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顽疾：关于奴性、汉奸及其他

读史，尤其读中国历史，总会让人处于一种很无奈、很纠结、很痛苦的状态中。扑入眼帘的字眼都是貌似崇高的刀光剑影、打斗砍杀，都是被文人誉之曰智谋或智慧的阴谋诡计、狡诈伎俩，当然，如果仅此，大可以一笑了之罢了，但偏偏有那么一些更为沉重的东西，你避都避不开。它压得你两股战战，压得你两耳“嗡嗡”，压得你心底吐血……它就像一个布满残红血迹的带着侮辱性的巨大惊叹号，充斥在史乘笔记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又像一个冥顽不化的黑色幽灵，鬼鬼祟祟地游荡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不时地戳打着你的心扉，不时地刺激着你的神经……

在脑袋里检索这些血泪斑斑的耻辱性历史碎片时，我首先想起的是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统帅白起采取诱骗策略，一举坑杀赵国 40 万降卒的惨案。我记得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写赵卒被秦军招降时的情况是：“赵军皆弃兵解甲，投拜呼：‘万岁！’”

我在《文明的疤痕》一文中曾说：

这是两个国家在打仗呵，赵军统帅赵括虽然被斩首级，但赵军尚有40万兵卒的有生战斗力量，还不能完全言败。可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其中有哪个血性汉子站出来振臂一呼，或作反抗状，晃在我眼前的是那成千上万匍匐在地的赵国降卒被乱刀砍杀的凄惨情景。

我蓦地想起了发生在公元 1645 年那场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疯狂大屠杀……

清军入关，所向披靡，那些个平日里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大明官员不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样溃逃就是在“饶命”的哀嚎声中屈膝投降。当其时，偌大的中国只有一介文臣史可法率军在扬州城孤军奋战。7 天 7 夜后，史可法力战而亡，扬州城随之告破。清军统帅多铎恼羞成怒，下令部下血洗扬州。

《扬州十日记》形容当时的场景是：“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乡民已经是心胆俱裂，魂飞魄散，只要遇见清兵，哪怕只有一个，“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匐，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其结果是国人都变成了望风而跪的乞生奴儿，俯首帖耳地等着人家糟蹋、宰割。那十天十夜里，死难人数达到了空前绝后的 80万，而绝大部分还是束手就擒的伟岸男儿！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相距扬州仅 300公里的嘉定城又发生了灭绝人性的“嘉定三屠”。这次“屠城”者居然是望清帜而跪的自己同胞兄弟———“汉奸”李成栋部所为。明人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仅在第一次屠戮中，就有约 3 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令人震惊且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李成栋部人马总共只有区区5000余人。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300年后，在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日本侵略者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余万南京市民在凄喊惨叫中，在屠刀砍下溅起的茫茫血雾中，变成了一具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尸体。

我在一篇文献中了解到，当时在南京城内外的日本军人大约 15 万左右，南京市民应该在六七十万左右。可是，我仍然没有看到我所希望看到的南京民众的反抗。我在典籍史料中，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是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地任其宰割，任其屠杀，任其羞辱。

著名学者、江南大学教授路云亭先生告诉我说，他奶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太行山区，曾亲眼看见一个伪军驱赶着一群中国老百姓像驱赶着一群牲口一样，到日军“刑场”内，被灭绝人性的日本人屠杀殆尽。其间，除能听见凄厉的惨叫声在空中长久地回响外，看不到一个人奋起反抗，甚至看不到稍让后人欣慰的“垂死挣扎”。

更令人作呕的是国人的汉奸行为。据不完全统计，8 年抗日战争，日军投到中国战场上的总兵力大约为200多万人，而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汉奸伪军正规部队也达到了惊人的100万之多，如果算上地方杂牌伪军，总数甚至超过了200万之众。鲁迅先生痛惜地喟叹：“中国人是习惯于做奴才的，有骨气的人少，而称得上中国的脊梁的就更是少而又少了。”

这让我想起了抗日名将冯玉祥将军 20 世纪 30 年代在河北承德的遭遇。

冯玉祥率部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首先看见的是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还轰轰烈烈地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告示。他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他立刻派人调查，结果让他哭笑不得：原来这是当地商人耍的小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就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原因是承德地面太不安定。承德地处南北军交征要冲，南北军在此轮流冲击，轮流占领，轮流抢劫，商家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冯玉祥立刻召集全城百姓谈话，要大家把挂在店面墙头的日本旗和花花绿绿的日本告示统统销毁。他给全城百姓郑重承诺，他们的队伍才是自己人的队伍，是有着严明纪律的，一定能承担起保护全城平民百姓的责任。当晚，他又让人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告示。

那舰长却振振有词地说：“这是贵国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冯玉祥痛心疾首却无言以对。有人告诉他，那些日本旗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不过这所谓的洋行是中国人自己在做老板，只雇用了一个日本浪人在做幌子而已。

冯玉祥最后感慨地说：“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

冯玉祥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事情的本质，中国人奴性的症结其实就在统治者的身上。中国人背地里骂坏官，常常叫他们狗官。其意是说他们首先是狗，然后才是官。对着上司，摇尾乞怜，一副巴结讨好的奴才相。而对下属和百姓，却另是一副横眉冷对、穷凶极恶的面孔。

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官僚大老爷们，是皇帝脚下和上司手下名副其实的奴才，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奴相思维；中国底层老百姓呢，都被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当作了一群可供任意驱使的牲口，当作了可以随意欺压的敛财对象，他们的生老病死是不会被高高在上的那帮封建官僚所关心的。

几千年封建朝代更迭不已，城头王旗变幻无穷，但不变的永远是底层黎民百姓受欺压的惨状。秦国人来了，小民百姓接受秦人的统治；鲜卑族人来了，黎民黔首还是一样被无辜暴虐；蒙古人打进关内，底层民众做了顺民；清朝皇室坐稳江山，劳苦大众也一样是人家治下的子民。总之，谁坐江山与小民百姓似乎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都没有把百姓完全当人看。

既然帝王将相不看重小民的生死，那老百姓只能自己看重自己的生死了。什么国家呀、民族呀、尊严呀，都没用，只有血肉尚存的生命才实实在在是属于自己的。给赵国君王可以称奴卖命打仗，为什么就不能换秦国主子再称奴乞生呢？反正不论在哪里都是人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那些所谓的国家和民族只是属于主人的，做奴才的和国家有关系吗？

奴隶是没有国家的，奴隶有的只是主人。

中华民族是个泛神论的民族，中国是个三教合一的特殊国度。泛神论也可以解释为无神论，三教合一可以阐释为没有宗教的信仰。封建等级制桎梏下的中国百姓其实讲究的是最实际的自身利益，最重视的是生命个体，谁能保佑我平安、升官、发财，谁就是我心中的神，我就信仰他，顶礼膜拜他，即便给他做奴才、做仆人，也心甘情愿。

这种久远的“奴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皇帝赐姓”现象中亦可略见一斑。

姓本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号，是氏族的标记，它标志着一个人由哪个氏族生出。氏由姓衍生而来，是为了分辨同姓之人后代众多子孙而人为的特殊标志符号。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尤其是其中血缘、家族的属性，才是其本真的含义。

但是随着人类的进化、文明的发展，赐姓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姓氏来源的一个特殊标志。赐姓者“皇恩浩荡”，让臣下到他这里“认祖归宗”，做孝子贤孙，维护他的统治。被赐者背叛祖先，心甘情愿，还“感恩戴德”，什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在这里被既得利益消解得无影无踪了。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譬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为了安抚汉室皇胄子弟，除过对刘姓造反者大开杀戒外，还一次性赐刘姓 32人改姓国姓王，让他们领受浩荡皇恩；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克用，本姓朱耶氏，其先祖为突厥人，后移居沙陀。父亲本名赤心，曾任唐朔州刺史，因讨伐庞勋叛乱有功，被赐姓李，改名国昌，升为振武节度使。李的部将拓跋思恭追随李克用，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拓跋思恭也因此被封为夏国公，也赐皇族姓“李”。

另一个是赫赫有名的“三保太监”、曾7次受命率船队出使南洋的郑和。郑本姓马，因随燕王起兵有功而被赐姓“郑”。另外，在唐初比较有名的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为皇家李姓。

除此以外，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统治者的理论武器在强化中国人“奴性思维”的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轫于孔夫子的儒家伦理学说，中经西汉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改造，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遭宋儒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发扬光大”，最终铸成了一把牢牢钳制民众思想行为的精神枷锁。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以使知之”，中国社会完全被塑造成了“主子”和“奴隶”的大一统畸形社会，以至于进入满人统治的清朝时期，国人除过要拖着那一条象征耻辱的长辫子外，见了皇帝官僚，还要在口称“奴才”的战栗中施行“三叩九拜”大礼。

清朝时的中国人已经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自甘为奴”了。以此等奴性心态，面对挟洋枪洋炮呼啸而来的西方列强，从内到外、从心理到人格都已经彻底萎顿、腐化、烂掉的大清朝，焉有不败之理！

特殊的封建历史环境造就了中国人特殊的思维逻辑。“不知生，焉知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死观。“天下乌鸦一般黑”“谁坐朝廷都一样”，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生哲学。

虽说在特定条件下的乞生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行为，但当国人跪地投降并向侵略者高喊“万岁”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人之为人的价值已经被他们自己踩在了脚下。在疯狂的敌人眼里，在失去人性的侵略者眼里，他们连做奴才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就是一群可能随时导致变天的有思想的动物，所以，当他们自甘为奴的那一刻起，上天就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凄惨命运。

可悲的不仅仅是我国人患有这种积重难返的沉疴顽疾，更可怕的是国人中那些貌似正统的“正人君子”们的忌病讳医。在他们眼里，中国完美无缺，甚至中国肌体上的脓包也被他们包装成一朵朵灿烂的鲜花四处向人夸耀。

历史昭示给我们的真理是：那些只知道高唱赞歌、粉饰太平、“同而不和”、为尊者讳的所谓爱国者，往往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最大奴才。长平之战当事一方的那个赵国小人郭开，宋朝害死岳飞的秦桧，明末望清而降、再起而反叛的吴三桂，还有民国时期投靠日本人、建立汪伪政权的那个人人唾弃的汪精卫，这些民族败类在最初的时候，哪个不是把自己打扮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慷慨陈词，以示正统？

不仅如此，奴才还都是受虐癖，但奴才并不反对暴虐他的人，却会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同类和比自己更卑微的人们轧得粉碎。所以，胡适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坦然指出：

——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摘自李琳之《家国往事》，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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