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如何缓解母职惩罚？

恰逢三八妇女节，本文谈谈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中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问题。母职惩罚是指，女性在生育孩子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工作机会受阻、收入减少等困境。母职惩罚主要是针对那些既要在外工作又要在家照顾孩子的母亲。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完全禁止各种性别歧视，但是在观念上还残存着一些习俗，例如女性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务等等，由此仍然会带来基于性别因素而形成的差异。此外，母职惩罚不仅仅是观念问题，同时也是实际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2》，OECD国家普遍存在性别工资差距，其中差距最大的是韩国，达到31.48%，北欧国家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只有4%-8%之间。经合组织2021年对25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性别工资差距占60%的因素可归结于母职惩罚，其余因素只占40%。可见，母职惩罚是性别工资差距的最重要原因。

从收入方面来说，母职惩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劳动参与率（或就业率）下降。王俊及石人炳发表在2021年第4期《人口与经济》上的论文《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边际机会成本——基于收入分层的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5期追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就业情况来看，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人力资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变量后，在妻子一方，与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后，其就业几率下降约6.6%；继续生育二孩，其就业几率再次下降9.3%（与一孩状态相比）。

二是有报酬工作时间减少。杨凡等人发表在《人口研究》2022年第5期的论文《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女性在生育一孩后的0~3年内，每月工作时间和生育前相比减少了22.2个小时。

三是工资率下降。许琪发表在2021年第5期《社会学研究》上的论文《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采用1989-2015 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每生育1个子女，女性的年工资收入下降17.0%，小时工资下降17.4%。

研究认为，女性生育后工资率下降，可能有如下四个原因：一是生孩子使母亲中断工作，工作经验减少；二是生育后工作效率下降；三是选择较低工资、但更方便照料孩子的工作；四是受到雇主的歧视。

此外，女性生育孩子后，还会出现闲暇时间减少、家务时间增加。杜凤莲等人发表在《劳动经济研究》2023年第3期的论文《中国城镇家庭的育儿时间成本》，利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CTUS) 数据研究育儿对父母时间配置的影响，估算家庭育儿时间成本。研究发现，养育孩子会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0~6岁、7~12岁和13~18岁时，母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2.6小时、7.7小时、5.0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母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4.0小时、9.1小时、8.6小时。

许琪2018年的论文《时间都去哪儿了？ ——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发现，与无子女的女性相比，有0-2岁、3-5岁、6-14岁、15-17岁的女性平均每周家务时间分别增加31.5小时、15.4小时、8.4小时、5.6小时。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按此数据计算，2023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根据育娲人口研究《中国养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具体分析，造成中国低生育率、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过高，而生育成本中，除了住房、教育等直接花费外，还有就是职业发展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这个问题对于职场妈妈尤为重要，毕竟生育和照顾孩子的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担。所以如何创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女性兼顾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是特别有意义的公共政策课题。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缓解母职惩罚、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中国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1.07%，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7.27%。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1992年以来，很多单位的托儿所消失了，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责任逐渐转移到家庭尤其是女性身上，这加重了女性的家务负担，也加重了母职工资惩罚。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许多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都超过50%，而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把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

二、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各省份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高福利国家都有比较长的产假和育儿假。例如，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励夫妇双方参与育儿。目前，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在1.8左右，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法国。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张小鹿等人发表在《劳动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的论文《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实证研究发现，父职参与（即父亲参与育儿）对男性及女性生育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倡导父职参与，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营造更加和谐的育儿氛围。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有助于减轻职场性别歧视， 削弱“母职惩罚”的负效应。

三、引进外籍保姆

虽然有育产假和托儿所，但是对于职业女性来说，看护小孩还是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其实还可以通过雇佣保姆来帮忙做家务。

但在中国城市，雇佣全天看护孩子的高价保姆已经超出了很多城市白领的经济承受能力。例如，上海有经验的保姆月工资已经上万。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雇佣来自东南亚国家保姆的工资就会低得多，会让这些家庭节省不少费用。

以中国香港为例，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2013年平均每三个有孩子的家庭，就有一个家庭雇佣外籍保姆。2019年中国香港共有外籍保姆39.9万人，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21.9万人，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有17万人。外籍保姆的最低工资为每月4630港元，平均工资为4765港元，相当于4000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现在大城市保姆工资平均10000元来计算，每个保姆可以为服务的中国家庭每月节省6000元人民币，每年节省7.2万元。中国香港只有750万人口，雇佣的外籍保姆近40万人。中国大陆如果引进300万外国保姆，相当于每年为这些家庭总共节省2000多亿的费用。

四、提倡灵活办公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

这项措施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五、适当缩短工作时长

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较长。根据OECD数据，2022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1小时，日本为1607小时，英国为1532小时，法国为1511小时，瑞典为1440小时，挪威为1425小时。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官方数据，但估计中国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不会低于日本。工作时间过长，会抑制生育行为、降低育儿时间。生育子女需要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外付出大量额外时间，工作时间过长限制居民社交和恋爱，推迟年轻人结婚时间；同时，工作时间增加激化家庭-工作矛盾，降低员工幸福感，进而降低生育意愿；此外，过长的工作时长导致育儿时间缩短，使中低收入家庭延缓生育时间。2022年韩国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这是韩国生育率倒数第一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2023年2月22日报道，英国60余家企业参加为期半年的“每周工作4天”实验后发现，与每周5天工作制相比，每周工作4天让员工身心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大多参与实验的企业打算继续实施这一工作制度。

目前国内不少企业“加班文化”盛行，“996”成为一些公司的常态，既加重了职工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压抑了生育意愿。我们建议在普遍落实《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基础上，有条件的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可适当缩短工作时间（例如实行四天半工作制），让员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既有利于缓解母职惩罚，也有利于提升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六、以母亲津贴来补偿母职惩罚

由于女性生育孩子后，会出现收入下降，而生育和养育孩子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一种正面效应。我们建议，国家财政发放母亲津贴（或育儿津贴）来补偿母职惩罚。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对于母亲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数量发放，比如可以每个一孩每月补贴1000元，每个二孩每月补贴1500元，每个三孩每月补贴2000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补贴1500元计算（即每孩每年补贴1.8万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人，则补贴当年出生的新生儿需花1800亿元。如果一直补贴到十岁（假设平均每年出生人口1000万人），则每年需花1.8万亿元。

发放母亲津贴，不但有助于补偿母职惩罚，而且有助于扩大内需、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

以上几项缓解母职惩罚的政策建议，如果能真正得到实施，可以有效地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实现家庭与事业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