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斯通 | 贵族注定要衰败吗？

“社会地位的本质是一个人被同代人何以待之（同时， 反过来他又如何对待他们），而不是引起那种对待的品行才能或财富。”如果我们按照这一经典的定义对贵族的社会地位予以考察的话，就会看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贵族和乡绅间保有一道相当坚实的难以逾越的屏障，而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这一屏障遭到了显著的——如果说是暂时性的——侵蚀。

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乡绅对贵族肯定还有一些忧惧感。威廉·霍利斯断然拒绝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伯爵。“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我不愿意把帽子拿在手里站着与我的女婿说话。我希望她嫁给一个忠厚诚实的绅士，我可以和他友好地侃侃而谈。”直到 16 世纪晚期，贵族仍然过着一种半君王式的生活，一大群侍从围绕陪伴在他的周围，俨然组成了一个小宫廷。他们每次出行都有一大队车马随从，当他们穿越一个村庄时，须向他们鸣钟致敬，地方乡绅也要前来向他们致意。当他们进餐时，绅士之子必须前来侍奉。当他们的信件在公众集会中大声宣读时，人们必须脱帽以示敬意。

到 17 世纪早期，尽管政府在力图保持恭敬服从观念态度的继续存在上付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但它还是被打破了。爱德华·沃克爵士认为，1615 年以后贵族数量的迅速增加，“引入了在对话交流上的平等性；这从英国人性格气质上考虑的话，结果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熟……而生蔑”。早在 1578 年，就有评论说，在诸如位于边远地区的兰开夏郡、柴郡和什罗普郡各郡，贵族得到的尊重，要远高于伦敦附近各郡贵族，因为贵族在边缘地区极为稀缺，而在后一地区却司空见惯。多年来，贵族一直是剧作家们的笑柄，不久这种批评嘲讽就在现实生活中反映了出来。当有人问亨利·雪利爵士是否认为亨廷顿伯爵是一位绅士时，他毫不客气地反驳说，“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如果我的鹰飞入任何一位贵族客厅的话，我就赶紧尾随寻找”。1620 年代和 1630年代期间，一些意味深长的小事情不断发生。一个绅士在一条狭窄的通道中推搡并辱骂卡莱尔伯爵；两个赶货运车的马夫故意冲撞埃克塞特伯爵的马车，并将之撞翻在地；一个乞丐用短棍攻击威斯特摩兰伯爵。同时，佃户对贵族不再像惯常那样的尊顺，乡绅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欢迎他们，约曼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按照他们的吩咐选举。到内战爆发时，贵族出身已不再像以前曾经的那样，或者不如几个世纪后再次出现的那样高贵。

贵族声望暴跌的各种原因已有充分详实的阐述。它们包括：贵族财富相对于乡绅的衰减；区域性财产，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相对意义上的骤然缩减；其军事力量在人员、武器、城堡和抵抗意志上的衰弱；为了金钱而不是因为美德，把荣耀的爵位封授给了太多的人，并且封授给了太多地位卑下不配享有的人；他们对佃户态度的变化，不再把他们视作劳力提供者，而是看作租金提供者；由于人们对政治和宗教问题感知程度的不断上升，他们对选举的影响削弱了；慷慨仁慈的乡村生活，为不断增长的对奢侈挥霍城市生活的偏爱取而代之；在学校和大学获得书本教育在有产阶层内部传播开来，以及国家对被证明真正有能力的管理精英的需求，都不再考虑身份地位要求；个人主义兴起无处不在的影响，加尔文主义对选民灵性等级的信仰，清教徒对个人良知的净化提升，影响了世俗社会对等级和忠顺的态度；最后是，或者实际存在，或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乡村和宫廷对宪政理论、税收方法和规模、礼拜仪式形式、审美趣味、在钱财方面的诚实，以及性道德上的日益决裂。

在 17 世纪早期，许多力量一起，导致了上层社会等级结构的全面削弱。由于一个世纪的掠夺、淡忘和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对主教制度的尊敬衰微了；由于对教士道德和教育缺陷的攻击，以及由于《新约全书》的广泛阅读，对教士的尊敬削弱了；由于国王与宫廷的性堕落、与亲西班牙外交政策和一个天主教王后的联系，对国王的尊敬削减了；由于允许甚至不是绅士的人获得了从男爵爵位，对从男爵的尊敬削弱了，由于詹姆斯和白金汉大规模的恣意封授，对骑士爵位的尊敬也削弱了。因此，17 世纪早期，历经了根据法律而对社会地位差别的硬化，而同时又出现了对教会、国家、社会和家族中权威者尊敬的衰减。毫不奇怪，贵族声望的陡然衰弱最终催产了新的宪政理论。下院议员们相信，下院天生就是一个远比上院更为重要的机构。约翰·皮姆把上院描述为，与“王国的整个下院机构”相比，只不过是“根据世袭继承和生来就享有权利的第三等级”。尽管上院和下院间在重要问题上的政治冲突，对这些思想观点起到了刺激推动作用，但它们却即刻触动了公众的心弦，而且正是由于公众的反响回应，上院被迫在 1640—1641 年不情愿地予以退却。正是这一氛围，为1640 年代后期平等派思想的流行铺平了道路，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其缘何会流行。威廉·奥弗顿从历史的角度争辩说，征服者威廉及其继承者们“造就了公爵、伯爵、男爵，以及尾随其后的强盗、流氓无赖和盗贼的主人”。他得到认可的“移走上院虚假的权力”的结论，与其平等派同伴们的结论相去甚远，根本没有什么发展。

面对越来越多对他们特权的批评，对其人身鄙视的不断增长，以及对他们权威的地方根基的侵蚀，他们极其愚蠢地试图发动一场反击，这场反击最清晰可见的特征是，暴露了他们在安全方面的过分自负。奥布里发现他们“极为可恨地自傲和自负，法国人会说‘英格兰的爵爷们好像是凶猛的恶狗’”。复辟之后即又出现了同样的评论，一个旅游者评论说，“英格兰的王公贵族……通常都有着难以让人容忍的自负和傲慢。看来，爵爷们认为，那些人与贵族属于不同等级，他要对他们专横以待”。贵族对真实或想象的冷落表现出了过分的敏感。1635 年，当阿伦德尔伯爵途经彻斯特时，因为市长没能来欢迎致意而大发雷霆。当市长最终出面致意时，阿伦德尔伯爵夺过他的手杖，大喊道“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自知之明，以及如何侍奉王国的贵族”。这一歇斯底里的怒火勃发，是贵族时过境迁、威风不再的忧虑焦躁感的征象。同一现象的另一个征象是，贵族对纹章学的狂热兴趣和乐此不疲地研究出版家族史。

17世纪早期的每一个贵族都忙于追溯过去，以寻求当前的平衡。普通法律师们在中世纪的羊皮卷手稿中苦苦求索，以为他们反对特权法庭和大法官厅法庭的主张要求提供证据；下院的反对派议员们为反对国王而苦苦翻查议会案卷；在对立者一方，劳德派教士们也对宗教改革前的教会权力和财富念念不忘；国王也在加强着其森林、逃避骑士封爵罚金和兵役免除税的中世纪权力。与之相似的是，大贵族也乐于回忆那些他们作为王权的天生世袭顾问，以及在行将就木的弹劾程序之下充任大臣犯罪审判法官的时代；他们雇用塞尔登和黑克威尔寻找上院的特权，之后，他们不遗余力、精心细致地捍卫这些特权。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意识到——或者是在科克和古文物研究者们的诱导下认识到——他们是兰尼米德阵营中男爵一方或西门·德·蒙特福特的男爵同盟者们的直系子孙。1641年，当绝望的查理一世在约克召集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大谘议会，以建议他该如何去做时，他们最重要的时刻似乎来临了。因为国王本人是力图贵族复兴的积极支持者，所以保王党人和宫廷贵族与其反对派中的贵族一样，都热切地鼓动国王召集贵族的大谘议会。1630年代个人政府的整体框架结构，依赖于教会和国家对特权的再主张。因此，主教的批评者和对贵族的挑战者，都有可能会受到严厉惩罚；因此，为了恢复对社会秩序的遵从，出卖爵位在1629年突然中止了；因此，枢密院中的世俗贵族比例由原来的2/3增加到了3/4；也因此，1639—1640年间，大量增加有爵位者特权的建议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往常一样，这一贵族复兴的尝试只不过是加速了旧秩序的衰亡。反对派中的贵族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在弹劾案中，还是在1640—1641年的斗争中，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律师和乡绅的攻城槌和挡箭牌。保王党贵族没有认识到，无论是在枢密院还是在乡村，他们都只不过是充当了国王独断专行权力意图主张的掩护。他们日益增长的傲慢，不但没有吓倒原来的敌人，而且还树立了新敌。与法国和勃兰登堡不同，在英国，有着共同利益的大特权贵族和专制王权的坚实联盟，仍然没有成熟地建立起来。当危机来临时，英国的贵族就在国王和下院的压迫下分崩离析。

本文节选自《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英] 劳伦斯•斯通 著，于民 王俊芳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