一的目标是极为失策的 ； 二 、 张作霖是位绿林出身的武夫 ， 不懂得政治 ， 失去威信 ， 扶持这样的人是毫无希望的 ；三 、 帝国在满蒙特殊地位 的消长与张作霖自身的存亡没有关系 。 应该把这两个问题分别处理 ； 四 、 不但不可援助张作霖 ， 而且还要对他施以压力 。张作霖这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棋子注定要被丢弃的，这是张作霖的宿命。

张作霖是个亲日派，“五四运动”中公开批评学生的反日行为，认为学生们此举是“破坏邦交”。张作霖甚至说，“我宁愿归化日本、当日本人，也不愿意投降革命党”，因为张作霖的发家史离不开日本的扶持。

在寺内正毅担任日本首相时，张作霖曾委托其日籍顾问转达亲日立场：“我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

日本首相原敬对张作霖看得很明白，在日记里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1916年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认为：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特别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之不利，而顺日本之有益。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如此思想的张作霖……满蒙之事，日本皆可横行无阻。

《满蒙五路秘密换文》是1913年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缔结的但一直都没有实现的卖国条约，是张作霖帮助日本实现了霸占东北路权的野心。张作霖为了得到日本支持来对付郭松龄，又和日本商定《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被炸死以后，日方仍以所持密约为依据，向东北当局强硬交涉，要求履行合同。

张作霖的悲剧在于，试图用充满江湖气的小聪明加蛮横的耍无赖手段作为外交策略去对付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最终也摆脱不掉一个代理人的命运。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张作霖有点忘乎所以了，真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了问鼎中原，军阀们的最后希望都寄托在张作霖身上，推举张当安国军总司令。革命时代来临了，孙中山和李大钊的联合是军阀的梦魇。张作霖害怕李大钊的主义，其实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民族的真正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张作霖为一己之利和日本合作，实际上引狼入室作茧自缚。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说得很清楚：“一切亲日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

“成也萧何败萧何”，日本人能扶持你同样也能消灭你，张作霖注定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