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的上空，又多了一个游荡的幽灵

当前赴后继的将士们无辜的鲜血一次又一次地染红了雁门关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时，当络绎不绝的诗人们荡气回肠的悲歌还在雁门关的旷野天地间跌宕起伏、盘旋回绕时，雁门关那条逶迤逼仄的古道上又朝我们踽踽走过来一位手捧诗卷、神情悲壮的老人。在苍黄的秋色里，在漫无边际的肃杀中，我仿佛又嗅到了那股熟悉的霉味，只是这种霉味里少了些许刚劲的刀光剑影，却多了一道阴柔的血腥戾气。

这个衣衫褴褛、脚步踉跄的老人，此时虽然显得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但他落寞的背影却牵动着一个王朝的目光。他就是晚明时期名动天下的“东林三君”之首的赵南星。

按说，赵南星和东林党不该扯上什么关系。赵南星是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而东林党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组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二者从地缘上来说，显然没有交集。但赵南星不但成为东林党的一员，而且成为东林党最著名的领袖之一，这就有点意思了。

要解开这个谜底，我们不得不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谈起。

东林书院坐落于无锡城东，原来是宋朝大儒杨时——就是那个“程门立学”的儒雅少年，讲学的场所。1594年，在万历朝为官的顾宪成受奸党排挤被革职回乡后，和弟弟顾允成等人把它修葺一新，便在此聚众讲学、论经说道。

这些读书人，大部分都是官场里受到打压的失意者。他们无法在朝政中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便经常在这里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公然同朝中当权者相对抗。东林党由此成名，走“红”朝野。能代表东林党人政治取向的就是雕刻在东林书院，让后人闻之能诵的那幅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赵南星自小深受儒学熏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人格早就渗透到了他的骨髓血液里了。他在朝为官时，清正廉明，品行高洁，与顾宪成、姜士昌等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遂成莫逆。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不少人都千方百计巴结奉承，阿谀依附，但赵南星却孑然而立，踽踽独行。张居正一次偶染小疾，满朝上下“遍走群望”，齐为宰相祈福，赵南星颇不屑此等谄举，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家门。

赵南星走得端，行得正，具有非凡的远见卓识。他看到了官场内积弊丛生的根源就是由于当朝皇帝昏聩颟顸、慵懒怠政所致，于是直接把锋芒指向了皇帝的头上。他连上几道奏疏，要求皇上“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切望“圣上”“一念猛醒”。大明朝上下能否扭转颓风，革除痼疾，“惟在至尊一念转移”。若“圣上”欲立志改革，振兴朝纲，则“太平可立见”，否则，即使朝中有十个周公辅助，又何济于事？

折子递上去，皇上根本无动于衷，依然故我，不做任何批复。赵南星眼见腐败愈甚，心急火燎，就在1589年他任吏部文选员外郎时，再次上疏，直言大明朝官场有“四大害”为祸最烈：“一是结党营私，大臣不择手段抓官捞权的‘干进之害’；二是诬陷排挤忠良，奸邪小人猖狂得志的‘倾危之害’；三是任意任用州县官吏，造成民生日苦的‘州县之害’；四是乡官横行无忌，无人敢问的‘乡官之害’。”赵南星指出“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神宗皇帝烦了，一道圣旨罢免了他的官，让他回家为民。

赵南星在内心里始终把儒家的“君子人格”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追求，因此并未怨天尤人，颓靡消沉。他收拾收拾心绪，便开始著书立说。写诗歌，写散曲，写笑话，以诙谐幽默的诗文形式继续诉求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

四年后，由于一些正直官员的再三举荐，他被重新启用，出任掌管官吏考察、任免大权的吏部考功郎中，并参与主持了该年的“京察”。“京察”是明王朝考察京官的一种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要求，四品以上的官员要做述职报告，由皇帝亲自决定去留；五品以下者，由主考官员按其政绩、品行等事项，分别给予升任、降调、致仕、罢官等动议，奏请皇上批复。

“京察”最可怕之处是，凡在此期间被罢官者，终身不复起用。这一年主持京察的班子是吏部尚书孙拢和赵南星等几个正直不阿、奉公守法的人员。他们顶住重重压力，坚决把那些依附权势、劣迹斑斑的官员，统统罢免。

但在一个满是龌龊的腐朽朝廷里，哪里能容许他们大力施展拳脚，扫污除垢？被罢黜的好多不法官员都是内阁首辅王锡爵等朝中权贵的势力。王公大臣，小人奸佞，上下其手，造谣、诽谤、诬陷，递黑帖、告黑状，久疏上朝的神宗皇帝，怎能洞察事情的真伪？既然众大臣都指斥赵南星们党同伐异，狭私报复，那还有什么说的？格“杀”勿论！

赵南星再次削职为民，遣返原籍。吏部尚书孙拢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就连那些眼见不平，为孙、赵上疏鸣冤的正直官员，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牵连处分。

赵南星二次丢官回归故里，依然没有“悔改”之意。他一方面广收门徒，聚众讲学，一方面继续改革吏治的研究，写出了关于吏治举荐的文章100多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也正是东林书院声名鹊起的时候，共同的仕途遭遇，共同的政治诉求和共同的人格理想，使得他和顾宪成、邹元标南北遥相呼应，被时人誉为东林“三君”。

这次罢官20多年后，即1620年，已是70岁高龄的赵南星，由于巨大的朝野声誉，被新即位的明光宗重新起用。可惜，短命的光宗当皇帝不足一月就呜呼哀哉了，由熹宗继位。赵南星这次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管官员升职、罢黜的“组织部”一把手。

按说，赵南星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又值古稀之年，该看破黄尘、圆润“成熟”了。谁知他秉性不改，矢志难移，竟在自己常用的一方墨砚上刻下了他东山再起后的铮铮誓言：

残月的的，明星陕陕，

鸡三号，更五点，

此时拜疏击大奄。

成则策汝功，

否则同汝贬。

其情愈烈，其志弥坚，不能不让人击节称叹。

但问题是，赵南星几个人面对的是一个铜墙铁壁似的封建体制，铲除几个害群之马无济于事；铲除多了，他根本无能为力。他就像他的祖师爷孔圣人那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克己复礼”，甚至成为殉道者也在所不惜——妄图用个人道德的力量同整个封建王朝做斗争，赵南星此行注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623年，又是六年一次的京察，所不同的是，这次赵南星成了京察的第一主持。赵南星没有因为前一次的失败而稍徇私情，他一如既往，铁面无私，对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官员，坚决予以淘汰罢免。同时，又选贤任能，把一批著名东林党人提拔重用，授予各部要职，东林党人兴盛一时。

封建体制下的贪官污吏就像春天里滋长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此时，大名鼎鼎的阉党魏忠贤的势力已经迅速崛起，一股新旧结合的强大邪恶势力几乎把持了整个朝政，“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是“阉党”的势力范围。事情最后发展到了整个朝廷上下只知有“九千岁”，不知有皇帝的地步。

以赵南星为首的东林党人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但历史又在惊人的相似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君子和奸佞的交战中，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奸佞。大批的东林党人，被栽赃下狱，并施以酷刑，最后惨死在狱中。

也许是摄于赵南星巨大的朝野声誉，也许是赵南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风烛残年了，“阉党”给赵南星罗列了“十大罪状”，朝廷虽然偏听偏信，又一次把赵南星削籍为民，遣归乡下，但还是手下留情了——毕竟没有杀他。

但事情并没有完，那些受过赵南星撤职查办的“阉党”重新上位后，却不依不饶，硬是栽赃于赵南星的儿子、外孙，并在把这舅甥俩残忍鞭笞后捆吊在衙前示众，之后又将他们关进牢狱，要赵南星交出“赃银”15000两为他们赎身。

赵南星为官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来。最后才在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下，交够“赃银”，把儿子和外孙领出来。魏忠贤怕赵南星回原籍“惹是生非”，遂于1625年矫诏将赵南星发配代州，此时的赵南星已是75岁的高龄，白发苍苍，形容枯槁。

年迈的赵南星被无常的岁月和层出不穷的邪恶彻底击溃了。在萧条冷落的雁门关前的古道上，在苍黄沉寂的雁门古楼前，在一次次惆怅地和李牧、杨业们对话后，在一次次地质问天地的不解中，在对无良宵小不绝如缕的悲愤里，赵南星郁郁死在雁门关近前的戍所。

那是赵南星被发配到雁门关两年以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雁门关的上空，又多了一个游荡的幽灵——

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

日暮鹧鸪啼更急，荒苔野竹雨斑斑。

——选自《一个民族苍凉的文化符号》，原文13节，本文为第九节。原载《家国往事》，李琳之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7月。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长安街读书会推荐干部书单（经典篇）“2022长安街十部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