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现如今，如果有人还想要讨论新闻学和新闻业的存在价值，往往会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下行后，新闻学和新闻业早就在市场和体制的双重夹击下丢盔卸甲。过去，溃败的主体，主要集中在市场化媒体以及行政级别不高的官媒。但是，3月13日央视在燕郊采访遇阻一事，却以一种荒诞不经的形式，暴露了溃军之中，亦不乏最高级媒体的身影。
中国的新闻媒体，有着严格而规范的等级制度。这种从上至下的区分，体现在新闻媒体的行政级别，主管单位以及可报道事件等诸多领域中。所以，一般来说，级别越高的媒体，往往拥有更丰富的采访资源和空间，行使舆论监督的可能性也愈高。久而久之，民意也自然而然对高级别的媒体抱有更强的期待，他们朴素地认为，当公共事件发生后，介入媒体的级别越高，就越有利于事实的核查与辨析。
只是，这种期待很难解释昨日采访遇阻一事。在行政级别上，采访的媒体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它的记者，无论是编内还是编外，在明访时，往往众星拱月般被奉为座上宾，而暗访的舆论监督则威力更加巨大，以至于坊间传闻，在当年焦点访谈牙齿最为锋利的时候，各地还会派员公关，以防家丑外露被全国知晓。
现在回看，这当然是新闻最为高光时刻，可也是一个意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即便是以最普通的标准来判定，迄今为止，新闻都未能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那些被用来臧否现时新闻不堪的案例，其偶然远远大于必然。其实，新闻的溃败一直在路上，如江河日下，一日逊过一日。
新闻业的溃败，有目共睹。但新闻学的溃败，就很难被直接观测到。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改革开放以来重启的新闻学教育，就不难发现，过去的新闻学教育，因为一顶「无学」的帽子，故而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学科中寻找着理论的支撑。尽管还并不足以和传统的社会科学相匹敌，却也有所建树。至少，它建构了一个职业应该有的道德与标准，且为实践总结出了一些可供复制的路径。
可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和积累，自打出现的第一天起，就遭遇着双重力量的拉扯。公众对低劣的新闻产品已经脱敏，对货真价实的新闻产品的需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满足。新闻所能展示的东西，离公众的期待越来越远，而诸多委屈无法言说。在这条三审三校的工作链条，任何一点突围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不仅为自己，也会为别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因此，审校不再仅仅是对事实的核查，主要目的是降低新闻的冲突性和话题感，使之始终处于安全的范围内。
回到采访遇阻一事上来，上述这些问题当然也困扰着最高级的媒体。但它们之所以是最高级的媒体，正是因为能够很快完成思维上的切换，而行政级别带来的利好，则能够很大程度上掩盖新闻不堪的现实。它们很轻易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是了解一切的。所以，当最微小的力量对它造成阻碍时，错愕和震惊被瞬间定格，成为公众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所以它需要挽尊，需要以一种恰如其分的形式重新拾起权威。于是，日常被忽视的职业共同体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在过去，采访被阻碍的事情数不胜数，如果不是遭遇强大的公众质疑，鲜有职业共同体会在第一时间发声支援。而这一声援最为巧妙的是，它将采访分为正当与不正当两种，也为后续的操作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所以，昨日的燕郊是一个所有人必须重视的分水岭。这个巨大却无形的山脉，传递出清晰而明确的信号：舆论监督的主体与行政级别无关。只要被认定为添乱，就有可能遭遇阻碍，但一旦被认定为增光添彩，那也必定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如果无法在这个新的条件下实现逻辑的自洽，未来恐怕只有险阻，而无坦途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新闻的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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