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话说儒家、屈原与伍子胥

我的朋友余安平律师今天写了一篇小作文《屈原——一个文化民族的丰碑》，说到屈原对楚王的忠诚，升华到对楚国的忠诚，乃至对全体老百姓的同情与忠诚，他已经超越了时空。

端午节纪念屈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我觉得余律师有点放大了感觉，把“忠”文化上升到楚国，甚至上升到国家，是不是多了点民族、国家主义的色彩？

我记得当时春秋战国有一个“三战三北”的故事，讲一个宋国人被征召去打仗，三次上战场，三次都逃跑。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自己是独子，如果战死了就没人给父母养老送终了。人们听说这个事之后，都一至交口称赞这个人是个大孝子，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

前些年有一个大片叫《拯救大兵瑞恩》，也讲了一个同样的道理的故事。二战时期，美国大兵瑞恩两兄弟在欧洲战场上作战，瑞恩的哥哥在战场上战死，美军知道消息后，派了一支部队上前线寻找瑞恩，要把瑞恩从前线上带回家，保住这根独苗。

所以说在屈原的时代，并没有所谓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情绪。

其实有另一种说法，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的。当然伍子胥的故事更令人惊讶，据史书记载，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伍子胥的行为要是放到今天，肯定不少人会认为伍子胥是“汉奸”，或是“楚奸”，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人认为不妥，甚至人们都认为伍子胥干得漂亮，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所以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民族的观念，没有什么爱国、卖国的“帽子”。爱楚王，上升到爱楚国老百姓，再到爱天下，这是现代人的历史观。

伍子胥

儒家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放大，国家就是家庭的放大。儒家讲的就是君主要像父亲一样爱民如子，如果君主不能这么做，就“德不配位”了。

汉景帝时，朝堂上发生了一起大辩论，这个辩论在中国的历史中影响深远。有一次，辕固生与道学黄生，两个人在汉景帝面前争辩了起来。辕固生说：商汤、周武是“受命”，还是“革命”？（商汤和周武王他们到底是犯上作乱还是顺天应人，替天行道的革命呢？）

黄生说：“商汤周武不是受授天命，是擅自变革天命，把国王的命都革了，强行夺得天下，他们的行为是弑君犯上。”

辕固生说：“错，夏桀、商纣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凛然为天下之大害！其时天命已移，民心归于商汤、周武，商代夏、周代商，上顺天意，下应民心，商汤诛杀夏桀，周武诛杀商纣，是受命而行！”

黄生说：“帽子虽破，得戴在头上；鞋虽新，得穿在脚上。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桀、纣固然无道，但终是人君、帽也；汤武纵然圣明，但依归于臣下，鞋也。君父有失，臣子不能匡救，反而取代之，不算弑君又为何？”。辕固生说：“如你所说，我高祖取代秦二世，不亦错乎？”

简单来讲，辕固生就是说夏桀、商纣是暴君，推翻夏桀、商纣是理所应当之事。而黄生说，虽然夏桀、商纣是暴君，但也是我们的君父，不能弑君杀父，这是不忠不孝。

辕固生说我高祖取代秦二世，难道是不忠不孝了？按照你黄先生所说，我汉朝高祖起义，推翻秦朝，也是“非法”的，是错误的吗？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辩论变成了政治表态了，辩论一下子僵住了。

如果有人都说汉景帝是暴君，那不就可以上顺天意，下应民心诛杀刘启了吗？汉景帝想到这里吓了一身冷汗，赶紧拉住刹车，景帝发话说：“吃肉不吃马肝（马肝是有毒之物，不能食用），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汉景帝

当时普遍认为辕固生代表着儒家学派的观点，而黄生是更多是法家思想的维护者。儒家认为仁是合法性的核心，如果没有仁，桀、纣之君是大害也。但是法家认为桀、纣也是君，不能取而代之，而要忠！

余律师说屈原爱楚王，上升到对楚国的忠诚，再上升到对全体老百姓的同情。我觉得这个升华在逻辑上跟不上了。就儒家而言，楚王如果是桀、纣，爱不爱他，还真是一个问题。爱楚王也不代表爱楚国，楚国当时也是分封制，楚王下面也有诸侯，楚国的军队包括了楚国诸侯控制的军队与楚王控制的军队，而且伍子胥的行为，史书上从来没人说他是卖国贼。

当然屈原是楚武王的后代，就当时的礼法传统来看，我们猜测他不太可能成为楚王的反对者，因为楚王与他有血脉关系。也许这就是屈原面临的矛盾，楚王是暴君，又是有血缘关系的君父，你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