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进入青铜时代，晚夏铜礼器成为当时社会等级辨识的重要标志

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大禹之时，夏人作战就开始使用铜制兵器了。夏帝启时，还派大臣蜚廉到附近山川开采铜矿，运到昆吾，就是今新郑一带 ，用浇铸陶器的模范铸造铜器。到夏代中晚期时，因“昔夏之方有德”，于是出现了“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盛世景观。

考古发现，在陶寺遗址晚期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件作为礼器的铜铃，做工虽然粗劣，但却是纯度较高的含铅红铜，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复合范铜器，暗示彼时的夏人已经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夏代晚期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充足的技术条件。

陶寺晚期墓葬所出铜铃

1980年，考古人员在大禹辅都登封王城岗遗址小城之西城内的灰坑中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残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推测应为铜鬶的腹部和袋状足的残片。 随后不久，又在曾是“太康失国”和“少康复国”重要事发地的新砦遗址 发现了一件残长 8 厘米、形似镰刀的铜片，可能是鬶或盉一类酒器的流部，即倒酒的槽或管。

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迄今已发现各种金属器物 100 余件，质地有红铜、铅和锡铜合金以及铅铜合金、铅锡铜合金、砷铜合金等。这些合金的构成缺乏标准的配比。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后移，纯铜比例逐渐下降，青铜比例呈上升趋势，锡青铜和铅青铜逐渐占据主要地位。二里头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明显超出陶寺、王城岗和新砦阶段，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青铜器生产基地。

二里头遗址所出乳钉纹铜斝

二里头的青铜器从用途上可以大致划分为礼器、兵器、乐器、饰品和工具等几大类。一期没有发现青铜器，到二期晚段才发掘出铜铃和铜牌两种，三期时开始出现容器爵，兵器戈、戚，工具刀、锛、凿等，还有圆泡形器和镶嵌圆形器等。

对二里头青铜器铸造技术分析显示，当时已经使用了退火和冷煅等热、冷加工的技术，其主要成就是使用了块范法。青铜器作坊中发现了用来铸造礼器、武器和小型木作工具的陶范。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礼器组合简单，以青铜爵为主。例如，在出土礼器的座墓中，就有 9 座出有青铜爵，而且都是单独出现，只有 1 例是爵与斝的组合，还是属于二里头四期；

二是造型比较简单，多数为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扁体四棱形状的铜锥、扁薄短小的铜刀、呈锥形和圆叶形状的铜镞等，均系仿制石骨蚌器，属于浑铸成形，迄今还未见到分铸的器物；

三是铜器的器壁极薄，形制还处于原始雏形阶段；

四是所有青铜器均无铭文出现，大多为素面，只有部分铜器上有简单的纹饰，如网纹、云纹、饕餮纹等。

目前在二里头宫殿基址附近总共发现了三处铸铜作坊遗址，其中最大的一处位于宫殿区南部四区，面积达到了 1 万多平方米。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炉壁残块、铜渣块、陶范等。其中，炉壁是用黏土制成，里面还夹杂着一些谷粒和植物叶痕。内壁灰黑色，有的还保留一层或多层冶铜痕迹。

陶范也是用黏土制成，使用面抹有一层细泥皮，平而光滑。陶范阴面刻有符号。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还清理出来四处较为完整的长方形铸铜工作面，最大的一块长达 16 米，宽 6 米。工作面系由多层路土堆积而成，每层路土中都发现有红烧土面和成片分布的铜锈绿。其中还有一些分布不太规则的柱洞，夹杂着少量铜渣、铜块和炉壁残块。

二里头遗址所出青铜斝

在三处铸铜作坊遗址周围的灰坑亦即垃圾坑中，发掘出了大量的铜渣块、陶范碎片和小件铜器等。陶范数量多、体型大，从一期至四期均有发现。

夏代青铜器从目前看，大都是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尤其是使用块范法铸造作为礼器出现的大件铜器，几乎被二里头垄断。可以说，在同时代的遗址中，二里头是唯一发现用块范法技术制造青铜礼器的遗址。这意味着，这一技术可能已经被一个依附于二里头统治者的手工业团体垄断。

尽管考古工作者也在洛阳东干沟、山西夏县东下冯和绛县西吴壁等遗址 发现了大小不一的青铜作坊，但是这些作坊遗址仅生产工具和武器，其铸造所使用的技术方法是双面石范法，不见块范法使用的痕迹。

研究表明，块范法技术可能是在专门铸造青铜礼器的过程中得以发明或提高的。青铜礼器可以说是晚夏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因此，块范法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二里头与同一时期周围地区冶金技术区别的标志，是二里头青铜礼器最醒目的标识。

青铜礼器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共发现 46 件，包括爵、鼎、斝、铃、钺、牌饰六类。其中二至三期有 11 件，分别是爵（三期，7 件）、铃（二期，3 件）、牌饰（二期，1 件）。

爵是二里头文化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属于酒器，在其出现之前，二里头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具有同类性质的白陶器形与之相仿。这意味着，这些酒器的类型承袭同礼仪宴飨有关的陶器传统。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

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作为礼器，这一风格传承有自，暗示了相类仪式一直在延续。

一种新物质材料能够得到统治阶层的长期青睐，很可能是因为其产品在传统仪式中具有非凡的意义，并能够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新的金属材料正是具备这样的潜质，才成为作为贵族身份象征的礼器的最佳材质。如前所述，这一转变发生在二里头二、三期之交，彼时夏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那些手工业者已经能够轻松地得到金属材料，模仿传统陶礼器，以开拓性的姿态使用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冶金技术，生产出复杂而昂贵的青铜礼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礼器

以酒器组合为核心的青铜礼器的出现意味着礼器制度的确立，“这是一个跨时代的变化，从此开启了夏商、西周早期礼器一以贯之的以酒礼器为核心的礼器制度”。

二里头铜铃的形制同陶寺铜铃相比，大同小异，能看出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传承关系。

二里头文化标志性器物——绿松石铜牌，是一种独特的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无踪迹可寻。但同类的牌饰在齐家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有学者指出，甘肃天水地区发现的牌饰属于齐家文化，源于新疆天山北麓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和铜铃、铜镜等，都是西北青铜文化影响的结果。

前述二里头遗址宫城内王墓中出土的绿松石龙，很可能是宗庙祭祀时，祭祀者抱在怀中的绿松石龙牌——“禹”的化身仪仗。祭祀时，主持祭祀仪式的官员持龙牌、系铜铃、戴羽冠，进行跳舞一类的巫术表演时，绿松石龙牌、铜铃等都可能是万舞的道具。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至四期时，绿松石铜牌饰逐渐取代了绿松石龙牌，成为“禹”的化身仪仗和万舞的核心道具。

二里头宫城王墓中出土的绿松石龙

从字源看，古文字“夏”字表现的就是跳万舞的人，因此，手执绿松石龙牌或铜牌、系铜铃、戴羽冠而祭祀大禹跳万舞的“中国之人”就是所谓的“夏人”。因此，二里头青铜文化和万舞是西北高地龙山社会青铜文化和“禹神话”信仰东渐的结果，在中原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后才逐渐成为之后二里头文化礼乐文明核心要素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祭祀大禹的万舞，构成了夏代礼乐文明与制度的核心内涵，其物化的表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牌和铜牌。”

毋庸置疑，青铜礼器是二里头青铜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二里头文化晚期礼器群的核心，与陶礼器、玉礼器和木质礼器等构成不同序列的组合，代表彼时社会不同的等级结构，成为明贵贱、辨等列的重要标识。 同时，青铜礼器作为青铜器重要的组成部分，还与城址、文字一起构成晚夏进入早中国时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夏王朝进入二里头时代后，逐渐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城市网络。而青铜冶铸业的适时出现，满足了贵族阶层成长壮大的需要，对早中国时代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原地区由古国阶段跨入王国阶段关键性的推动力量。

——本文摘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有需要者，可参读原著。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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