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岗长子高毅去世：4821一代渐次淡出历史舞台

1948年，东北局选拔军级以上烈士子女及高级干部子女共21人前往苏联留学，火车离开哈尔滨，经过满洲里，转乘海参崴，路途迢迢，方才来到莫斯科。

中共中央称此次行动为“4821”，而在漫长的20世纪下半叶，四个数字，俨然成为了21人的代称。

“4821”集结东北，留学苏联

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是“4821”的领队，在大家充满探究意味的眼神中，他解释道：“因为我的俄语和中文都还不错。”

“1948年春节前后，我当时和高毅一起住在卢竟如家中，一天，卢竟如告诉我一个消息，东北局准备派一批同志去苏联学习。”事情确定下来后，罗西北和高毅一起搬进了哈尔滨南岗的东北招待所。

那时，贺毅、杨廷藩、张代侠、江明、谢绍明等人已经牵着骡子，带着干粮，从延安赶往张家口，在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撤至哈尔滨，这一行人也顺利和高毅、罗西北等人会合。

在南岗，高毅和罗西北帮助贺毅等人补习俄语，尽管前方未测，但高毅还是很开心，一群年轻人在招待所学习畅谈，他说：“很多都是延安保小的老同学，大家聊天，聊这些年的经历。”

能够相聚于哈尔滨，理想抱负使然，但更多的，是一份恰好的机缘。

出发前夕，李硕勋之子李鹏仍担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热爱着这份稳定的工作，当被推选进入“4821”计划时，他并未表现得多么欣喜，反而心存犹豫，他同母亲赵君陶说道：“眼看着中国就要解放了，我盼这一天，盼了好久了。”

在李硕勋的遗书中，特地给妻子留书：“望善育吾儿。”念及此处，赵君陶只是安抚着他：“孩子，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出去学习知识，回来之后才能更好地建设工业。”

另一头，叶剑英之女叶楚梅还是一名民主联军的战士，她接到选派通知后，开始准备动身。而在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任区委书记的邹家华却还犹疑不定。

早年间，邹家华跟随父亲邹韬奋走南闯北，他上过战场，进过军校，下过基层，年纪轻轻，端的却是老成稳重的做派。

最终，在亲友和同事的劝说下，他选择和队友集结，也正是在这次选派留学中，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叶楚梅，两人相识相恋。

而其余多数人，都是恰逢高中、大学毕业，有待分配工作，因此，接到通知后就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哈尔滨。

出发前，东北局给每人定做了一身西装，镜头定格下21张年轻的面庞，这21人中，有13人是烈士遗孤。

坎坷动荡：“高毅不能走”

李富春曾对出国留学的21人提出了三条纪律：第一，选择专业，要根据祖国建设的需要选择；第二，必须圆满完成学业；第三，不准谈恋爱。

当时，国内普遍认为，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多犯教条主义错误，因此，临走前，高岗嘱咐道：“新中国成立，这是迟早的事情了，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仗，接下来是建设的时期了，你们去苏联要多学技术，军事和政治这些东西，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任弼时更是直言：“我不主张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文科，我以为，应该学习工科，至于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高毅对于前往苏联留学，是向往且快活的，早在30年代，他就被送往苏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直到1947年才回国，因此，他的中文不算好。

在“4821”中，他的俄语不及罗西北，中文交流更是艰涩，但父亲高岗时任国家副主席，是一行人中，父辈职位最高的。

“第一年，因为我们的身份保密，因此，苏联不允许我们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就这样，高毅等人被安置在伊万诺沃市。

但便是这么一段尴尬的过渡期，他们依旧没有荒废，邹家华、林汉雄、李鹏等去电工学院学习，任湘、谢绍明、江明等人去了纺织大学，而4个女孩，则前往医院学习。

经过多方协调，在苏联红十字会的安排下，他们才来到了莫斯科，留学一事才得以正式敲定。

1949年，高毅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一个学校的还有李鹏、罗西北、贺毅、崔军、萧永定、林汉雄。”他们心知肚明，高毅对建筑不感兴趣。“他想改学其他科目，但是被拒绝了。”罗西北等人都知道此事。

1951年，高毅提前回国，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机械，他对此并无不可：“都是父亲的安排。”在这里，他认识了中苏混血的宋丽达。

后续，罗西北、李鹏、贺毅都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中国来的留学生，成绩都很不错。”他们甚少提及高毅。

而高毅和宋丽达恋爱后没多久，两人就受到“高岗事件”的波及，“因为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我们没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了哈尔滨120工厂工作。”

“他喜欢和别人开玩笑，没过多久，就被扣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打成了右派。”宋丽达陪着高毅度过了那段最灰暗的时光。

他被送往咸阳防治器械厂隔离审查，其中，“很多人受我波及，有位高级工程师被调往水泥厂当了工人，还有个姓黄的师傅，去了苏州剪刀厂。”提及故人，高毅显得怅然若失：“我多想再见见他们。”

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开始逼问宋丽达，被苛待狠了，宋丽达也生气：“我不干了，我们家人都在苏联，我要回家。”

对面油盐不进：“你可以走，高毅不能走，他哪里都不能去。”

落幕时分：“知足才能释怀”

在陕西时，高毅和宋丽达受到当地工友的照顾，虽然日子清贫，但并未遭太大的罪，一次，夫妇二人正被关押，一位老师傅跑到宋丽达的窗子前小声道：“丽达啊，你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们的话，大家都支持你们。”

正是这一句句勉励，使得高毅和宋丽达撑了过来。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示，高毅得以调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电工研究所工作。

而此时，“4812”中，有人成为了部长、书记，有时被调侃几句，高毅也只是好脾气地笑笑，他提起了那些个回国无法适应新生活而早逝的同学，“比起这些人，我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他兢兢业业，最终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退休，定居于北京海淀区一处住宅区。

“我和高毅从小在苏联长大，所以在家里，我们都用俄语交流。”两人生儿育女，后代低调生活，甚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宋丽达也会抱怨：“越老越啰嗦。”说的正是高毅，大到工作婚姻，小到日常起居，面对儿女，高毅反而是那个絮絮叨叨的人。

可到了一些生客、记者面前，他总是摆摆手：“我中文不好的。”然后，闭门不见，拒绝采访。

宋丽达却知道：“与其说中文不好，不如说不善于同人打交道。”

有客登门，他显得格外拘谨，曾有人描述和高毅会面时的场景：“你说一句，他答一句，有时候，就说“对”、“好”这种单字。”有时候碰到拿不准的，还会用俄语轻声询问宋丽达。

2019年5月9日，高毅逝世，享年89岁，至此，“4821”终究成为一道光影，明灭于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