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的蜕变，一首隽永的史诗

北京自元代开始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始终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有一套独有的运行模式与逻辑。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在国家层面经历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革，北京也经历从帝都到国都、故都的身份演变，1949年之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国家命运的起伏在它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投影。

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北京上演了众多政治与文化事件，堪称一部带有起承转合的电影剧本。

书名：《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

作者：王建伟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朱自清曾评论：

北平之所以大，因为它做了几百年的首都；它的怀抱里拥有各地各国的人，各色各样的人，更因为这些人合力创造或输入的文化。

林语堂曾用具象的细节描述出的历史场景：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建伟教授在新著《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一书中，将近代北京置放在近代中国大历史的框架之下，截取若干典型事件、现象与文本，通过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多维视角透视，交织呈现北京从一座传统帝都到近代城市演进过程中的纷繁画面。

例如——

市政建设是民国北京走向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与沿海城市相比，近代北京在城市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皇室逃离，国都被入侵者控制，但与此同时，北京迈出了建立近代市政体制的实验性一步。联军退出之后，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借助于使馆区的建设， 城市风貌开始发生部分改变。一直到清朝覆灭之前，国都局势相对稳定，铁路、城市道路、电力照明、自来水等在一些区域修建。这些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了市民生产与生活条件，构成了北京 近代城市化的物质基础，新式交通工具、通讯工具、邮政体系的 应用更是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其上的思想观念与人际 关系。

——《近代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最初图景》

骡车，山本赞七郎摄于1880年代。

1902年一辆马车，车把式正在给牲口喂草料，远处是被炸毁的内城的西北角楼西侧。

1930年代的西洋马车

1930年代的人力车夫

20世纪初举行的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汽车败给了北京烂泥塘。

1924年，北京城里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

民国北京是一个异常纷繁与复杂的城市个体，不同群体并不能够共同分享同一座城市的相同记忆。对于王府井与天桥而言，二者都是外人认知民国北京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如果只以一点观察北京，必然影响人们对城市的基本感知。

1924 年，林语堂就提醒那些“凡留美留欧新回国的人，特别那些有高尚理想者，不可不到哈德门外走一走”，因为一出哈德门外便可领略到“土气”。这种“土气”足可以“使他对于他在外国时想到的一切理想计划稍有戒心，不要把在中国做事看得太容易”。

1927 年，从上海来的作家叶灵凤对北京发出感叹:“当我从东交民巷光泽平坦的柏油大道上走回了我们泥深三尺的中国地时，我又不知道那一个是该咒诅的了。”

——《消费空间与北京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民国时期的王府井大街商铺林立。

上世纪40年代，一对夫妇带着孩子逛王府井。

民国时期王府井的沿街店铺。

王府井大街上，小男孩专心致志地看编草人。

光绪年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图为改造后的天桥旧影。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光绪末年，天桥一带逐步形成了以娱乐、百货为主的平民市场。此图为天桥北望，延伸出去的石道是前门大街最南端。

永定门往北走是天桥，图为天桥十字路口。

民国年间的天桥公平市场。

王建伟认为，从表面看，作为曾经的“帝都”，既有前清贵胄遗老，也有大批民国政要，同时驻留着数量可观的外交官群体以及多国侨民。由于高校林立，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在此聚集。除此之外，本地居民以及外来人口占据底层社会的大多数。不同群体之间虽有交集，但分享不同的城市空间，更多是在各自专属的轨迹中前行。

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在时空中交错，特定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培育出北京多维杂陈的城市特质，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古朴的，又是欧化的；既是贵族的，又是平民的，哪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有特定的拥趸与市场，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完全占据主导地位。

如果抛开这些外部表象深入到城市深层可以发现，北京正在挣脱“帝都”身份对它的各种限定，成长为一座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城市实体，这是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

不管是新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创设、城市管理体系的调整，还是新生政权对北京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不断演变……这些迹象一时表现的并不“张扬”，但相互叠加累积，展示出制度性变革的力量，预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犹如“新酒”装入“旧瓶”。

从外在样貌看，北京这个“旧瓶”最初变化不大，但因“新酒”的源源流入，持续浸润瓶壁，发生化学反应，留下“浸渍”，“旧瓶”因内部分子结构的变化而不再是那个“旧瓶”，“新酒”也会受到“旧瓶”的反作用影响，不再是原来味道。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不妨读一读王建伟教授著《旧都新城——近代北京的社会变革与文化演进》一书。

作者简介：

王建伟，1979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2008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2022年底调入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历史学院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近代北京城市史，重点关注城市空间、城市文化、城市书写等问题。

图 | 韩立恒、徐家宁、高一丁、李哲、秦风老照片馆、杜克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

文 | 王建伟

编辑 |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