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杨克坚

作者简介：杨石，黑龙江省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团长、男高音，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原二级巡视员，黑龙江省政府立法专家，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监督员，黑龙江大学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大学机关事务管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70年代原哈尔滨市歌剧院交响乐队（现哈尔滨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员），现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小提琴演奏员。

值班大话君：刘芯莹

一晃我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14年了。在这14年里，虽然时间在推移，但我对父亲的思念还时时涌上心头。我父亲虽然官做得不大，但他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让人时时记起，时时讲起。

作者与父亲的合影（作者提供）

我父亲为人彬彬有礼。他对上不谄媚，对下不官僚，对待下属，尤其对待普通人总是和蔼可亲，当群众遇到困难总是想跟他说，而且也总是能得到他的热心帮助，他帮助过服务员、司机、裁缝、清扫员、工人，而且被帮助的人还把我的父亲当成朋友，现在，这些人一提起他还在举大拇指，说杨克坚是好人！

我父亲长的帅气，像演员王刚，有一年他出差去新疆，一下飞机，一帮人就围上来说我们认识你，你不是演员王刚吗？我父亲不仅长的帅，还是领导，但他对只是营业员的我母亲，不离不弃，相守一生，尽管他管理过很多部门，但他从未利用职权为母亲调整工作，他手下的人曾主动提出要给母亲调整工作，我父亲没有同意，这样，我母亲退休时，还是一名普通的营业员。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父亲14岁时就被送到金店去学徒。那时的学徒非常苦，无论冬夏，早上四点多就得起来，打扫卫生，生炉子烧水，给老板倒屎倒尿，然后站柜台一天。

1946年哈尔滨解放，我父亲参加了店员工会，挎着枪站岗巡逻。我父亲小时就读了小学三年，为了提高文化水平，他利用业余时间上工人夜大补习文化和学习簿记。他还经常为报纸投稿，深入工厂采访老工人，整理成文章，出版了《厂史家史汇编》。

由于我父亲出色的工作，1952年被调到哈尔滨市市总工会给主席王军（哈尔滨市长吕其恩的爱人，后任副省长）当秘书，不久就代理哈尔滨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1964年，王观潮调到哈尔滨市任市委第二书记，王观潮文化程度比较高，他要选一个文字好的人当秘书，这样市委就把我父亲调到哈尔滨市委给王观潮当秘书。

1966年“文革”开始，市委不能正常工作，任仲夷、王观潮就把市委常委会议放到我家开，我父亲让我二姐在外站岗，饿了就让我二姐去小卖部买面包充饥。后来造反派听到了风声，冲到我家来找市委领导。市领导听到报信已经离开，造反派朝我父亲要市委印章，并批斗我父亲，说他是“保皇派”。

1966年，造反派把市领导从市委书记楼赶走，然后把我们市委幼儿园搬进市委大院的市委书记家，白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市委大院玩，造反派把市领导带上用纸糊的大帽子、胸前挂着牌子游街，我父亲挂着“保皇派”的牌子跟着游街，幼儿园的老师看见我父亲跟在后面游街就喊我，说杨石看你父亲也在游街，老师指挥着小朋友高喊打倒走资派，我手里也拿一个棍子，这时一个小朋友用脚一绊，我一下就摔倒了，棍子上有个钉子，钉子一下就扎到我的眼皮上，这时老师吓坏了，急忙喊我父亲，我父亲也顾不得被批斗，抱着我就往市医院跑，到了市医院，大夫都被作为反动权威给打到了，没有大夫，只有实习的，他们不会弄，只能把棍子取下来，缝不了，让赶紧去哈医大一院，到了医大一院，同样没有大夫，也是实习大夫，而且没有麻药，我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爸爸做手术不打麻药一样，四五个大人按住我，当时缝眼睛的细线没有，只能用外科普通线缝，等过几天一拆线一看没缝好，留下了疤痕，只得第二次动手术，但最后还是留下了疤痕。

文革后，我父亲就靠边站了。 1 971年，一些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出来。 一天，父亲的老领导王军找到他，说中央准备让吕其恩出来工作，但需要写个检查，想由我父亲帮忙，但需要保密，于是我父亲每天偷偷跑到道外区东内史胡同“黑帮大院”吕其恩家去帮助写检查。 检查写完不久后，吕其恩就被中央任命为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吕其恩一出来工作就把我父亲调到市委给他当秘书。

由于文革的迫害，吕其恩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出来工作后，百废待兴，很多工作都需要吕其恩去做，但是，他的身体又承受不了，由于吕其恩对我父亲十分信任，把很多工作交由给他代他去做。当时迫切要做的是要把一些老干部解放出来，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尤其是被占的住房问题。当时，我父亲白天陪吕其恩工作，晚上这些老干部到我家等着我父亲，诉说自己的问题，父亲态度和蔼、认真接待每一个人，这些人最后都成为他的好朋友，包括文革前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少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云燕铭、张蓉华、歌唱家张权、郭颂、著名作家丛深、医学专家张琪、徐敬书、钟琪、劳模梁军、苏广铭等；当时他的老领导王观潮也经常往我家跑，争取早点出来工作，后来在我父亲和吕其恩市长的努力下，王观潮又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委副书记。紧接着，中组部又来考核王观潮，找我父亲谈话，我父亲把王观潮的能力和对工业工作的熟悉以及工作表现对中组部谈了，后来王观潮被中央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抓住工业。

当年，吕其恩市长由于身体的原因，很长时间在北京治病，当时在北京看病非常难，我父亲就找吕其恩市长的老战友、老朋友、老领导，他跟当时北京几家医院的专家处的都非常好，由于我父亲非常专研，无师自通，对医学知识掌握很多，所以，大夫、专家、领导对他都十分信任，后来王化成市长、张屏市长、范鹏绪市长去北京看病都由我父亲陪同。

由于我父亲的出色表现，1976年12月，经市委常委会讨论，并报省委常委会讨论，我父亲被任命为哈尔滨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干部老化严重，我父亲是当时哈尔滨市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

1979年，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文敏生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文敏生到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民生，我父亲当时是哈尔滨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文敏生对我父亲十分欣赏，他派我父亲去基层搞调研发现问题，我父亲因文革期间在南岗区当过政治部副主任，跟南岗区的干部比较熟悉，我父亲就选择了南岗区的邮政街道办事处和荣市街道办事处搞调研，在调研中我父亲发现，当时群众住的大都是老旧的平房，需要去外面的旱厕，而且厕所较少，上厕所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老百姓意见很大，我父亲发现这个问题后就给文敏生写了调研报告和增加室外公共厕所的建议，文敏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亲自跟我父亲去考察，并把这个事情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解决，后来这件事情被师盛杰写到了相声《郝市长》里，这个相声还拿了全国金奖。文敏生也因为“抓厕所”问题而全国闻名，不久后就被中央调到国家邮电部当部长。文敏生调任邮电部当部长后，当时哈尔滨市电话设备老旧，全市只有几万门的电话容量，当时要想扩容，哈尔滨财政状况还不允许，当时的市领导看到老领导文敏生是邮电部的部长，想让文敏生部长帮助解决点资金和容量问题，但是又不好意思去找文部长，他们知道文部长对我父亲十分欣赏，就派我父亲去北京到文敏生部长家去找文部长，文部长见到我父亲非常高兴，当他听我父亲是来找他解决哈尔滨电话难的问题时，他说：克坚，你就在我家写报告，把哈尔滨电话难的问题、现状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写出来，我当场就给你批！我父亲发挥当秘书的优势，现场写报告，写完后文部长十分满意，当场就批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为哈尔滨解决安装电话难的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受到了当时市领导的肯定。

1980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全国劳动模范王崇论到哈尔滨市挂职任市委副书记。因五十年代我父亲在市总工会工作，经常跟全国的劳模打交道，所以跟王崇伦非常熟悉，而且王崇伦知道我父亲陪文敏生“抓厕所”的事情，也让我父亲陪他去基层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哈尔滨老百姓吃豆腐难，然后下决心解决了百姓吃豆腐难问题。这件事也被写进了相声《郝市长》里了。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一些大城市开始跟一些外国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我父亲当时是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他的老领导王军当时是省外事办主任，因此，市领导就让我父亲负责建立友好城市的事情，我父亲因以前接待过日本新潟市市长川上喜八郎和新潟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栗原并处的特别好，很快与日本潟潟市达成了建立友好城市的意向，哈尔滨与新潟建立友好城市，是哈尔滨与国外建立的第一个友好城市，市领导非常重视，组成15人的代表团，市委第一书记文敏生任团长，副市长张屏和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军任副团长，哈尔滨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万国勤任秘书长，我父亲任副秘书长，当时的化工局局长李乃（后任副市长）一行15人赴日本新潟市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他们回国后，我父亲还经常请新潟来哈尔滨的留学生到家吃饭，为中日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父亲于1983年经市委常委会和省委常委会讨论被任命为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当时的市长是尉健行，尉市长春节到我家拜年，看到我家十分简陋，非常满意，而且对我父亲的工作非常满意。2008年我父亲去世，尉健行从北京发来唁电，让哈尔滨市委转达对家属的慰问，并嘱托市委安排好后事，我想这也是对我父亲的最高评价了吧。

我父亲为官一生，廉洁一生。记得70年代，他帮助友谊宫一位服务员解决了困难，服务员为了感谢我父亲，趁父亲不在家，送了半扇猪到我家，当时食品是短缺的年代，每月一人才供给半斤肉，所以，半扇猪能解决不少问题。我父亲当晚回家发现这个问题，十分生气，说：我帮助人家解决困难是我应尽的职责，怎么能收人家的东西呢，人家也不富裕；并马上让我用自行车给人家送回去了，这事弄得人家非常过意不去，很多年过去后，我见到那个人，那人还感激不尽呢。

斯人已去，无尽的怀念，只能用写点东西来纪念，我的老父亲是我人生的榜样，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注：本文原载于作者今日头条号：杨石9r3H，由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