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圆瑛大师少时勤学苦修,英年弘法,提倡兼容并蓄,闻名于丛林,各地名山古刹,争相延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首任会长,他致力于宣扬人类和平共处的理念,提出爱党爱国爱教思想,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圆瑛大师是近代著名佛门领袖,一生创办了多所僧俗教育学校,曾提出“法不自弘,弘之在人;非英才无以荷圣教,非学院无以育英才。”在其看来,创办僧伽教育学校目的即“造就品学兼优之佛子,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弘扬佛学,荷担大法”。诸上所述,一再阐明僧伽教育的重大意义,其教育实践和思想内涵值得当代人总结研究并传承发扬。
纵观圆瑛大师的求学历程,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是其形成圆瑛佛学思想体系的关键,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儒入释、求师访道
圆瑛大师幼读儒书,聪慧过人,17岁考中秀才,不久患重病感世事无常萌发出家之念,病愈后即出家为僧,时年19岁,“始修禅宗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期间他箪瓢只杖,云游四方,广参博学,问道古刹高僧。先在福州妙莲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其后经雪峰达本老和尚点拨出外参学,先后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悟解超群。历参冶开、寄禅、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40世;后又得雪峰达本老和尚传曹洞正宗46世法脉。
第二阶段——讲经学修,奠定基础
圆瑛大师31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他先讲《金刚经》于七塔寺,又讲《大乘起信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弘传序》等,其中包含众多亲编讲义。时年他与太虚法师结为知交义兄弟,辅佐并追随寄禅长老筹创中华佛教总会,主张保卫教保僧,提倡教育,拥护国家,号召抵制日僧的渗透、招诱。期间还亲自兴建僧伽学校,组织僧伽教育会。在爱国诗僧寄禅长老的悉心教诲和熏陶下,圆瑛大师奠定了其学佛修持、振兴教育、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逐渐形成圆瑛佛学思想体系的雏形。
第三阶段——兼通禅教,造诣精深
1913年,圆瑛大师阅永明延寿禅师及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他在接待寺修筑讲堂,取名“一吼”,是将台、贤两宗教义,结合禅净双修,同出于狮子一吼,因之自号“一吼堂主人”。他所作的《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演说》二文,文字虽简约,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所持佛教应积极入世、利益众生的主张。
关于求学与竞争间的关系,圆瑛大师曾在讲演时提到:“现时各界群尚竞争,而教育界欲求进步,亦不得不竞争。惟是竞争二字,还在人之善用与不善用。若善用之,为进步之先导,若不善用之,反为失德之原因。”
教育之竞争,对求学者而言,即为面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包括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将学说之真理,了解明白,深研透彻,不可存门户意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之言,皆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好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便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
圆瑛大师长期修学并重,将行持与义理相结合,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在教育振兴的主张下,他拓展佛教文化交流,努力推动并深刻影响佛教界开展海外弘法的进程,为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圆瑛大师重视教育实践的文化内涵,认真贯彻实行的精神风貌,还将激励当代正信佛子们承担起护法、兴教的责任,推动宗教中国化发展进程。
圆瑛文化立于思想、始于信念、顺于时代、得于传承。其所传扬的同愿同行、交流互鉴、文明促进的精神,与我国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交相辉映。弘扬圆瑛文化,要在广度上突显其爱党爱教、深谙佛理的思想内涵;在高度上展示其会通儒释,文明开放的智信立场;在深度上要解读其佛学经言、弘法思维的精神价值。
适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一代爱国高僧圆瑛大师诞辰145周年暨圆寂70周年,特于古田举办圆瑛大师与宗教中国化大会活动,发挥古田深厚文化资源优势,重续“一带一路”法缘,积极搭建海内外佛教界交流平台,实现丝路各国佛教文化的高质量合作,提升圆瑛文化对海内外佛教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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