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的故事：冤枉

我的父亲——姑且称他为老杨——去世五周年了。作为纪念，稍微写一点关于他的回忆文章吧。

老杨的文化水平，在同龄人中算比较高的。文革刚结束就考上的大学生本身就少。老杨的理科知识不错，喜欢看各种文史类的书，文笔还可以，偶尔还能写几首格律诗词，可惜留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以前在政府机关上班的时候，老杨也算是办公室一支笔杆子。不过，他的工作习惯却不太适合办公室的风格。

举个例子说，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机关的工作量其实是不饱和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报纸喝喝茶。有时候，上面下达工作任务，往往是整理文件、写报告什么的。老杨虽然平时比较懒散，但他习惯于舒舒服服、心无旁骛的懒散，而不是欠着事情懒散。所以拿到任务后，他不但是立刻开工，全速开干，而且会把工作带回家加班，有时候甚至一杯浓茶一包烟，通宵达旦熬夜地干。于是往往一两天就把上级布置三五天甚至一周的任务干完了。干完之后，他就继续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报纸看完了，就看围棋书。

于是上级领导发现，办公室其他人都在忙着工作，老杨一个人在优哉游哉地喝茶看报纸。几次下来，上级领导就提醒老杨，你要注意影响啊，上班时间别老看围棋书。

老杨很郁闷，我明明把工作都在家里提前做完了啊，不看报纸干啥？但他也懒得解释。总之就这么不痛快地混下去了。

要按现在职场的法则，老杨这么做事是大忌。明明时间够，你偏要加班提前完成，这叫内卷。加班还要回家加班，让领导看不见，这叫犯贱。五天的事你两天做完，等于明摆着让领导明白你工作量不饱满，导致给你加更多的活……老杨身犯数忌，还能毫发无损，也算拜那个时代所赐了。

（本来上面这段只是引子，写完发现，居然还是切合了这个标题。下面继续。）

老杨退休之后，也曾有想法，要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他想写历史方面的巨著，自己买了很多书，还让儿子（就是老巴我，额，以下简称儿子）帮忙找了不少网络资料，却又担心政治上踩到红线；有时候他又想写一些自己生活的回忆。儿子鼓励他写，并且愿意帮他修改和发表。儿子还建议他，不必一开始就想什么长篇巨著，每天写个一两百字，写一个小小的话题或者一件小事，积少成多也是成果。但是老杨始终只是说说而已，最终还是没有动笔。懒散的毛病一旦养成是很难改的，更何况退休后失去死线规划。老杨十余年几乎什么都没写出来。只是偶尔给儿子讲过一些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大部分也已经被遗忘。

大约在2000年左右的一天，老杨对儿子说他曾经想写的一篇文章，叫《冤枉》。

这个题目下，老杨讲了两个故事。

其一是老杨小时候，和父母姐妹住在聚新村。聚新村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当时叫市中区），是夹在人民路和学田湾正街之间的一处居住点，有些奇葩的二层小楼。老杨曾受到一些同龄孩子的欺负，孩子之间也难免发生冲突。

某一次，他踢了一个成分不太好的孩子，还造成了一点轻微的伤害，但是对方家长很大度，丝毫没有为难他，甚至没有要求他们赔偿什么。

另一次，明明是其他几个孩子打架，一个孩子受了点伤（也就是破皮流血、起包淤青这种级别的），老杨只是在旁边看戏。但后来，受伤的孩子却指是老杨打的。对方父母找过来，不依不饶，还要求赔偿。对方兄弟三个，众口一词，老杨百口莫辩。最终家里赔了钱，老杨自己也挨了一顿家里饱打。

（当时说的细节更多，但时隔二十年已经记不清楚了）。

其二是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老杨到江津插队时候的事。

知青下乡，各地的条件相差很大。重庆知青到本市下属乡村，相比到西双版纳等地的，似乎生活水平还算凑合。至少重庆气候温湿，红薯土豆之类的粗粮是非常充足的，叶子菜也不缺乏，更别说早期还有国家补贴。当然，副食品方面还是匮乏，尤其吃不到肉。

老杨插队的地方有个村民老太太，和老杨关系还不错，时不时相互借个东西、帮忙干个顺手活什么的。那老太太养了一只猫。对孤独的老太太而言，这只猫大概就像她家人一样了。

然而有一天，这只猫不见了。很可能是被其他知青，或者村民给偷去吃了。那时候大家都缺油水。这事儿在当时也很常见，又令人无计可施。抓不到什么证据，老太太也不是那种泼妇，也没有背景，就算抓住真凶也办法吧。

而老太太却怀疑是老杨干的。大概老杨是她接触最多的知青吧。

她伤心而无奈地对老杨说：“杨同志，你想要吃肉嘪，我给你煮腊肉吃嘛。你莫要吃我的猫儿塞。”

老杨并不是一个擅长表演的人，但儿子听到老杨的复述时，似乎亲耳听到了当年老太太那令人心碎的声音。

被冤枉的老杨同样无奈。他只能告诉老太太，猫不是他偷的。但这说法，对老太太是没啥说服力的。

后来，大致在90年代，老杨回到自己下乡的村子故地重游。当时老太太还在，老杨还专程对她说：“当时您的猫，确实不是我偷的。”

老太太也没吭声，不知道信不信，甚至不知道听明白没有。那时候她年龄已经很大了。

但老杨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来洗刷自己的冤屈了。

以上，就是老杨一生中关于“冤枉”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