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入狱的时候，不愿进去，大喊一句: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

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一片矿区的上空传出一声惊天巨响，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乘坐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突然坠机失事，机上九人全部身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当林彪等人在蒙古国坠机身亡后，远在北京的陈伯达被立即押往秦城监狱。

这位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老者，在进监狱门口时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高喊了一声：“我在阜平可是做过一件好事的！”

这是这句“呓语”，挽救了陈伯达的一条命。

“怪人”陈伯达

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想必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在特殊年代，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诸如“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等等称呼，全部聚集于这个人的头上。

陈伯达，1904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1937年他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任教。后来陈伯达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经毛泽东提名，陈伯达调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至此，陈伯达就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他的职位不断地变动着。实际上，陈伯达一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与陈伯达有过交集的人，都认为他很“怪”，可以归纳为八个特点。

第一，无论冬夏、黑天白天、室内室外，陈伯达总是要戴一顶帽子。

第二，陈伯达喜欢住平房，哪怕是最简陋的茅草屋和装修豪华的楼房给他选择，陈伯达还是会住平房。

第三，他从不问别人姓名。（除了直系领导和身边的亲属好友之外）每到一个地方视察工作，陈伯达只是笼统地知道地方负责人的一点信息，却不清楚他们的姓名。

第四，陈伯达一直以来喜欢说福建闽南话。

第五，陈伯达不愿坐沙发。在开会时，陈伯达经常让自己的秘书带块地毯铺在地上后席地而坐。

有一次，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不清楚陈伯达的这一习惯，只好跟着他一起坐到地上。

第六，陈伯达喜欢自由行动，时常乘坐一辆挂着空军车牌的轿车，出入于中央警卫局和各个机密单位。

第七，陈伯达讲话时不准记录。但因为身份，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向下传达贯彻，陈伯达的这个怪癖令其周围的工作人员苦不堪言。

第八，陈伯达喜欢半夜搞突然袭击，而且经常挑选休息日的晚上，去中央警卫局或者中央办公厅的值班室，看看值班人员是不是在睡觉或者是说闲话？如果被陈伯达逮到，值班人员免不了要被痛骂一顿。

就是这样一位“怪人”陈伯达，却被誉为毛主席前后几任秘书之首。若非1970年8月至9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一系列变故，陈伯达或许最后不会沦为阶下囚。

我在阜平做了一件好事——陈伯达

在1970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伙同林彪不断鼓吹所谓的“天才论”。庐山会议后，陈伯达于1970年10月18日，在北京家中就地软禁，他的两位秘书和保姆都失去了自由。

一年后，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当天的凌晨，刚刚入眠的陈伯达被几位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像抓小鸡似的塞入汽车，车子疾速驶向昌平区的秦城监狱。

到了监狱后，迷迷糊糊的陈伯达总算恢复点精神，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将会很难，甚至小命可能都会不保，所以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陈伯达口中的这件“好事”，还要追溯至战争年代。1948年3月25日，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山西兴县蔡家崖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受到司令员贺龙的热情接待。

毛泽东同样很高兴。当他看到贺龙与妻子薛明带着孩子迎接自己后，笑着说了一声：“贺老总，你们这一家的取名可真是一排龙、一排明。”

同年4月10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

抵达阜平县城南庄后，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谈判，说服斯大林全力支持我党的解放大业。斯大林发来加急电报，同时派出代表米高扬秘密前往河北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所以陈伯达没有前往苏联，一直留在了河北。

就在毛泽东、陈伯达等人在阜平县城南庄逗留的日子里，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刘从文向国民党保密局提供了毛泽东身在阜平县城南庄的情报。

随后保密局派出B-25轰炸机飞抵城南庄，企图暗杀毛泽东。那时我党我军的防空武器匮乏，同志们也不清楚刘从文居然是保密局早就发展的下线特务。

当国民党的轰炸机飞抵阜平县后，警卫员立即让毛泽东进入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制定作战计划，没有当一回事。

陈伯达听见飞机引擎的轰隆巨响，他立即朝毛泽东住地跑。在路上，陈伯达遇见江青，他询问这个女人：“毛主席呢？”

江青回答道：“还在屋里，谁都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立即跑进院子，一边走一边高声喊道：“飞机来啦，飞机来啦，”然后立即让毛泽东赶快进入防空洞。

大家都围上来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此时的毛泽东才意识到敌机已经飞抵阜平县城南庄上空，于是就跟大家朝着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一行刚刚离开这座小院时，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命中院子。毛泽东住的那栋房子的玻璃全部被震碎，墙全部坍塌。（这件事情也被完完整整地记录在电影《建国大业》中，只是细节与真实历史略有出入）

可以这么说，若不是陈伯达及时前往毛泽东住的小院，让他老人家赶紧去防空洞躲一躲，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件事情只有陈伯达等少数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挂在嘴边上。他自始至终觉得身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帮助他老人家提前规避风险，这是应该的。

可是，陈伯达被押往秦城监狱，自知其年老体衰，今后被一折腾，小命肯定不保，急中生智就说出了自己在1948年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救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件好事。

陈伯达说的这句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他说的“好事”是什么，毛泽东心里肯定明白。在毛主席的关照下，陈伯达受到了特别优待。

另据曾担任过秦城监狱副处长的何殿奎同志回忆，那时的陈伯达动不动就要寻死，还在年轻战士面前摆架子，对自己的特殊待遇伙食找碴。

何殿奎对其进行说服教育，加上一些必要的手段，让陈伯达老实了许多。

1976年9月，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见报后，陈伯达在监狱里竭力吹捧“四人帮”，说了一大套阿谀奉承江青的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中的第五位，被依法判处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监狱。

1988年10月，陈伯达正式获释，于1989年9月20日突患疾病，在家中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